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汉元帝,东汉崔实有一段评价：
“近孝宣皇帝明于君人之道，审于为政之理，故严刑峻法，破奸轨之胆，海内清肃，天下密如。荐勋祖庙，享号中宗。筭计见效，优于孝文。及元帝即位，多行宽政，卒以堕损，威权始夺，遂为汉室基祸之主。政道得失，于斯可监。”
称元帝是西汉的“基祸之主”，这个评价是很严厉的。无独有偶，班固《汉书·元帝纪赞》称：
“元帝多材艺，善史书。鼓琴瑟，吹洞箫，自度曲，被歌声，分刌节度，穷极幼眇。少而好儒，及即位，征用儒生，委之以政，贡、薛、韦、匡迭为宰相。而上牵制文义，优游不断，孝宣之业衰焉。然宽弘尽下，出于恭俭，号令温雅，有古之风烈。”
较崔实而言，《汉书》的评议远为宽舒缓和，但说“孝宣之业衰焉”，其结论与崔实是相近的。而且，两家都以元帝与宣帝相对比，这不能不让我们想起宣帝那段名言，其中颇有些预言的意思，《汉书·元帝纪》曰：
“壮大，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杨恽、盖宽饶等坐刺讥辞语为罪而诛，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由是疏太子而爱淮阳王，曰：“淮阳王明察好法，宜为吾子。”
西汉雄才大略之主，似乎都有一个与自己性情相悖、志趣不谐的继承人，如高祖之有惠帝，武帝之有戾太子，以及宣帝之有元帝。三位父亲都曾因为太子“不类我”而有过（或被怀疑有过）废旧立新的念头，但或者碍于情势（如高祖），或者碍于情意（如宣帝），并未付诸实施，只有武帝朝，父子之间的矛盾才在一番阴差阳错中演变成为震动朝野的巫蛊之变。实际上，虽然史家声称宣帝以“然用太子起于细微，上少依许氏，及即位，而许后以杀死，故弗忍也”的缘故而不废太子，但其中是否有诫慎于戾太子案的前车之鉴的因素在，也未可知。对于帝国而言，皇位继嗣的人选问题干涉甚大，“天下之命，县于太子......太子正而天下定矣”,太子的道德、智慧、性情、都将会对朝政甚至是一国的兴败治废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而仅仅是一时间的废立之举所能引发的朝野上下各派政治力量的明争暗斗，其能量就足能摧毁任何一个稳固的政局。因此，对于那些谋画深远的帝王而言，这绝不会只是一个仅凭性格相契与否的简单理由就能定夺的抉择，帝王们固然不是顺天知化的先知，但他们对于帝国政治的性质和趋向总会有自己的判断，而他们的选择往往正基于这种判断。即使是汉武帝，其对于太子的废置也有深远的考虑，《资知通鉴·汉纪》称：
“初，上年二十九，乃生戾太子，甚爱之。及长，性仁恕温谨，上嫌其才能少不类己，而所幸王夫人生子闳，李夫人生子旦胥，李夫人生子髆。皇后太子宠浸衰，常有不自安之意。上觉之，谓大将军青曰：‘汉家制度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也。太子敦重好静，必能安天下，不使朕忧。欲求守文之主，安有贤于太子者乎？闻皇后与太子有不安之意，岂有之邪？可以意晓之。’大将军顿首谢，皇后闻之，脱簪请罪。”
