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在都市里,从早到晚,从晚到早,不知要听到多少种类多少次数的叫卖声。深巷的卖花声是曾经入过诗的,当然富于诗趣,可惜我们实际已不大听到。寒夜的“茶叶蛋”“细砂粽子”“莲心粥”等等,声音发沙,十之七八似乎是“老枪”的喉咙,困在床上听去,颇有些凄清。每种叫卖声,差不多都有着特殊的情调。
我在这许多叫卖者中发见了两种幽默家。
一种是卖臭豆腐干的。每天下午五六点钟,弄堂口常有臭豆腐干担歇着或是走着叫卖,担子的一头是油锅,油锅里现炸着臭豆腐干,气味臭得难闻,卖的人大叫:“臭豆腐干!”“臭豆腐干!”态度自若。
我以为这很有意思。“说真方,卖假药”,“挂羊头,卖狗肉”,是世间一般的毛病,以香相号召的东西,实际往往是臭的。卖臭豆腐干的居然不欺骗大众,自叫“臭豆腐干”,把“臭”作为口号标语,实际的货色真是臭的。如此言行一致,名副其实,不欺骗别人的事情,恐怕世间再也找不出了吧,我想。
“臭豆腐干!”这呼声在欺诈横行的现世,俨然是一种愤世嫉俗的激越的讽刺!
还有一种五云日升楼卖报者的叫卖声。那里的卖报的和别处的不同,没有十多岁的孩子,都是些三四十岁的老枪瘪三,身子瘦得像腊鸭,深深的乱头发,青屑屑的烟脸,看去活像个鬼。早晨是不看见他们的,他们卖的总是夜报。傍晚坐电车打那儿经过,就会听到一片的发沙的卖报声。
他们所卖的似乎都是两个铜板的东西(如《新夜报》《时报》《号外》之类),叫卖的方法很特别,他们不叫“刚刚出版x x 报”,却把价目和重要新闻标题联在一起,叫起来的时候,老是用“两个铜板打头”,下面接着“要看到”三个字,再下去是当日的重要的国家大事的题目,再下去是一个“哪”字。“两个铜板要看到十九路军反抗中央哪!”在福建事变起来的时候,他们就这样叫。“两个铜板要看到剿匪胜利哪!”在剿匪消息胜利的时候,他们就这样叫。“两个铜板要看到日本副领事在南京失踪哪!”藏本事件开始的时候,他们就这样叫。
在他们的叫卖声里任何国家大事都只要花两个铜板就可以看到,似乎任何国家大事都只值两个铜板的样子。我每次听到,总深深感到冷酷的滑稽情味。
“臭豆腐干!”“两个铜板要看到x x x x 哪!”这两种叫卖声颇有幽默家的风格。前者似乎富于热情,像个矫世的君子,后者似乎鄙夷一切,像个玩世的隐士
文章就是说话。写文章就是写你要说的话。自从这个“汉字写白话”的观念建立以来,写文章变成一件比较容易的事情。这意思是说,写“你看会不会下雨”比“君以为天将雨乎”容易。它有希望成为人人具有的一种技能。当然,要把文章写得很好,写成艺术品,仍然很难。
“文章就是说话”,这句话往往遭人批评,因为明明有许多白话文学作品跟日常说话大有分别。我们不妨稍作补充,认为“文章是说话的延长”。这“延长”一词是什么意思?它表示量的增加,形式的美化和功效的扩大。“锤头是拳头的延长”,锤头所做的正是拳头要做的事情,它代替了拳头,同时也是另一种形式的拳头,比真正的拳头更有力量。文章和说话也有分别,那正是说话延长留下的痕迹。
“文章是说话的延长”,这“延长”还有“传播得很远”和“保存得很久”两个意思。口中说话,只能让附近有限的人听见,写下来就“无远弗届”。话出口之后,即生即灭,写下来就“千秋万世”了。录音技术问世以后,人说的话不经过白纸黑字也能“延长”,功效与写下来印出来相等,因此灌唱片制录音带都叫“出版”,一张唱片,如果是一个人在说故事,这张唱片也是一篇文章。
也有人说,文章写的不是话,是心思意念。不错,通常我们都以为先想后说,因此,如果有人说错了话,就有人讽刺他没有大脑。但是学者们说,我们在“想”的时候已经在“说”了,两者同时发生,是一件事。他们管“想”叫“内在语言”,管“说”叫“外在语言”。等到写下来了,就叫“书面语言”。世上不是有说谎的骗子吗?怎能说语言就是心思意念呢?这个问题有答案。所谓假话,也在骗子心里真正那样想过。当一个骗子来向你借钱的时候,他心里想:“我要骗他的钱。可是,如果他知道有借无还,一定不肯把钱拿出来,我必须保证在三个月内归还,而且加上利息。”他当然不会把这些内在语言都说出来,他只说出保证归还的那一部分。这就是我们所谓假话,假话不假,只是不完整,隐藏了不可告人的动机。
我们通常所说的写作,就是把内在的语言转换成书面语言。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我们要“表达”。表达的意思跟成语“表情达意”相近,不过表达成为文学术语以后,含意更广更深一些。表达是一种快乐,一种成就,一种权力。不能表达是一种痛苦。有人生了病,忽然不能说话,我们很同情他,为什么呢?因为他不能表达。我们对于主持广播节目的人,在报上写专栏的人,可能很景仰,很羡慕,因为他能作有效的表达。
内在语言是心灵的活动,无从和别人交通,面对面还可以察言观色,距离远了十分隔膜。心心相印和灵犀相通的是偶然的事情,而且双方所了解的不完整,更未必可靠。从前释迦牟尼在世的时候,有一次他要演讲,他在发言之前先拿起一朵花来,听讲的人中间有个人微微一笑,释迦看见那个人的笑容,就取消了那次演讲,理由是不必再讲,“我要讲什么,那个微笑的人已经知道了。”那个人真的知道了吗?那个人领会到的,和释迦要讲而没有讲出来的完全一样吗?就算两人的精神完全契合,其他那些听众又怎么办,他们怎么参加进去?就算在场所有的人都了解,他们以后要不要说出来、写出来?如果他们也不说、不写,这一部分思想怎么传开、怎么传下去?
