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乔家大院与天津市杨柳青石家大院

整理两家兴起的基本情况资料:兴起时经营的产业、走向鼎盛的时的主要财富来源以及与官府的关系

 乔家兴衰史

  乔家大院是俗称,它的宅名叫“在中堂”。原来,房主人的名字叫乔致庸,庸是中庸,取其不偏不倚,执两用中之意,所以定宅名为“在中堂”。

  乔家如何有财力能建这么大的宅院呢?这要从乔致庸的爷爷乔贵发说起。乔贵发从小父母双亡,家中一贫如洗,不得不寄食在舅舅家中。由于舅母的歧视,乔贵发长大后回到乔家堡村独立生活。有一次,村中有人娶亲,他前去帮忙,不料迟到一步,便受到管事人的冷言冷语讽刺。乔贵发正值血气方刚的年纪,哪能受下这口气,一怒之下便去了口外,在蒙古包头苦捱了30年。

  最初,乔贵发这个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光棍汉,在包头萨拉齐厅老官营村的合成当铺做店员。店员中有一个山西姓秦的老乡,两人一见如故,便结为异姓兄弟。十多年后,两人稍有各蓄。便另起炉灶,自立门户,乔、秦二人能审时度势,同心协力,精打细算,苦心经营,从经营豆腐、烧饼以及零星杂货,进一步兼营打造银器。由于待人接物好,又善管理,生意日见兴隆。

  在这蒸蒸日上的生意面前,乔贵发及其后代格守祖训,经常警惕奋发,力求持盈保泰,不断发展。秦家子弟恰恰相反,吃喝嫖赌,生活骄奢淫逸,终于坐吃山空,入不敷出,只好逐次从号内抽出本金。秦家抽出的本金均由乔家补进,秦家抽一股,乔家往里补一股,最后,两家合资的生意成了乔家的独资生意。

  乔家在包头的买卖越来越发达,财力越来越雄厚,后来,乔家以“复盛公”字号命名的铺底,便成为包头市面上的头号大买卖。由此便产生了“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的民谚,这句民谚,是往日包头工商界和居民都知道的一句俗语:当时乔家在包头的房屋就有一千多间。

  除去票号、钱庄、商号、当铺、茶庄、粮行等生产号及其所属房产外,乔家在包头的还有菜园地280亩 ,乔家堡村有土地二百多亩。祁县城内及北京、天津、太原等地也有一些房产。至于家中所藏的金银玉器、珍宝古玩,更无法估计。有了这么多的钱,才合乔家的祁县老家建起了自己的大宅院。

  1907年,89岁的乔致庸去世,在家停丧八个月。从家中到坟地,沿街沿路,搭了十几个过街彩棚。棚中有各种纸扎。送丧时,精、细乐户十几班,鼓乐震天,仪仗队绵延数里,马车近百辆,领丧的已到坟地,扫尾的还在饭桌旁原地没动。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1937年,芦沟桥的炮声无情地打破了这个大家族的宁静生活。1938年9月,因不堪日军骚扰,“在中堂”合家老小六十余人,纷纷离去,避难于平、津等处,从此就再没有回来。乔氏家族及家规

  乔家从发迹到衰落,一共传了7世。

  第一代乔贵发为其创业者,始于包头,生了三个儿子。其中乔全美为第三个儿子,他继承了乔贵发的基业,创设了包头的“复盛号”字号,乔全美又生了两个儿子,二子乔致庸,便是今日乔家大院“在中堂”的主人了。

  乔致庸活了89岁,历经嘉靖、道光、咸丰、同治、光绪五个朝代,人称“亮财主”。他青年时秀才,后弃儒经商,讲信誉,重实效,用人才,事业大发展。于是他大兴土木,光大门庭,广交官吏,显赫一时。

  到民国初,“在中堂”由乔致庸之后代乔映霞主持。乔映奎,是“在中堂”的最后一名掌舵人,曾任祁县东部三十六村联村协会董事长。

  “在中堂”第七代,不完全统计,有40多人分散于北京、上海、太原、昆明、大同、包头、徐州等地。

  乔致庸在世时,曾捐钱买官,乔本人是“二品补用道”,分省后补,赏戴花翎。子孙亦如此,男封“大夫”,女封“宜人”,几乎人人都是官。

  为光耀门庭,乔家广结权贵,“三晋源”渠贞,是“在中堂”的侄女婿。“华北一杆笔”赵铁山,是“在中堂”的内侄。 “在中堂”家规很严,一不准纳妾,二不冷虐仆;三不准嫖妓;四不冷吸毒;五不冷赌博;六不准酗酒。家族子弟,大都受到中等以上的教育。他们办私塾,离薪聘老师,优秀者送入太谷铭贤学校、天津南开中学、大学深造。毕业后再留学美国。仅“映字辈”, 上过大学者两人。第六代兄弟20人中,11名大学生,获博士学位者2人,硕士1人,多人从事教授、翻译、工程设计等事业。
 乔家处世之道