汉武帝这番话，固然有安抚卫氏的用意，但无疑也包含了他对政治局势的深刻思考和判断。武帝一代外攘四夷，内兴礼乐，虽然武功鼎盛，制度焕然，但也造成了天下虚耗，民力罢露的恶果。武帝意识到了这种局面的危险性，同时也想到了因应之法，即要以文治代替武功，只不过他把这个改弦易辙的任务寄托在更有“守文之主”的素质的太子身上，而且我们知道，太子之所以会有这种素质，也有武帝主动加以培养的原因在（见《汉书·武五子传》）。即使后来巫蛊事发，戾太子陨命，卫氏夷灭，武帝仍旧没有更改他的想法，而且在晚年主动地开始改变既往政策，罢术士、封丞相富民侯、下轮台诏，亲自开辟守文更化之政。可以说，武帝对时政的判断和筹划是清醒且明智的，他之所以会选择戾太子刘据，并维系其继嗣的地位，并不是止出自一己好恶的偏见。至于后来居然会有父子反目为仇的事变发生，则只能归咎于不可究诘的命运了（班固：“巫蛊之祸，岂不哀哉！此不惟一江充之辜，亦有天时，非人力所致焉”。另，以上参考田余庆先生《论轮台诏》）。
武帝如此，宣帝亦然，他对太子的怀疑同样包含了某种深层的疑虑。从《元帝纪》的记载看，似乎是太子对于儒家德政的过分热情遭致了宣帝对他的训斥和担忧。但是，假如元帝只是好儒学，亲近儒生，也许并不会招致宣帝如此严重的批评，毕竟宣帝并不排斥儒学，史书记载他曾师受诗、论语、孝经，西汉最重要的学术事件石渠阁会议亦是在他的主持下召开，且太子身边最重要的儒学之臣，也是在元帝朝前期关系至重的大臣萧望之，同样是由宣帝任命为太子太傅的（萧望之在宣帝朝似乎并不被赏识，其任太子太傅也是其不得为相、退而求其次的结果，但从他受遗诏辅政这点看，宣帝还是很器重他的）。尽管宣帝更偏重以刑名法术治国，但他对儒学也说不上有什么厌恶，在这方面他毕竟不是窦太后，而时代风气也早已大异于武帝建元年间，儒家德政的治国思想已经深刻地渗透进帝国的政策当中，自董仲舒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起，这一趋势便已不可逆转，因此“德教”决不会是一种让宣帝痛心疾首的罪名。然而，“纯任德教”就不同，特别是在更改“汉家制度”的前提下任用德教，就是一种危险的举措。所谓“汉家制度”，宣帝的解释是“霸王道杂之”，这是一个难以用某种学派统摄的、充满了实践智慧和权术色彩的政治箴言，它迁流不滞、刚柔并济，能够超越任何一种纸上谈兵的政治教条，当然也隐隐透漏着了帝王权谋冷峻阴骛的色彩。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以这种原则治国的君主，他的面孔既像韩非所鼓吹的那种独裁帝王一般高深莫测，同时又有身兼儒家先王们知天遂命的优秀品格，但决不会因独裁而陷入孤立或迷狂，或因仁德而放松对律法和权力的执守。灵活明智是他的美德，《尚书·洪范》所表彰的正直、刚克、柔克的“三德”，他会审视度势，随时随地以明理通达的态度来发扬之——相信这是宣帝在对前代政治得失的严肃思考和对自身经历的真切体证的基础上所总结出的经验之谈，想必也是他希望能传诸后代君主的政治方略。但他却在自己的继承人身上看到了这一方略被背叛、被推翻的倾向，而这一倾向在宣帝看来，会给汉家政权带来危险。
不过，即便如此，我们仍不能如宣帝一般地相信元帝对儒学、周政的偏好将是汉政的灾祸，除非我们承认儒学在本质上就隔绝于政治，或者，至少它只是一种对现实政治空幻荒陋却又妄自尊大的想象和虚构。但这种结论即使是宣帝自己怕是也难以道出，于我们而言更是不可想象（在今天谁敢说这样的话呢？）。尽管我们不难从《盐铁论》等汉代文献当中了解到很多帝国的管理者们确实是以这样不屑的眼光来看待儒家，却不能想象一个帝王会以如此轻蔑的态度来评价当代的主流学术。宣帝对周政、德治并不明确的指责很快转变成对俗儒的品格和德操的抨击，“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不管宣帝对儒学的看法如何，他对于可能会发生的、由儒生主导的对既行方略的更改确实充满了忌惮，“不知所守”与对“汉家自有制度”的改变正是宣帝同一政治忌讳的两面。