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练地摊”，就是在街头餐馆门前喝啤酒。他还喊了一个“下岗职工”同学。我们的老家都住在那偏僻的小山村——一个“被遗忘的角落”。我们老家的家相距都不远，曾同在一个破旧的学校上学。我是最早被推荐跳出“农门”进诚公干的人；那个“下岗职工”，是我进城公干后才被推荐进城当工人的。“小老板”，则是八十年代后期，进城经商办企业发达起来的“暴发户”。唯有那个“农村老家来的同学”，还在农村老家耕种着“包产到户”分给他家的二亩地。我们四人中，最富有的是“小老板”。“小老板”，天智聪明，不安分，好折腾，人称“精灵鬼”。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后”，他看不起生产队分给他的二亩薄地，整天在城市和乡村之间瞎折腾。功夫不负有心，日复一日，他还真折腾出点名堂来，现在已是腰缠万贯的百万富翁。说是百万富翁，其实资产还不止一百万，究竞有多少资产，他不讲实话，我们也不便多问，估计有三、五百万吧。他有一个珍珠岩加工厂，一栋别墅，一辆宝马，一个家庭餐馆，我们都称他为“四个一编外高干”。虽是戏言，其实一点也不假，每月净收入七、八万元，比编内高干收入高得多得多。听说近两年他又在圈地，投身房地产开发，估约么再过几年，他将踏在当地政府和民众的肩膀上把自己“生产”成千万富翁。我们四人中，最穷的是“下岗职工”。他七十年代初期，经所在大队、人民公社推荐到县化肥厂当工人。开始是“亦工亦农”性质，后来转为“集体工”，再后来转为“全民工”。他转为“全民工”不久，大概是九十年代中期，他所在的企业在经历改制后，被私营企业老板收购了，他下岗了。他是一个老老实实做实事、干活的人，在学校时的外号叫“老黄牛”。回家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后，在人民公社组织的农田水利建设工地上被评为劳动模范。他就是因为有了劳动模范的头弦后，才被当时的公社党委书记点名推荐进工厂当工人的。他进工厂后，被分配到锅炉车间烧锅炉。他在锅炉车间一干就是二十多年。他从一名普通的锅炉工，逐步成长为锅炉车间主任，全是干出来的。他不分昼夜地干，不知出了多少力，也不知流了多少汗。二十多年来，他不是被评为生产标兵，就是被评为劳动模范，荣誉证书、劳模奖状一大堆，就是不能当饭吃。从工厂下岗回家后，靠低保度日。为了生计，他到私营企业去打工，老板嫌他没枝术。他到建筑工地出苦力，工头说他年纪大。为了生计，他曾想搬回老家种地，村里干部说：“你的户口己迁走，这地没有你的份。”无奈之下，他只好扛把锄头在城郊偏僻处开了二分地种菜，以补家用。目前，他还住在工厂家属院低矮潮湿的平房里，依靠退休金生活，日子过得很艰苦。“农村老家来的同学”和我，经济状况属于“中不溜”，他有地种，我有工资，日子都还过得去。我们四人见面寒宣一阵后，便各自落座。我当仁不让地坐了上席，这倒不仅仅因为我是“官”，主要是因为我年纪大，我是哥，他们都是弟。“下岗职工”和“农村老家来的同学”分坐在桌子两边。“小老板”坐下席，一是因为他年纪小，二是因为他是东道主，今天他买单，我们这里就是这规矩。我们坐定后，我和“小老板”便天南海北的侃起来。我们一会说到“六方会谈”，一会说到“东盟峰会”，一会又扯到“小老板”的工厂生产和房地产开发，他涛涛不绝，我侃侃而谈，好象我们分别是国家和企业的新闻发言人。说到农业税减免时，“农村老家来的同学”也偶而插两句，唯有“下岗职工”一言不发，时而用疑惑的目光望望我们。饭菜端上来后，“小老板”开始行使东道主的职权：开瓶、倒酒。为了缓和一下沉闷的气氛，我殷勤地把酒端到“下岗职工”和“农村老家来的同学”面前。并带头端起酒杯与他们碰杯。酒过三巡之后，“农村老家来的同学”似呼有点酒意，主动端起酒杯与我们分别碰了三杯。“下岗职工”除被动地应对碰酒外，还主动开瓶自酌自饮。他喝完一杯又倒一杯，一杯接一杯地喝着闷酒。我担心把他喝醉了会伤身体，于是就试探着转移话题。回家后，我一直在思考“国营集体企业下岗职工应该有什么”的问题。经过反复的思考，我感到这不仅仅是原国营集体企业下岗职工应该有什么的问题，也是当前和今后国营集体私营企业职工应该有什么的问题。经过反复思索，我从我国“耕者有田”和国外国家、资本家给工人配股中受到启发，得出的结论是“耕者有其田，工者持其股”。这个命题，要想由理想变为现实，还需靠我们执政党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温馨提示：答案为网友推荐，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