内在语言是心灵活动,外在语言、书面语言是物质符号。物质符号能使别人听见看见,使听见看见这符号的人知道你的心思意念。如果我心里想的是“水”,你大概不会知道,如果我写出这个字来:“水”,你才明白,而“水”这个字是物质做成的,油墨纸张铅字都是物质。写作是把心灵变成物质,绘画也是,画家把他的心灵变成线条颜色固定在画布上,雕塑家、雕刻家也是,他们把自己的心灵变成一块石膏、一块铜或一块大理石。这种代表艺术家心灵的物质不再单单是物质,它有超乎物质以上的意义与价值。有人去买画,他批评一幅画的定价太贵,他计算框子值多少钱,画布值多少钱,颜料值多少钱。既然如此,他何不到店里去用那些钱买框子、画布和颜料摆在客厅里?颜料画布未经画家使用过,大理石未经雕刻家处理过,都是死的物质。同一道理,排字房里的铅字未经你我选择排列时也是死的物质。秋瑾女士把几个字排列成“秋风秋雨愁煞人”,这几个字都活了,都有生命了,因为这几个字表达了一位女革命家就义前的心情。
文学的术语跟这种物质符号叫“媒介”。可不是?我心里想的是“水”,你不知道,等我写出“水”来,你才知道,这个字在我们之间沟通传递,使你我有认识有了解,它等于是一个媒人,一个介绍人,把作者和读者撮合在一起。这个例子太简单了些,当人类开始使用文字符号的时候也许就这么简单,可是后来复杂了,例如安徒生写的《丑小鸭》,就很复杂,站在作者的角度看,《丑小鸭》代表安徒生的心灵,站在读者的角度,《丑小鸭》也代表你我。《丑小鸭》出自安徒生的心灵,进入我们的心灵,这时候,它不再是一个介绍人,不再是一个第三者。后来,丑小鸭成了典故,人人可以用这个小鸭代表他自己。
不过在学习阶段,仍要把语文符号当媒介工具来看待。凡是一种工具都有它的性能,使用者要经过学习练习,把它的性能发挥出来。我们知道某种流动的液体叫“水”,知道这个字怎么写,都是经过训练然后得到的能力。这种训练是一个起点。有人问过:写作难道是木匠做桌子吗?当然不是,不过开始起步的功夫可能和木匠做桌子差不多。文艺不大像木匠做桌子,倒有点像窑工做盘子。盘子本来是盛菜用的工具,可是博物院陈列的那些盘子都不盛菜了。“鼎”本来是烧饭用的,可是毛公鼎就不是饭锅,而是艺术品了。
一个尚未成为作家的人,可以把写作当作一项技能、一门手艺来学练。这种技能就是把内在语言变成书面语言。有些人平常能言善道,一旦提笔写作却一筹莫展,这样的人往往把写作和说话看作断然不同的两件事情。他也许听说写作是天才的工作,要由文曲星下凡来做,他也许听说有人写了一首诗立刻升了大官,有人写了一篇文章赶走了成群的鳄鱼。他也许听说作家死了,玉皇大帝派乐队来迎接他的灵魂,请他去做秘书。这还得了?我凭什么能做这件事?现在我们低调些,别把作文课堂上的人吓呆了。好的作品可以惊风雨泣鬼神,但是当初也有一个阶段像做瓷盘那样学过。欧阳修是大作家,但是字怎么写,怎么用,他母亲辛辛苦苦“画荻”教过他。单单画荻不能使欧阳公成为大作家,但是不经过画荻这一类的阶段恐怕更没有希望。欧阳公写的是文言文,要在口头语言之外另有一套书面语言,他受的训练比较复杂,今人写作,口头语言跟书面语言非常接近,有时候简单,可以一致,迈出第一步到底容易。“汉字写白话”,“我手写我口”,一个能言善道的人,或一个心思周密的人,都没有理由望着方格子发呆。只管写,写你的话,写出来再添,再改,再“延长”。
我们当然不该忘记“文章和说话不完全相同”。请注意,不是完全不同,而是“不完全相同”。这是技术方面的问题。通常,“写”比“说”简略,在电话上要说五分钟的(五分钟可以说一千字),写信也许只要三五句。老李在电话里对小王说:“明天下午我们在一块儿吃饭好不好?六点半,在中华路会宾楼,你知道这家馆子吗?在人人百货公司大楼。让我想想看,你开车来怎么走。那段路是单行道,你别走成都路,你从北门口那边绕过来,才可以靠会宾楼门口停车。好,就这么说定了,明天下午,六点半,会宾楼,先到先等,不见不散。”如果不打电话,而是写信,字数要少得多,至少,“让我想想看”之类的话不会有,因为写信可以想好了再写。把时间地点再重复一遍也无必要,因为看信的人可以重看一遍。由此可见由话变成“文”,往往要删减许多字句,这就是文学家经常主张的“简练”。这个经验,凡是在开会或演讲时作过记录的人都有,在字面上,写下来的总比说出来的少。参考资料:
http://gosoulworld.blog.sohu.com/8023332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