然而问题仍旧没有穷尽，儒生即便更改汉家制度，有如何会使人“不知所守”呢？元帝推崇的儒学、周政何以一定会是汉家的祸患而不是福祉呢——在这个问题上，关于政治理论的平章和辩难当然能够给我们最根本的答案，但缺陷则是过于虚眇，特别是对于“汉祸之基”这样切实而严厉的问题；而象宣帝所估计的那样把责任推给“俗儒”——也就是不合格的儒家——也总不能让人心惬，是的，我们不难在元帝朝找到很多“俗儒”，甚至包括那位受诏辅政的萧望之，但如果说元帝朝的问题在于任用儒生，则显然是一个通不过史实检验的答案。有一件事情最为基本：宣帝这番话是针对元帝而发的，元帝本身的素质、他的好恶才是这番话能够成立的基础，他原本就站在这个问题的核心，也许也正是我们回答这个问题的关键？
不必说，我们很难在史籍当中找到关于元帝的直率批评，尽管汉代史家距离良史标准的距离要比他们的后世同行近得多，尽管汉代文人往往能够保持其独立的人格而对帝王们的功过得失进行严厉的评判，但直接去评议一位皇帝的品性德操，特别是作出批评性的评价，却仍然是比较少见的事情。崔实《政论》所讲的“多行宽政，卒以堕损，威权始夺”，虽然是对元帝一朝政治状况的恰当描绘，却并无助于我们了解元帝的为人。倒是《汉书》中的说法能够为我们提供些许消息，“上牵制文义，优游不断”，颜师古释之为“为文义所牵制，故不断绝”；“宽弘尽下，出于恭俭，号令温雅，有古之风烈”，则是对其品德的美好称颂。显然这又是史臣以良苦用心所做出一种的尽量中正妥贴的评价。但众所周知，美德未必就能带来善政，特别是在“牵制文义，优游不断”的笼盖之下，宽宏恭俭温雅这样的美辞也只能给我们勾画出一个气质纤细、性格软弱、格局狭窄，优柔寡断，显不出丝毫阔大明朗气象的形像——如此我们可以更深一层的来理解宣帝的忧虑：德政并非不好，俗儒也并不可怕，然而以元帝的天资和性格来践行周政、统驭儒学之臣却很危险。“俗儒”们不达时宜、好以古论今，那也只是自家发昏，一位意志坚定、理智清明的君主完全能够在一大堆俗儒的喋喋不休的说词中保持清醒的判断。有一种古老的政治智慧在汉代仍旧流传：君主主政应当如登车揽辔，“乘众势以为车，御众智以为马”，如此则群臣辐凑并进，政事可不劳而治。对于宣帝而言，他当然能够六辔在手、引騑驱服，但对于元帝，做到这一点或许就要困难得多。他有可能在俗儒们嘈杂的蛊惑声中迷失掉帝国大辂的前进方向，更糟糕的是，原本应该由帝王掌握的权与势将在他出自本性的犹豫和反复当中被臣下所窃取，以至于他会陷入韩非所形容过的“三 劫”当中：臣下枉道牟利，谓之明劫；鬻宠使权，谓之事劫；私擅刑罚，谓之刑劫。韩非是古代论说君臣关系的大师，始终在为君主丧失对臣属的控制能力而忧心忡忡，“三劫”与“二患”、“五壅”等等一样，都是他所设想的君主失权的糟糕情况。然而即使以韩非这些颇为神经质的标准来衡量，元帝朝的状况也够恶劣的了。
假如要编撰元帝一朝的记事，似乎可以以一人一事为核心：一人即石显，一事即罢庙毁园。前者是元帝朝权倾朝野的宠臣，其声威浸淫一代，也随着元帝之崩殂即时陨灭；后者只是一项祭祀制度上的改革，却因其反复和轻易，堪称元帝政治的典范。在后人看来，宦官肯定是所有君主政治的噩梦，但是在元帝的时代，宦官对朝政所能造成的破坏尚不为人所知，前代历史所能提供的教训也并不算太多，直到元帝之后，汉代的士人们才开始真切地体验到这一政治痈疽对于帝国肌体的可怕的侵蚀力。石显还只是让当朝大臣们焦头烂额，而且，对于自己并不稳固的地位，他也并非没有恐惧之意。