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3-10-27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鲁迅无疑是最伟大的存在。他不但是中国新文学的开拓者、奠基人，而且是深刻影响20世纪中国文学历史进程的一代思想文化巨人。在文学创作领域上，鲁迅操持过小说、散文、杂文、诗歌等多种文体，且各种文体都有卓越建树。然而鲁迅最重要的贡献是在小说创作上。《伤逝》这部小说，主要是通过一对被五四新思潮唤醒了的青年的爱情悲剧的描写，深刻地指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追求个性解放的道路上呈现出的软弱性和动摇性，从而揭示出社会解放是个性解放的前提。应该说，涓生和子君的恋爱结局是悲惨的，是违背了“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的人之常情的“窠臼”的，因而也是令人寒心的。但也正因为如此，这才发人深省，催人自新。鲁迅先生曾给悲剧下过定义：“悲剧就是把美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从《离婚》到《孤独者》，即使是《祝福》这类看似带有喜剧色彩或人生希望的小说题目，在作者的笔下，这些主人公始终是在别人的一阵嬉笑或是心安理得中孤独地守着自己悲苦无尽的命运。而先生本身，则是目睹和经受了现实生活的残酷无情之后，用犀利的笔锋把现实生活中的黑暗揭示出来，从而引起疗救的注意。鲁迅是一位出色的小说家，尽管鲁迅小说的数量并不多，但其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乃至文学史上的开创性地位却十分突出。从1917年倡导文学革命以后的两三年时间，新旧文学的论争颇呈热闹气势，但新文学创作却总是不够景气。而在这一时期，首先发表了创作的短篇小说的，是鲁迅。如《狂人日记》，这是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也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开山之作。这篇小说源于鲁迅的一个巨大的前无古人的发现：封建道德的本质是“吃人”。几千年的封建历史是一部“吃人”的历史。再如《孔乙己》、《药》等，他写的这些小说绝不是对社会弱势力的同情。不然就成了一个有知冷知热心却盲目不知所措的人。他的抗争力也会和子君一样夭折在困顿的十字路口。同样，他也不会因为满肚子的愤怒而集中在某一点爆发。否则他会像狂人一样整天处于精神失常状态了。他有哀有怒。他一方面创造了出身平民、公而忘私的大禹（《治水》）和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的墨子（《非攻》）等光辉形象，意在歌颂“中国的脊梁”；另一方面，又借用古人来批判了现代社会中种种丑恶现象，意在创下“坏种的主坟”，同样显示了鲁迅对社会历史的独特发现和对现实人生的密切关注，从而表现了小说强烈的现实参与精神。五四时期的小说普遍追求个性解放，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作家自觉意识到小说改良人生，改造社会的价值，并将此贯穿于创作实践中，真正实现了我国现代小说意识的觉醒和小说价值取向的重大变革。从人性的角度进行分析，被压抑了太久的人们势必要在彷徨中颤抖着触摸被禁锢很久的正常需要。《伤逝》这篇小说被收入于《彷徨》。这篇小说的创作时间是20世纪20年代初，是鲁迅唯一一篇以青年人恋爱和婚姻为题材的小说。他所塑造的涓生这类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人物形象。他们想解放被压抑的生命力却只是在逃避现实，怯懦、自私、个人主义的性格特点呈现在了我们面前。