建安文学
三曹:“三曹”,指三国时期的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三人。
曹操（155-220），汉魏间政治家、军事家、诗人。字孟德，沛国（今安徽亳县）人。他对文学、书法、音乐都有深湛的修养。他的诗歌今存不足20篇，全部是乐府诗体，如《蒿里行》、《苦寒行》、《步出夏门行》、《对酒》、《短歌行》等。
曹丕（187-226），魏文帝，也是魏文学家。曹操之妻卞氏所生长子。他少有逸才，广泛阅读古今经传、诸子百家之书。他的诗歌今存约40首，如《芙蓉池作》、《于玄武陂作》、《夏日诗》、《黎阳作》《燕歌行》、《清河见挽船士新婚与妻别作》、《杂诗》等。
曹植（192-232），字子建。曹操之妻卞氏所生第三子。他自幼聪颖，10岁左右，已诵读诗、文、赋数十万言，深得曹操的宠信。曹操认为曹植在诸子中“最可定大事”，几次想立他为太子，然而由于他行为放任，屡犯法禁，后来改变主意，立曹丕为太子。
七子：建安年间(196～220)七位文学家的合称。包括：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
“七子”之称，始于曹丕所著《典论·论文》：“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期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录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这七人大体上代表了建安时期除曹氏父子而外的优秀作者，所以"七子"之说，得到后世的普遍承认。七子中除了孔融与曹操政见不合外，其余六家虽然各自经历不同，但都亲身受过汉末离乱之苦，后来投奔曹操，地位发生了变化，才有了安定、富贵的生活。他们多视曹操为知己，想依赖他干一番事业。故尔他们的诗与曹氏父子有许多共同之处。因建安七子曾同居魏都邺中，又号“邺中七子”。
“七子”中，各人又都有并称。曹植与王粲、刘桢并称“曹王”、“曹刘”。南朝肖纲《与湘东王书》：“远则扬马、曹王，近则潘陆、颜谢。”钟嵘《诗品》：“昔曹刘殆文章之圣。”王荣与刘桢并称“王刘”。胡应麒《诗薮·内篇》：“王刘以降，敷衍成篇。”
建安文学：建安文学是最富有时代精神的文学，这也正是建安文学超出前代文学而呈现自己独特风貌的可贵之处。换言之，体现时代精神，与时代背景紧密相关正是建安文学的灵魂。建安时期祸乱起自于董卓之乱，而董卓之乱正是由于东汉末年外戚和宦官相互擅权的结果。董卓之乱，使繁华京都都变成一片焦土，周围“二百里内室屋荡尽，无复鸡犬” �8�9。这个时期的作家面对惨淡的社会现实，怎能不激起他们的创作激情。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关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见也。”这正说明动乱的社会现实对建安文学的积极作用。
同时，建安后期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也对建安文学以积极的 影响。曹操先攻下邺城，又消灭了袁潭，占领了翼州，逐渐统一北方建安十三年，三国鼎立之势已成，魏、蜀、吴都在积极恢复生产。这时社会环境相对比较稳定，物质生活也比较富裕。安定的社会环境给他们提供了创作条件，使他们的创作天才得到发挥。狄德罗曾说：“什么时候产生诗人？那是经历了大灾难和忧患之后，当困乏的人们开始喘息的时候，那时想象力被伤心惨目的景象所激动，就会描绘出那些后世未曾经历的人所不认识的事物。而在那时情感在胸怀堆积、酝酿，凡是有口舌的人都有说话的需要，吐之而后快。”建安文学的繁荣正体现了这点。前一时期动乱的社会为他们提供了创作素材，安定的一社会生活又给他们提供了创作条件。悲惨的灾难记忆犹新，何况战乱刚过，很多地方满目创痍，因此，才有许多深切体验的作品问世。
建安风骨：建安风骨是建安文学的象征
建安是汉献帝的年号。当时的代表作家“三曹”、“七子”等都曾经历社会动乱，饱尝战争的忧患和颠沛。他们的创作继承了汉乐府叙事和《古诗十九首》抒情的传统，一方面反映社会灾难和人民痛苦，一方面表达建功立业、拯世济民的雄心壮志和实现国家安定统一的理想。作品词采壮丽，骨气奇高，形成了“慷慨悲凉”的独特风格。这种具有强烈的时代精神的创作原则和审美特征，后人称之为“建安风骨”。它是中国文学史上影响久远的优良传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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