而在两百年后，中常侍不仅可以肆无忌惮地去败坏汉家政权，而且还令人啼笑皆非地继续败坏了自居正统、不知变更，循行汉家故事的蜀汉。关于汉代宦官政治的渊源，萧望之既然身被其害，自然不会对其陌生，所说也应该可信。《汉书·萧望之传》称：“望之以为中书政本，宜以贤明之选，自武帝游宴后庭，故用宦者，非国旧制，又违古不近刑人之义，白欲更置士人，由是大与高、恭、显忤。”（汉书于此事并未系年，《资治通鉴》定在初元二年）早在宣帝朝，儒生中间便已弥漫着一种要求否定武帝功业的议论，最甚者如夏侯胜，就曾因为非毁先帝而下狱，这中间的是非曲直我们暂时置而不论，问题是武帝朝作为中书的宦官们，似乎并没有什么劣迹流传。的确如萧望之所说，西汉朝廷有中外之分，而武帝一代正是中朝官的势力大张的时期，中书令亦武帝所置，即《汉官仪》所说的“汉旧置中书官，领尚书事”。中书秩千石，比上大夫，品级不高不低，声名亦不甚彰，我们只知道司马迁肯定是武帝朝诸中书中的一位，而且很有可能是第一位，而对于这位品格崇高的历史学家，恐怕只有各种赞美之辞加诸其身才合适，更别说批评他作乱朝政了。如司马迁自伤所言，宦者毕竟是一种下贱、耻辱的身份，但君主们却出于一种我们现在很难理解的心态放心地来任用他们，甚至依仗他们，丝毫不顾及他们在受刑之前曾犯下的罪过。无怪乎昭帝朝的一位儒者要忍不住抱怨“古者君子不近刑人，刑人非人也，身放殛而辱后世，故无贤不肖，莫不耻也。今无行之人，贪利以陷其身，蒙戮辱而捐礼义，恒于苟生。何者？一日下蚕室，创未瘳，宿卫人主，出入宫殿，由得受奉禄，食大官享赐，身以尊荣，妻子获其饶。”（《盐铁论·周秦》）这些人的身份遭人蔑视，他们的德行更让人怀疑，他们的所作所为似乎都与权谋和诡计有关。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宦官都被视作是阴险狡诈，居心不良的一群，而这种不良的德行更因为他们距离皇权中心如此之近而变得极端危险。这个中心，从儒家的立场来看，是必须由他们包围和占领的，他们当然对自己的品德和能力要放心得多。
然而从皇权的角度看，被儒者包围与被宦官包围，也许并不是两件差别很大的事情，但肯定都是不可容忍的事情。萧望之的进言明智地把任用宦官的责任推到了汉武帝身上，却根本就没为这项“恶政”之可恶找到一条佐证，除了空洞的旧制和古义之外。而且，他还忘记说明这一“恶政”在宣帝朝不仅仍被遵循不移，而且还有被强化的趋势，而这一趋势与宣帝意欲重新聚集在武帝身后被权臣所分散和掌控的政治权力的举措相一致。宣帝出身民间，即位之初，权在霍氏。即使以霍光之贤，其存在亦让皇帝有如芒在背之感，或者出于谨慎，或者出于对这位老臣的尊敬，宣帝的厌倦和怨恨始终隐忍未发。然而霍光终于去世，宣帝立即着手剥夺作为霍光政治遗产的、依旧由霍氏子弟所掌握的中朝权力。正如大部分泰平日久的高门子弟一般，霍光的后代们全然失却了长辈们的良好德行和政治能力，却无不沾染了奢侈腐化的恶习，这样一个家族不仅不能为皇权所容，还是清议的众矢之的，更何况在许久之前，霍家妇人的毒计就已经使他们和皇帝结下了绝不能和解的仇恨。集权的方式有三，其一任用亲近，外戚许氏史氏在宣帝微贱之时即为其所依倚，当然是宣帝之腹心，丙吉对宣帝有保存之功，亲密自不待言，魏相与丙吉相推重，其志固可知。其二是驱使儒臣，这些好议论的儒生为宣帝取缔霍氏提供了充足的舆论支持。其三即改革封奏，这一项举措的用意当然是要架空仍由霍家掌控的尚书权力。在魏相、许广汉“防壅蔽”的建议下，尚书籍以掌握枢机的副封制度被废除，群臣得以绕过尚书的督察而直接进言或上书皇帝，亲近如魏相则被加官给事中而可以自由出入禁中。