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所引发的民族危机促使思想界产生了理论危机，民主、立宪等理论是上个世纪之交中国人向西方寻求的“救命稻草”，落实到作为政治家的孙中山身上，情况更加明显。孙中山成长的背景比较特殊，受西学影响比较深，这直接影响他的理论选择以及政治实践，孙中山提出的“万能政府”思想初看起来显然同西方的宪政理念背道而驰，然而二者不乏相通之处。孙中山的“万能政府”实际上有一个限制性前提，即“权能分立”。权，即政权，归全体人民；能，即治权，归政府。“权”对“能”享有绝对制约力，这与西方宪政意义上政府权力受到制约有异曲同工之处，只不过制约主体发生变化。在这一相通之处背后，二者的分歧又显然可见，孙中山之五权分立与西方政制的三权分立内在逻辑迥异，前者只为职能分工，各行其职，后者不但要分工，更要在分工基础上进行制衡。另一方面，孙中山之政府设计又与中国传统理念相似，即都倚重于执政者的德行，追求“贤人政治”。这又延伸出两个话题：贤人从何而来？如何去治理？在孙看来，治理的准则就是其“五权宪法”思想，而与“贤人”相关的则是“以党治国”的思想。五权宪法思想并非仅指立法、司法、行政、弹劾、考试五权的分立，而是包括了权能分立和自治思想。权能分立之下，经由地方自治之载体国民大会行使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项政权，以制约政府所拥有的五项治权。然而，这只是宪政既成的理想状态，孙中山也意识到达成目标的困难，因此提出“革命程序论”，希望借助政党之力推动这一进程。
孙中山一生都是在不断探索、不断实践，区别于单纯的知识分子，孙所秉持的思想理念及其制度设计都是着眼于具体的政治活动，是为了达到其设想的理想秩序，加之其实践家的角色定位，他往往不得不裁减自己的理想设计去适应现实需要。而民初政治有序少，无序多，各种利益格局不断被打破，不断被重塑，置身其中，不能不出现思想上的波动、游离乃至变化。更重要的是，对于不可知的未来，任何人即使孙所谓的“先知先觉者”也不可能形成一套既定的完美方案。因此，变化着的历史背景因素是孙中山宪政思想研究不可缺失的考察对象。
可以说，中西理论参照之纬度与近代历史考察之经度的交织，使得孙中山宪政思想变得丰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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