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时期长孙无忌与魏征谁是宰相?

两人的介绍

长孙无忌
长孙无忌(?-659年),字辅机,河南洛阳人。先世乃鲜卑族拓跋氏,北魏皇族支系,后改为长孙氏。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内兄,文德顺圣皇后的哥哥。

长孙无忌非常好学,“该博文史”。隋朝义宁元年(617年),李渊起兵太原。无忌进见,渊爱其才略,授任渭北行军典签。自此辅佐李世民,建立了唐朝政权,是唐朝的开国功臣,以功第一,封齐国公,后徙赵国公。武德九年(626年),参与发动玄武门之变,帮助李世民夺取帝位。历任尚书仆射、司空。为人谨慎,改任司徒。贞观十一年(637年)奉命与房玄龄等修《贞观律》。贞观十七年,图功臣二十四人于凌烟阁,长孙无忌居第一。唐高宗即位,册封太尉,同中书门下三品。永徽二年(651年)奉命与律学士对唐律逐条解释,撰成《律疏》(宋以后称《唐律疏议》)30卷。因反对高宗立武则天为皇后,为许敬宗诬构,削爵流黔州(今贵州),自缢死。有诗三首。

两朝良佐——长孙无忌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刘敏

贞观朝功臣济济,仅唐太宗图形于凌烟阁有特殊贡献的就有24位之多,长孙无忌被列在首功之位。不过,就才能而论,他在谋臣猛将、良宰贤相中绝对算不上突出,但从与唐太宗的关系看,却是太宗的腹心。由于受到唐太宗特殊信赖,长孙无忌不但在贞观朝发挥了特殊作用,且受托辅佐高宗,成为唐初政治史上的特殊人物。



长孙无忌的先祖,出自北魏皇族拓跋氏,因有殊功,改姓长孙氏。长孙氏是北魏以来的士族高门,属于军事贵族。但长孙无忌本人,在军事方面虽有一定谋略,但并不善于统兵打仗,用唐太宗的话说:“聪明鉴悟,雅有武略”,“总兵打仗,非其所长。”〔1〕这种情况与他早年经历有关。长孙无忌的父亲去世较早,他与妹妹一同在舅父高士廉家中长大。高士廉本人“少有器局,颇涉文史”〔2〕,很有才华和名望。在这样一个文化素养高的家庭中,长孙氏兄妹受到很好的文化教育。无忌“好学,该博文史”〔1〕,妹妹也是“少好读书,造次必循礼则”〔3〕。高士廉识人很有慧眼,早在李渊父子太原起兵之前,就发现李世民是个非常之人,把长孙无忌的妹妹聘与李世民,后来李世民做皇帝,册封长孙氏为皇后。长孙无忌的年龄与李世民相仿,二人从小交往友善,妹妹嫁给李世民后,两人关系更加亲密。

从李渊父子晋阳起兵叛隋,到建立唐朝,再到统一天下,长孙无忌一直追随李世民东征西讨,但却没有什么显赫之功。他在政治舞台上显露头角,是在玄武门事变中。唐朝建立后,李渊集团发生分裂,最突出的矛盾是太子李建成和秦王李世民之间争夺皇位继承权。李世民的才能。威望和接踵而至的显赫军功,不仅使其本人产生了觊觎皇位的野心,也引起太子李建成的忌妒和不安。开始是李建成想对李世民下毒手,但没成功。李世民问秦王府的僚属们:“阽危之兆,其迹已见,将若之何?”〔4〕房玄龄对长孙无忌说:“今嫌隙已成,一旦祸机窃发,岂惟府朝涂地,乃实社稷之忧,莫若劝王行周公之事,以安国家。存亡之机,间不容发,正在今日。”长孙无忌说:“吾怀此久已,不敢发口,今吾子所言,正合吾心,谨当白之。”〔5〕于是,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同劝李世民先发制人,认为只有如此才能转危为安。

此时太子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也在加紧活动,用重金收买李世民部将尉迟敬德,遭拒绝后,又对李世民行刺,仍未得逞。李建成对李元吉说:“秦府智略之士,可惮者独房玄龄、杜如晦耳。”〔5〕于是,向李渊谗毁二人,将之逐出秦王府。这样李世民最为心腹之人只有长孙无忌仍在府中。长孙无忌坚决支持房玄龄政变的动议,与舅父高士廉和秦王部将侯君集、尉迟敬德等人日夜劝李世民诛杀太子与齐王。李世民仍犹豫不决,与灵州都督李靖商议,征求行军总管李世绩的意见,二人都表示不愿意于。正在此时,突厥南下侵犯,按惯例应由李世民督军抵御,但此次在李建成的推荐下,由李元吉代李世民督军北征,并调秦王府将领尉迟敬德等同行。他们的目的很明显,想借机抽空秦王府的精兵猛将,并计划在为李元吉饯行时杀掉李世民。李世民得知,立即与长孙无忌等商量,又派长孙无忌秘密召回房玄龄、杜如晦,共同谋划了玄武门兵变。六月四日,李世民亲率长孙无忌等十人,在玄武门成功地伏杀了李建成、李元吉。



在李世民夺取皇位继承权的兵变中,长孙无忌称得上是首功之人。在酝酿政变时,他态度坚决,竭诚劝谏;在准备政变时,他日夜奔波,内外联络;在政变之时,他不惧危难,亲至玄武门内。所以唐太宗至死不忘长孙无忌的佐命之功,临死前仍对大臣们说:“我有天下,多是此人之力。”〔1〕