宣帝朝中书的权力正是在这一变革中得以扩充，他们取代了尚书而成为联络帝王和臣下的枢纽，这一点直接削弱了当时任尚书事的霍山的权能。被晾在旁边的霍山因此怨恨：“今丞相用事，县官信之，尽变易大将军时法令，以公田赋与贫民，发扬大将军过失。又诸儒生多窭人子，远客饥寒，喜妄说狂言，不避忌讳，大将军常仇之。今陛下好与诸儒生语，人人自使书对事，多言我家者。尝有上书言大将军时主弱臣强，专制擅权，今其子孙用事，昆弟益骄恣，恐危宗庙，灾异数见，尽为是也。其言绝痛，山屏不奏其书。后上书者益黠，尽奏封事，辄下中书令出取之，不关尚书，益不信人。”霍氏的哀鸣证明了宣帝举措的成效，霍家的权势很快崩坏，成为汉代诸多关于祸福相依、泰极而衰的警世故事中的一则。对于这样的故事，萧望之当然不会不了解，他一定清楚中书权力的扩充，无论在武帝朝还是在宣帝朝，都是君权集中的手段和表征，甚至是帝王权术的一部分。对于宣帝这样的君主，无论是任用亲近、儒者还是宦官，君权都是旁人不可分享的禁脔。而在萧望之看来，元帝或许并没有这样的能力，君主的权力正在被蚕食，现在是由儒家之臣来争夺这一权力的时候了。
争夺的结果众所周知：宦官们获胜，萧望之丧命，连带两位官员遭禁锢。尽管弘恭并没有来得及享用这一胜利，却有石显来发扬光大（关于弘恭，《汉书》有自相矛盾之处，根据《佞幸传》，似萧望之上罢中书宦官书之时，弘恭已死，而据《萧望之传》，弘恭当时尚在，今从《萧望之传》），他的胜绩令人震怖：“太中大夫张猛、魏郡太守京房、御史中丞陈咸、待诏贾捐之皆尝奏封事，或召见，言显短。显求索其罪，房、捐之弃市，猛自杀于公车，咸抵罪，髡为城旦。及郑令苏建得显私书奏之，后以它事论死。自是公卿以下畏显，重足一迹。”计穷智尽的儒生如贾捐之甚至不惜以邪攻邪，依旧不能撼动石显的地位。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不站在同情儒生的立场上，我们也不得不骂元帝是糊涂蛋了——要知道，汉元帝并非东汉那些尚在太后怀抱之中的儿童，更不是唐代那些在宦官和藩镇的欺压之下惶惶不可终日的可怜虫。即便他的权力已经被侵蚀，它所继承的皇帝的声威和力量依然至高无上，假如他愿意，只需花费举手之劳就能让这一班宦官灰飞烟灭，就像我们所看到的，即使是成帝这样更加不堪的君主，只要有意愿，也能让飞扬跋扈的外戚们惊吓得魂飞天外一般。宦官们的权力完全来自君主，他们的命运当然也完全由君主掌握，这正是石显为何对元帝身后自己的命运如此忧心的原因，当然也是他在成帝朝的初年就遭罢黜而死的根本原因。但在元帝朝，皇帝的怒火和力量却一次也没有施加在石显的身上，这其中当然有石显狡诈多谋的原因，但其骗术能够成功的根本原因，还是元帝太容易被蒙骗。人之易于受骗的原因很多，对于皇帝而言，对政事的无知可称是最糟糕的一种。萧望之之事，最初就是因为元帝对于文书措词的陌生而被宦官们利用，导致周堪、刘更生下狱，萧望之也不得不因此与这二人一同被贬为庶民。不久之后，他又在宦官们的蛊惑下低估了儒学之臣的自尊心，导致萧在入狱的威胁下自杀家中。汉代的大臣们往往会以自杀来逃避牢狱之厄和刀笔吏之辱，可怜这点由汉初儒生如贾谊辈苦口婆心地向君主讨来的尊严，竟被后代的佞臣们借以设计陷害儒臣。无知固然会导致错误，但是在犯错之后若能改弦易辙加以补救，仍不失为明智之举，不过，似乎这一点能力在元帝身上也不存在。萧望之的死讯传来，“天子闻之惊，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狱，果然杀吾贤傅！’