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末兴起的全球民主化浪潮把许多发展中国家卷入其中，至今，向民主的转型已持续了30多年，但目前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出现了危机，陷入了民主困境。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为何失灵？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如何从中吸取教训，走科学的民主发展道路？
一、发展中国家“民主化失灵”的表现
20世纪后期以多党竞争性选举、
三权分立、议会制度为主要特征的西方民主化的浪潮开始席卷全球，有90多个国家卷入其中，成为新兴民主国家。其中，大部分是发展中国家。一晃30多年过去了，今天，当我们观察和分析它们的民主实践时就会发现，民主化在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出现了失灵。西方民主并没有给这些发展中国家带来人们所预期的和平、发展与繁荣，反而带来了不少恶果。主要表现在：
1．带来持续的社会动荡和冲突，甚至战争
民主搞得好是有利于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搞不好，就会带来动乱。但遗憾的是，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往往是后者。伴随着西方民主的引进，发展中国家普遍出现了持续不断的社会动荡和冲突。非洲国家早在20世纪60年代非殖民化的过程中，在实行多党制的26个国家中，发生军事政变的就有17个，占85%。进入90年代，伴随多党制民主化高潮，党派斗争、部族仇恨、宗教冲突、边界争端，引发了大规模的内战、内乱，很多国家成了硝烟滚滚的战场。在40个实行多党制的国家中，有30多个国家政局不稳。进入21世纪，民主化动荡仍然在不少国家延续。近年来，肯尼亚、
黎巴嫩、孟加拉、菲律宾、
格鲁吉亚、斯里兰卡、尼日利亚等发展中国家危机频繁、动荡不止。2007年12月,肯尼亚总统大选引起种族矛盾大爆发，暴力、骚乱造成至少近500人死亡，25万人无家可归。可以说，民主化在一定程度上成了社会无序的代名词。曼斯菲尔和施耐德在其合著的《选举到厮杀：为什么新兴民主国家走向战争》一书中指出，整个20世纪90年代许多国家举行自由选举后，便立即进入战争状态，
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厄瓜多尔和
秘鲁、埃塞而比亚和厄立特里亚都在选举民主的旗帜下兵戎相见，引发内部冲突或外部战争，民主不是以常态出现，而是与“暴政”相伴生，面目狰狞、令人恐怖。
2．
内耗严重，治理效能低下
拉里·戴蒙德认为，民主存在“同意与效率”的矛盾。民主需要同意，但要征得同意需要一个相对复杂的程序和过程，这就可能要牺牲效率。[1]民主伴随着低效率、相互扯皮等现象，这是发展中国家民主化进程中普遍遇到的问题。无论是决策还是执行，效能低下。不同政党、利益集团间无休止地论证争辩并相互掣肘，议而不决，往往延误时机，影响发展。同时，由于相互牵扯，政令不畅、难以集中力量办事，造成执行效能低。最具代表性的是印度。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报告称，在印度开办一项业务所花的时间是在中国的两倍，注册资产在印度要用67天，而在中国只需32天；履行合约在印度要用425天，而在中国只需241天。印度社会基础设施要比中国落后几十年，这也是制约印度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在印度，几乎每一项关乎资金土地动用的议题都要充分讨论再讨论，很多时候由于分歧太大，议题只能搁置，而且工作效率低下，最后的结果可能就是不了了之。要建一条高速公路，几乎都是不可能的任务，这也是为什么到现在印度也只有几条高速公路的原因。印度曾想仿效中国搞几百个
经济特区，但各方争吵不休，至今一个特区也没建起来。
3．引发政治腐败
民主有利于遏制腐败，所以人们对民主防腐的预期很高。但民主转型国家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清廉，相反却充斥着严重的腐败。非洲是腐败的重灾区，其贪腐问题和
艾滋病问题一样严重。拉美国家也是腐败严重的地区，据“透明国际”2010年全球国家清廉指数排名，被统计的26个拉美和加勒比国家中，有20个国家在5分以下（评分采用10分制，10为最清廉，分值越低越腐败）。这些地区的国家大部分是民主化转型的发展中国家。亚洲的民主转型国家的腐败同样严重，早就是民主体制的菲律宾、印度被称为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典范，但提起菲律宾，腐败是其主要标签。印度则是举世公认的腐败国家的典型。在印尼，腐败几乎已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在2010年亚太最腐败地区的调查中，印尼得分9.07(总分10)，列第一位，
柬埔寨第二，泰国第五。[2]我国
台湾省自搞民选开始，
民进党腐败速度空前，
陈水扁的执政团队几乎无人抽身事外。西亚的阿富汗、
伊拉克“被民主化”后也迅速腐败，在“透明国际”2010年腐败程度排列榜上，两国分列第三、第四位。中亚的吉尔吉斯斯坦颜色革命后民选政府迅速腐败，被反对派赶下台，2010年的全国性骚乱也主要是由严重腐败引发的。民主转型带来的严重腐败令人困惑，以至于有人提出为什么会“越民主、越腐败”的疑问。[3]
4．影响经济发展，造成贫困落后
