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想结合的事件： 红军实行战略大转移即二万五千里长征；毛泽东思想；工农联合路线等。
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本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必须遵循的基本思想原则。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产生了两次巨大的历史性飞跃：第一次是毛泽东同志率领秋收起义部队进军井冈山，开创“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另一次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同志开创的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
回顾第一次飞跃的历程，分析和研究它产生的原因，对于正确认识和深刻理解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自己思想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大国，革命的道路应该如何走？在马克思主义著作里找不到现成的答案。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党的工作重点一直放在城市。第一次大革命失败表明，中国共产党还是一个幼年的党。党的不成熟性突出表现在还没有找到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还没有能自觉提出和解决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方向、途径和原则等根本问题。一方面，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质和精髓还没有真正透彻的了解，还不善于把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与马列主义的个别论断和词句分开，不善于应用外国的经验到中国革命的特殊环境中来；另一方面，党对中国社会、国情也缺乏系统而深刻的认识。因此，还谈不上二者的真正结合。这就出现了把共产国际决议及苏联经验教条化、神圣化的倾向。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以后的一段时间，党所领导的武装起义，仍然是照搬俄国革命以城市为中心的模式。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最初也是以夺取湖南省会长沙为主要目标。1927年9月9日秋收起义爆发后，工农革命军分三路向预定目标进攻。起义部队虽然攻克了醴陵、浏阳等县城和一些集镇，但很快便遭受挫折。可是，当时中共中央和湖南省委某些人仍未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湖南省委书记彭公达仍坚持湖南全省“第二次暴动”，发动全省起义，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余洒度“仍主张取浏阳直攻长沙”①，而且中共中央派任弼时为全权代表，指挥省委执行原定暴动计划，不许丝毫游移。
在这军事失利的严峻关头，毛泽东同志力排众议，果断地放弃攻打长沙，重新进行战略部署，并写信给湖南省委，要求停止毫无胜利希望的长沙暴动。当各路起义部队退至浏阳文家市时，毛泽东同志在那里主持召开了前委会议，正确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毛泽东同志认为在敌强我弱、革命处于低潮、敌人的主要力量在城市、无产阶级在城市暂时失败难于立足的形势下，硬要打大城市，等于以卵击石，自我灭亡，并说服了大多数同志。会议决定“保存实力，应退萍乡”，并在“次日部队即向萍乡退却”②，然后经莲花、永新、到达宁冈,进入井冈山地区，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这一转变的伟大意义，就在于成功地开始了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向农村转移，从实践上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光辉道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革命队伍正是循着这条道路，把落后的农村建成了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壮大了自己的力量，最终取得了民主革命的全面胜利。井冈山道路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也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第一次飞跃的起点。毛泽东在总结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斗争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并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科学理论，表明我党在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一历史过程中，已经取得了创造性的巨大成果，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和运用，对于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发展规律的认识，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开始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飞跃。
（二）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反复实践、认识的结果。
当年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进军井冈山实行战略转移，是自觉的还是被迫的呢？笔者认为必须历史地、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不可绝对化。从全党来看，在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对于党的工作中心是放在乡村还是城市的问题，都还没有解决，还是认为要以城市工作为中心。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时，包括毛泽东在内，在制定起义计划时，都主张“会师长沙，夺取省城，建立中国革命委员会湖南分会”③。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各路起义部队在战斗中均遭挫折，一时无法形成较强的战斗力。所以，从这一角度说，从文家市向罗霄山脉中段退却，可以说是“被迫”的。但是，我们更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毛泽东在领导秋收起义中实行战略转变，是有他深厚的思想基础的。他早在1925年回家养病时，就开始注意农民问题，并组织农民协会。1927年初，他在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时提出了建立农民武装的主张。第一次大革命后期，面对阶级斗争激化的形势，毛泽东开始提出类似后来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1927年7月4日，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谈到保存武装力量问题时指出：“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并提出了“上山”的主张，他说：“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④同年8月9日，他在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到组织革命武装问题时说：“„„要在湖南形成一师的武装，占据五六县，形成一政治基础，发展全省的土地革命，纵然失败也不用去广东而应上山。”⑤9月初，他又在安源张家湾召开的秋收起义军事会议决定：工农革命军第二团“无论如何不能放弃萍安，使敌人切断我们的退路”⑥。说明毛泽东在部署秋收起义时就有了撤退的思想准备，并确定了撤退的路线。在各路起义部队到达文家市后召开的前委会上，毛泽东针对有人不同意他的意见，觉得革命革到山上做“山大王”去了的看法，说：“我们这山大王是特殊的山大王，是共产党领导的有主义、有政策、有办法的山大王，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工农武装。”⑦所以说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进军井冈山实行战略转变，是他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
实践证明，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是一项开拓性、创造性的工作。实现这个结合，首先，要找到结合的具体形式。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科学地分析了旧中国的国情，社会各阶级的状况，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掌握了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这个有效的形式。其次，这种结合又是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循环反复的长期过程。这种认识上的质变、飞跃是多次量变积累的结果。
（三）
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永久课题和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胜利后面临的历史任务，就是如何带领中国人民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这无论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还是对世界现代化进程，都是一个崭新的课题。既不能照搬任何其它国家先前的模式和经验，也无法从马克思著作中寻找现成的答案，只有在实践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进行新的探索，才能找到自己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我国的社会主义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生产力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人口多，底子薄，商品生产极不发达，而且发展极不平衡。在这样一个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路子怎么走？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为此进行过反复的探索，取得了重要的成就和经验，也经历了多次曲折，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基于时代新变化——“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两大主题”；基于新科技革命引起世界经济一体化日益加深，从而“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基于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将在两种社会制度长期共存，既和平共处又相互斗争的复杂情况下进行这一事实；特别是基于“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错误的严重教训；他从时代新变化、世界新格局、中国新情况出发，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时代特征和当代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逐步形成和发展了作为我国新时期路线、方针和政策的理论基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新成果。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首次明确提出“走自己的路”，并将它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加以联系起来。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他多次论述了“革命和建设都要走自己的路”的思想。1982年9月，他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说：“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⑧十二大文件从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局面的角度，阐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关理论和政策问题。1987年党的十三大文件，概括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一系列科学观点。这些观点，构成了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初步回答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任务、动力、条件、布局和国际环境等基本问题，规划了我们前进和科学轨道。1991年3月，中共中央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的建议，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概括为十二条主要原则。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谈话，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对多年来时常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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