是时，太官方上昼食，上乃却食，为之涕泣，哀恸左右。于是召显等责问以议不详。皆免冠谢，良久然后已。”然而他的悔恨和哀痛并没有促使他去惩治那些巧言惑主的宦官，后者仅凭着免冠称谢就抵偿了他们谋杀皇帝师傅和国之重臣的大罪，因此他的这点真情留露也只能为他的软弱和无能渲染上更加耻辱的色彩。多年以后，当元帝被曾出不穷的灾异搞得焦头烂额，而能够替这些异象承担责任的臣僚也被嫁祸得差不多了的时候，京房乘机向皇帝阐发了自己的灾异理论，将咎责指向君主最亲近之人。元帝清楚他的用意，却依旧束手无策。如果说元帝丝毫没有察觉到石显们的罪恶，或者说他从未有励精图治之心，那是不公平的，但他确实没有惩处罪恶、重新振作的气魄和能力。今天我们只能猜测，石显与外戚许、史家族的亲密关系也许会是元帝作出任何改变的一大羁绊，但能够羁縻元帝的唯一决定性的力量，其实仍是元帝本人。这种情况下很难不让人想起宣帝，东汉仲长统说道：
“宦鉴者，传言给使之臣也。拼埽是为，超走是供，传近房卧之间，交错妇人之闲，又亦实刑者之所宜也。天文，宦者四星，在帝坐傍，而《周礼》有其官职。至于武皇游宴后庭，置中书之世，则以弘恭为中书令，石显为仆射。中宗严明，二鉴不敢容错其奸心也。后暨君元，常抱病而留好于音乐，悉以枢机委之石显，则昏迷雾乱之政起，而仇忠害正之祸成矣。呜呼，父子之间，相监至近，而明暗之分若此，岂不良足悲邪？”
元帝的弊政当然不是以一句“抱病而留好于音乐”便能推托掉的，但宣帝与元帝之间的如许差别，确实让人感慨系之。宣帝生长于民间，即位之前，便已亲身见证了政治利弊和民生疾苦，这段经历肯定有助于他养成一种踏实而强健的政治品德。而元帝却是那种养在深宫之中，长在妇人之手的君主，包围他的是靠谄媚来赚取利益的侍臣、永远只能使人心性败坏的伎乐，当然，还有专门为了他的圣德之养成而精心挑选来的作为教师的儒家学者。假如说侍臣、伎乐以及与世隔绝的生活将导致一位君主继承人对帝国的政事充满陌生感的话，儒臣们对这一缺陷似乎并无什么补救的能力，反而会给这种给这种陌生添上一重空疏而狂热的空想。正是这种空想促使元帝在作太子的时候就对父亲的政策说三道四。西汉第一流的儒家学者一向对时代之迁变有着清醒的认识而不会不适时宜地陷入对一种政治理念的僵化执拗的理解当中，如董仲舒，他对上古之治的赞美绝对不会转变成为要求立即施行井田制的政治冒险，他对汉家刑罚之重的忧虑也绝不会演变成对法治的摒弃。相反他会根据先王治国的精神和汉家政治的现状，主张以温和的限民名田的方法来救治时弊，并在天道阴阳的哲学框架下令人信服地布置德治与法治的主从关系。在儒学变成一种对上古乌托邦的拙劣模仿和对天道心性的放谈空论之前，这种中庸、切实的精神一直是儒学的宝贵品德。但人类渴望行动的天性是一向能够压倒任何品德的，一旦儒生们的治世理想有了付诸实践的可能性，稳健的修养也压服不住急切的热情。如今他们终于有这样的机会，而且这个机会还是一位对儒家颇有好感的君主提供的。西哲有言，文人的一大特点就是善于把自身所在的时代描绘成最糟糕的，除去那些谄媚或者软弱之辈，儒生们堪称是这句箴言的最佳表率。早在昭帝之时，西汉的儒生们就对自武帝以来的汉家政治充满怨气，整部《盐铁论》当中便充斥着他们义正词严的抱怨之声，武帝一朝的文治武功全部在贤良文学的大言炎炎当中飘摇欲坠。在武帝也自知政局艰难的情况下，他们的抱怨当然是合乎情理的，而让一班头脑里只有上古三代的书生们去充满历史感地公正评价武帝的功过得失也确实强人所难，问题是假如没有一位权臣出于政治斗争的考虑而放开言路，儒生们便绝不会有这一次在庙堂之上慷慨陈词的机会，因此他们真诚而痛切的建议很快就像即将燃烬的烛火一样被一掐而灭了。