民主是否促进经济发展是个争议性的话题。其中，民主能促进经济发展的“民主增长论”是一个重要观点。西方向发展中国家输出民主的一个诱人的借口就是“民主增长论”，许多发展中国家接受西方民主也希望民主能给他们带来富裕。但
第三世界许多民主化实验结果却是“反增长的”，属于“非增长友好型”。[4]民主化并未带来预期的增长“红利”，反而影响了经济发展，导致了贫困。非洲一直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地区，在世界上最不发达的48个国家中，非洲占了33个，达2/3。贫穷的原因很多，但民主化造成的混乱影响是重要因素。20世纪八九十年代，众多拉美国家实现了“民主化”，然而同时期也是拉美经济停滞和迷失的时期，到现在拉美贫困人口比例高达40％，是世界上贫富分化、社会问题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在亚洲，长期实行西方民主的印度、菲律宾，没有一个进入到新兴工业国的行列。菲律宾50年前是仅次于日本的亚洲第二富国，实行美式民主50多年后的今天，它已经成为亚洲最不发达的经济体之一。印度实行民主已60多年，但据联合国公布的2010年度多维贫困指数(MPI)显示，印度约有55%的人口是穷人。[5]在民主化20年后的蒙古，有1/3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下。“被民主”后的伊拉克、阿富汗一直在战火中生存，根本谈不上发展。吉尔吉斯是
中亚五国民主化最深的国家，却也是中亚五国最贫穷的国家。2011年经济成长率2.7％，是五国中最低的。希望西式民主带来西式发达，这是民主转型国家和地区的良好愿望，但客观事实往往给出的是相反的答案。以至于有人说：“在全世界，你找不出一个不属西方殖民体系，光凭‘民主’发达的例子。”[6]
二、发展中国家“民主化失灵”的主要原因
不同的国家“民主化失灵”的具体原因不尽相同。但从总体上说，是在如何认识和发展民主上出了问题。民主的发展状况既受客观条件的制约，也受主观民主化策略的影响。如果不能把主客观两方面的条件结合好，民主就很难健康发展。许多发展中国家往往民主化客观条件不充分，又没有选择正确的民主发展道路，必然导致“民主化失灵”。
（一）主观原因
“民主化失灵”的主观原因，主要是民主转型国家没有认清民主发展的规律，没有找到民主化的正确策略和方式，没有找到正确的民主发展道路。
1．没有根据自己的国情探索民主之路，简单照搬“西方民主”模式
民主要与本国国情相适应，包括要与本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历史文化传统相适应。不从这些国情出发，只简单照搬西方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注定是失败的。西方
发达国家的民主模式及发展程度是由这些国家的思想文化条件、历史传统及发达的经济水平所决定并经过几百年的发展而形成的。发展中国家大多既无民主的历史传统，也缺乏西方民主所必备的社会条件，可以说民主的土壤非常贫瘠，在这样的土壤上，如果非要移植“西式民主”，其结果要么难以存活，要么因营养不良而成为病态的民主。
2．对民主内容的理解片面，把竞争性选举看成是民主的唯一本质
许多发展中国家对民主的理解几乎都来自西方的经验，而西方对民主的定义中占主导地位的是约瑟夫·熊彼特到塞缪尔·亨廷顿倡导的程序性定义：民主是人民通过竞争性的选举来挑选领袖。由此，导致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民主走向了“选举主义”误区，它们天真地认为大家一起来参与选举就是民主了。其实，民主是一项系统工程，它必须有选举之外的许多制度保证才能实现。如果只抓住选举，不及其余，必然漏洞百出。
3．推进民主的方式、策略失当，采用“休克疗法”的激进的民主化策略
民主转型能否成功，选择恰当的民主的时机、速度和方式是关键。民主时机、速度和方式的选择不是任意的，而是有条件的，需要从这些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阶段出发，要考虑这些国家制度、历史、文化、国民素质等实际状况。任何超越发展阶段和水平，脱离实际，过早、过快地推行民主，都会造成民主的挫折或失败。“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民主政治出现了问题，主要是那里的激进民主化所致。”[7]如前所述，多数发展中国家民主化的前提条件并不具备，但却不顾条件地急于民主化。结果，政治参与的迅猛扩大超过了政治制度化水平就会引发混乱。
（二）客观原因
民主是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任何先于一定程度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水平的民主都不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民主。发展中国家民主化大都是在条件不具备或不充分的情况下进行的，这样的民主都带有“早产儿”的特征，早产的民主变革必然带有太多的副作用。
1．经济发展水平低，贫困问题严重，民主的经济条件不充分
一定程度的经济发展水平是民主的必要经济基础。任何先于这种经济程度而产生的民主都是先天不足的民主，其在后天的发展中必然会出问题。现代政治学的研究大多认定，向民主过渡需要有“中等或中上等经济发展水平”是有道理的。向民主转型的发展中国家普遍贫穷落后，根本达不到“中等经济发展水平”，其民主化必然面临着贫困的威胁。无论是普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