无论是先于《伤逝》而写的《孤独者》，还是后来在1923年做的题为《娜拉走后怎样》的著名演讲，鲁迅都提出了孤独者和娜拉走出家庭枷锁后还是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继续原来的生活。正是在为觉醒了的青年无路可走的深沉悲哀中，他感觉到个性解放必须有深厚的社会基础才能实现。我的导师刘松青老师在文史课上这样评析《伤逝》：“《伤逝》这部作品，正是因为鲁迅具有深刻的政治洞察力和进步的思想，才使《伤逝》显示出了震撼人心的社会解剖力。鲁迅先生所描写的不仅是爱情悲剧，更是一种社会悲剧，这部作品有双重的悲剧性。是社会悲剧中的爱情悲剧。而当今社会上所流行的小说，早已受西方文化的影响甚大，大家都抱有极开放的态度，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道德失范，金钱至上”，无论走到哪里都有可以迎合读者需要的，拉下遮掩羞耻的布条激情一场。这些用当下盲目为了一切利益的人生态度一样急功近利。做为普遍的大学生甚至中学生，我等初读愕然，再读茫然，久而久之也就淡然了。鲁迅生活的时代是一个在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束缚下的社会。所以，即使是子君这样一位被五四时期唤醒了的少女，当她见了壁上那张铜板的雪莱半身像，她也会不好意思。这是作者在典型环境中通过典型人物形象的细节描写。从形式上看，本文采用人物手记的第一人称独白的形式进行描写，由涓生断断续续的内心独白，合成了一个悲剧性的爱情故事，这是本文最成功的地方。在相爱之初，子君在涓生的心灵里，简直是圣洁的天使和女神，是一首美丽的抒情诗。那“皮鞋的高底尖触着砖路的清响”，“带着笑窝的苍白圆脸”，“那苍白的瘦的臂膊”，那“布的有条纹的衫子，玄色的裙”……还有听他谈话时所流露的动人的表情，以及观看雪莱像时那略带羞涩的神态，在涓生的心目中，想象中，这是多么安闲超脱、高雅迷人的灵魂！他是一位“五四”时期唤醒了的知识青年，那时候，读过书的女子不多，而子君这样一位知书达礼，能听得进涓生那些话语的女性，他们“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孛生，谈泰戈尔，谈雪莱……”子君的那句关键性语言：“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力。”这是那个时代反封建、反礼教的响当当的战斗性语言，标志着青年一代民主主义的革命觉醒，有其不可否认的历史意义。对于涓生这样一位男性而言，自然是有一种找到知音的感觉，甚至产生了共同冲破封建礼教束缚、追求理想的勇气。子君的这句话，不仅让涓生欣赏，而且让他看到了她的独立与坚强。但是，他们的关系，仅仅局限在形而上学的境界里，他们彼此在灵魂和肉体上还保持着相当的距离。这样，涓生对子君的认识，就只能是“雾中看花，终隔一层”。然而雾中之花，正因为看得不甚分明，便不免有几分想念和创新，在依稀隐约中，反而更显得风姿绰约，别有韵致。因而，在恋爱中，因为保持一定的距离，彼此就不免以想象来代替现实，也就是各自按照自己的主观愿望和美学理想，用浪漫主义的想象来美化和塑造对方。而在实际生活中，他们都没有独立的正确意识，更没有独立的能力。同居以后，涓生对子君得以保持美感的距离消失了，现实主义代替了浪漫主义，形而下的关系代替了形而上的关系。这时他才“渐渐清醒地读遍了她的身体，她的灵魂，还不过三星期，对于她已经更加了解，揭去许多先前一位了解而现在看来却是隔膜，即所谓真的隔膜了。”他们都是受着传统的封建教育思想长大的，涓生从来没有想过去验证自己对未来的计划是否可行，子君也没有维持生计的本领。这一点，从她倾听涓生谈论“伊孛生……雪莱……”时，仅报以“微笑点头”而未置一辞的反应中可以看出。她完全没有在琐碎的家务以及和“官太太”的暗斗中，不能也不愿自拔。对于“喂阿随饲油鸡之类的鸡零狗碎更是倾注全力，乐此不疲”，而且“竟胖了，活泼了起来。”他们还合计过请个女仆帮忙做事。然而在那个社会，他的行为态度是极其不被允许的。那是一个谁都必须要服从的，尊卑鲜明的等级制度，就像帝王专制一样不容反抗。于是就有人告发了涓生。