这次在昭帝始元六年进行的大辩论，除了有助于霍光在权力之争中压倒桑弘羊之外，只获得了罢除酒榷这项最无关紧要的改革。可以想象，儒生们的怨气绝不会因为这点让步就被消解，止会在长久的郁积中变得更加迫切。果然，初元五年元帝在贡禹等儒生的支持下，罢废盐、铁官，与之一同被废除的还有角抵戏、齐三服官、北假田官、常平仓等——如上文所说，儒生们对盐铁专卖政策的反感是情有可原的。关于盐、铁、酒榷的政策，汉人已有公论：“孝武皇帝情存远略，志辟四方，南伐百越，北讨强胡，西征大宛，东并朝鲜。因文、景之蓄，藉天下之饶，兵出数十年间，帑藏空竭，官民俱匮。乃兴盐铁酤榷之利，设告缗重税之令，民不堪命，起为盗贼，关东纷然，道路不通，绣衣直指之使，奋铁钺而并出，然后仅得宁息。既而觉悟，乃息兵罢役，封丞相为富民侯”，它虽然为武帝外事四夷提供了财力支持，但同时也造成了相当严重的国内问题，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儒生之所以会反对这一政策，其原因却不止如此：他们的反对是总体性的，几乎涉及武帝朝政治的所有方面，而最集中的则是武帝的武功。
尽管后世的研究者们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功绩记到了汉武帝的名下，但汉代儒生对这点恩惠似乎并不领情。的确，武帝对儒家的好感即使不是虚伪的，也只是肤浅的和善变的，在这位君主的治下，儒家的境遇固然好了一些，但恐怕只比那些被俳优蓄之的弄臣们好一点，止是帝国用以润色宏业的一缕装饰而已。夏侯胜的观点值得重温一下：“武帝虽有攘四夷广土斥境之功，然多杀士众，竭民财力，奢泰亡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半。蝗虫大起，赤地数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积至今未复。”在域外斥地数万里的战功怎么能够掩盖在国内赤地数千里的酷政呢？关于匈奴之患，《汉书·匈奴传赞》记载了董仲舒主张的应制之策：“义动君子，利动贪人，如匈奴者，非可以仁义说也，独可说以厚利，结之於天耳。故与之厚利，以没其意；与盟於天，以坚其约；质其爱子，以累其心。匈奴虽欲展转，奈失重利何，奈欺上天何，奈杀爱子何。夫赋敛行赂，不足以当三军之费，城郭之固，无以异於贞士之约，而使边城守境之民，父兄缓带，稚子咽哺，胡马不窥於长城，而羽檄不行於中国，不亦便於天下乎！”这一策略，班固就已批评其“未合于当时而有阙于后世”，不过我们至少可以看出，董仲舒对于对外用兵并不热衷，主张采用较为和平的手段来达到抑制匈奴的目的，而这也正是很多儒生的想法。儒生们不会对匈奴之患视而不见，但大规模对外用兵所将造成的弊病也肯定会让他们心存恐惧，在这种情况下，西汉早期为帝国赢取多年和平的和亲政策也许是很多儒者所心仪的。在元狩年间的一次是战是和的争论当中，博士狄山便提倡和亲以反对张汤的主战观念，因此被对手斥为“愚儒无知”。武帝的“国是”既定，狄山的看法自然遭到贬斥，而狄山本人的遭遇也恰足以代表儒家在这一问题上手足无措的境况：他被武帝派去边疆戍守亭障，“至月余，匈奴斩山头而去。”京城里面坐而论道的太平犬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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