  在过去,许多纨绔子弟往往因为穷奢极侈、挥霍无度,最后导致倾家荡产。鉴于这些教训,“在中堂”从乔致庸那时起,便订立了一些家规家法, 以约束子弟,维护家族尊严。

  那时,有钱人家大都有三妻四妾,然而乔家几代人却没有一个纳妾的。乔致庸一生娶了六房女人,全是续弦,映霞太太刘菊秀,是协和医专的校花,因为年龄悬殊,婚后女方另有所恋,结果离异,但乔映霞以后一直未娶。老三映霄,娶祁县段窑村马家的闺女为妻,民国二十四年,夫妻相偕支北平旅游,结果妻子被匪徒绑票,因未能及时营救,惨遭毒手、乔映霄终身没有再娶。  老四乔映奎,是“在中堂”的最后一位主持,他任当地政事,有一定声望,可说是百事如意,但有一件不顺心,太太只生一女,不养男儿,当时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念,按乔映奎的身份,讨个婕太太生子接续香火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慑于家规,他只是过继个侄子为自己顶立门户。

  在对待仆人方面,乔家总是宽容,不仅能保证佣人吃饱、穿暖、还尊重佣人的人格,“在中堂”里的女仆只有成年已婚的老妈子,没有未出嫁的小丫环。乔家对待佣仆都比较和善,而佣金比较丰厚,逢年过节另有赏赐,还把肉、麦、煤、柴发送到各家。对年纪大的佣仆养起来,原意回家的,每年还给些许退休金。偶有过失时,乔家从不恶语相说,也不会打骂虐待。佣仆家中遇到天灾人祸时,乔家总是热情相帮。

  因为如此,佣仆对乔家一直奉若神明:干活时尽心尽力,克尽职守。据说直到现在,乔家的一些佣人谈到主人时,还充满思念之情。乔家值得称赞的还有和睦乡里,扶危济困的一大善事。

  乔家每天在门外拴上三头牛,谁家要用就牵去,傍晚送还就是了。乡邻如有困难,像家中死人了无力埋葬的,有病无钱请医求药的,家境不好过不了年的,只要在乔家门前央告几声,便可以得珐一笔施舍。如遇灾年,“在中堂”还要开仓济赈,遇时疫流行则要施舍药物。尽管每年这种开销要花费相当的银两,但却赢得了好名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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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13-11-24
天津八大家之一石家大院

清雍正年间(1723—1735),石氏先人即从山东来到天津一带操船营运。乾隆五十年(1785),从石衷一开始落户杨柳青,其子石万程颇善经营,家资日丰。到石万程之子石献廷时期,石家已一改累代单传而人丁兴旺,家大业大。道光三年(1827),石献廷的儿子们遵照父亲遗嘱,分家另过,各立堂名。因老大石宝福早天,老二石宝善立长门福善堂;老三石宝庆立二门正廉堂;老四石宝苓立三门天锡堂;老五石宝珩立四门尊美堂。福善堂、正廉堂以及天锡堂的后世子弟中,虽也有勤勉上进、刻意经营者,但大多是纨绔子弟,吃喝玩乐,寄生度日。到清末民初,三门的家道先后中落。而尊美堂一支,石宝珩长子石元俊在咸丰十一年(1861)科考中举,官拜工部郎中,但以父老弟幼为名末曾到任,反而致力于家业经营,使得买卖兴隆,资产巨增。光绪十年(1884),石元仕继石元俊之后主持尊美堂。他不仅注重家产积累,更善于扩大政治势力。石元仕努力结交权贵,子女多与天津官绅、豪门结姻,他自己的夫人,即是两广总督张之洞的族侄女。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入侵,石元仕带头出资在家乡办“支应局”,使地方免除许多祸乱,因而得到清政府赏识,先后被李鸿章和慈禧接见,并赏给他一个四品卿衔,一时名重津门,当选为天津议会、董事会委员,从而确立了他集地主、官僚、资本家与一身的社会地位。

  民国七年(1918),石元仕七十岁生日,石府接朋引客,大摆寿筵,极尽奢华。不料次年,石元仕即背生溃疽,体弱已极,很快故去。其出丧规模,在杨柳青地区可谓空前绝后,所耗财资,难以计数。加之连年战乱,民不聊生,石家生意凋敝,地租难收,衰落之势初现。石元仕去世后,其家人即离开尊美堂老宅,全部迁往天津定居。民国二十九年(1940),石元仕夫人去世。因其娘家势力不凡,丧事必得大办,致使家业更加一蹶不振,只好负债度日。至1948年,天津解放前夕,尊美堂的大部分住宅已变卖他人。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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