涓生被解职后，他那种狭隘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及其思想性格得到了充分暴露。他自认为自己的思想境界高于子君，当看到子君惊恐的神气，他大不以为然，曾责怪子君“一点极微末的小事情，便会受着很深的影响，”实际上，这只不过是以五十步笑百步，就思想本质而言，他与子君并无轩轻。他怪子君在社会面前缺乏勇气，但他自己并无积极反抗的表现和表示，他既无行动能力，又无行动愿望。当然，他也曾期望得到来自“视争取自由者为友”的社会力量的帮助，于是写了颇长的信去恳求获得生活资本的机会，结果付出艰辛的劳动却只换来几张毫无用处的书票，这是社会对他的冷淡和讽刺。对他的这种软弱无能，我们在“哀其不幸”的同时，难道不应该更多地“怒其不争”吗？面对社会压力他是这样软弱无能；面对软弱的子君却那样决绝无情，从这鲜明的对比中，不是更能看出他的思想本质吗？他不敢面对现实，只会逃避现实。当他感到子君冷漠时，实则是他对子君冷漠的反应和反映，子君不是曾经对他说：“我觉得你近来很两样了”吗？他只会可怜地躲到“通俗图书馆”里去“避难”和取暖。根本不曾想到子君的感受，更不用提想起这是他曾经视作最最温暖和融洽的家园。这也难怪，因为他根本没有思想！尤有甚者，最后，他竟忍心对子君说：“我已经不爱你了”，这决绝的表态，无疑是对子君致命的一击。“她脸色徒然变成灰黄，死了似的；瞬间又苏生，眼里也发了稚气的闪闪的光泽，这眼光射向四处，正如孩子在饥渴中寻求着慈爱的母亲，但只在空中寻求，恐怖地回避着我的眼。”女性在爱情的问题上往往趋于牺牲精神。她们甘于付出却忘了自己，以至于那些没有责任心的男人失去了心爱的人。子君在绝望中想得到救援，可她哪里能得到呢？但她也是自尊的。她只能再回到好容易才逃离的深渊——她的家里去，等待她的也只有死亡。但到死都没有责备过什么。这分明是夫权意识对传统女性的毒害，可这个可怜的女子对爱人言听计从，她得不到任何人的同情，她的亲人、朋友、爱人。许多评论文章认为涓生和子君的爱情悲剧纯是社会压迫造成的，我认为他们忽略了内因，忽略了子君和涓生，特别是涓生自身的主观原因。这个悲剧的可悲之处并不在涓生失去了子君后的痛恨，那是他自作自受，而是善良无辜的子君被毁灭。子君纯然是受害者，而涓生，他既是受害者也是加害于子君的害人者。这应该是作品的实际和鲁迅先生的本意。鲁迅先生在《伤逝》这篇小说上最大的突破是深刻地揭示了社会解放是个性解放的前提。这在同一时期的个性解放作品中就显得有些单薄。而鲁迅先生做到了。它深刻地指出了经济独立在个性解放和爱情自由中的重要性，同时也揭示了爱情本身的内在规律。我的导师刘松青在讲座中这样说：“爱情就是责任，它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安宁和幸福是要凝固的。”自由是灵魂的，因此，拥有并保持自己独立的个性，这是自由的根本前提。从学术上讲，《伤逝》作为一篇意义重大的新文学白话文，鲁迅先生在语言上的突破是震撼式的。语言是具有社会性的。因而，语言的变革往往代表着一个社会的变革，当一种新的思维融进旧的腐水里来之时，原有的表达方式自然不能使用下去了。这种语言上的变革对应了这篇文章在社会意义上突破性——这也是融知识分子问题和妇女问题于一炉的批判封建社会的作品。涓生的无情把子君逼上绝路，但他认为这样做的目的是为她着想，一则是“免得一同灭亡”，再则是她从此“更可以毫无挂念地做事”，至于动机则纯是出于“老实”、“不虚伪”的考虑。其实，这只不过是对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卑怯、自私的自欺欺人的饰词。而子君的死，同样是对涓生幸福的毁灭。期望通过个人奋斗就能解决问题，在那个时代终究是仍在南极冰山上的一根点燃的火柴，自己很快地就熄灭。在鲁迅所有的作品中，其实都融入了作者对黑暗社会和封建礼教的控诉。“这是一个人吃人的社会”不仅局限于《狂人日记》。只有全社会的反封建解放斗争像奔腾的岩浆般涌出来，社会才会拥有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