李世民成了皇太子后,长孙无忌被任命为太子左庶子。不久李渊把帝位让给了李世民,长孙无忌升为左武侯大将军,后任吏部尚书,晋封齐国公,实封一千三百户。唐太宗几次要任命长孙无忌为宰相,但长孙皇后一再说:“妾备位椒房,家之贵宠极矣,诚不愿兄弟复执国政。”〔6〕她提醒太宗要吸取汉朝吕氏、霍氏等专权的教训,长孙无忌自己也要求逊职,但太宗不听,拜长孙无忌为宰相,任命他为尚书右仆射。为唐太宗夺取皇位,长孙无忌确实立有殊功,但担任宰相,他的才能似乎还不够。不能说长孙无忌不喜欢权势,但他为人谨慎小心,注意避免嫌疑,不像历史上许多外戚,依恃女儿或姐妹“椒房之宠”,肆无忌惮地攫取权力。他以盈满为戒,恳请太宗批准他辞去宰相要职,长孙皇后也为之请求,太宗不得已,让他辞去了尚书右仆射,而拜开府仪同三司。这一年,唐太宗在文武大臣的陪护下,亲至长安西郊祭祀,起驾返回时,特令长孙无忌与司空裴寂二人升用金辂以示宠幸。贞观五年(631年),长孙无忌与房玄龄、杜如晦、尉迟敬德四人,以元勋封每人一子为郡公。贞观七年,太宗册书,任命长孙无忌为司空,无忌坚决推辞不受,太宗不准,还特意写了一篇《威凤赋》,赐给长孙无忌,追思创帝业之艰难和长孙无忌的佐命之功。

唐太宗认为把朝廷要职授予长孙无忌,不是因为他是皇后的哥哥,而是鉴于他的才行。长孙无忌在玄武门兵变中表现出不凡的才能与胆识,太宗即帝位后,在一些重大事务上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贞观元年时,突厥因天灾人祸,内部矛盾激化,多部反叛,实力大衰,朝廷中许多大臣请求乘机出兵攻打突厥,但唐与突厥不久前刚订立盟约,太宗有些犹豫。长孙无忌说:“虏(突厥)不犯塞而弃信劳民,非王者之师也。”〔6〕认为“今国家务在戢兵,待其寇边,方可讨击。彼既已弱,必不能来。若深入虏廷,臣未见其可。且按甲存信,臣以为宜”〔1〕。唐太宗采纳了他的意见,放弃了马上出兵的打算。又如,唐太宗十分仰慕周代的分封制,不顾许多大臣(如魏征、李百药、颜师古等)的反对;贞观十一年,诏令以荆州都督荆王元景为首的二十一名亲王为世袭刺史,以赵州刺史长孙无忌为首的十四名功臣为世袭刺史。唐太宗正式下诏,一般大臣不敢再谏,但侍御史马周和太子左庶子于志宁仍冒死谏诤,唐太宗根本不听。最后,是以长孙无忌为首的被封功臣呈递了抗封的表文,长孙无忌又通过自己的儿媳长乐公主再三向唐太宗请求,说:“臣披荆棘事陛下,今海内宁一,奈何弃之外州,与迁徙何异!”唐太宗才不得不“诏停世到刺史”〔7〕。

可见,长孙无忌是有一定胆识和才能的。但他在贞观朝权重无比、恩宠无匹的特殊地位,是否与他是唐太宗的妻兄有关,对此历史学家纷说不一,可以肯定的有两点;一是在唐太宗内心深处,长孙无忌最可信赖,在这一点上,不但被提拔于仇敌手下的魏征不能与之相比,就是秦府旧人、名相房玄龄也稍有逊色;二是长孙无忌身兼外戚和元勋的双重身份,比较注意避嫌,与历史上某些骄横外戚绝不相同。贞观十二年,唐太宗亲幸长孙无忌府第,十六年,拜长孙无忌为司徒,十七年,唐太宗将二十四位有特殊功勋的大臣图形于凌烟阁,以彰其功,长孙无忌排在第一位。综观,长孙无忌是唐太宗推心置腹的忠臣良佐,是对贞观朝有特殊贡献的人物,这是他的主要方面。但是,他在对待君主、处理与唐太宗的关系上,也有明显的局限。

贞观后期,唐太宗心骄志满,魏征多次提出批评劝告,唐太宗口头接受,行动难改,许多大臣都阿谀奉承,歌功颂德,这些人中也包括长孙无忌。贞观十八年四月,唐太宗幸临太平官,对侍从的大臣们说:“人臣顺旨者多,犯颜者少,今朕欲自闻其失,诸公其直言无隐。”这应该是劝谏唐太宗的良机,但长孙无忌等人却违心地说:“陛下无失。”〔8〕当时,只有刘洎和马周谈了太宗的过失。同年八月,太宗对长孙无忌说:“人苦不自知其过,卿可为朕明言之。”又一次令长孙无忌谈自己的过失。长孙无忌说:“陛下武功文德,臣等将顺之不暇,又何过之可言。”唐太宗当即就指出这是“曲相谀悦”〔8〕。唐太宗晚年不好直言,难得征求大臣们意见,长孙无忌却以阿谀代替忠谏,这是他作为名臣良佐的缺陷。



晚年,唐太宗最烦心的是太子问题。贞观十七年四月,李承乾被废,之后,最有资格被立为太子的,是长孙皇后的另外两个儿子:魏王李泰和晋王李治。两人相比,李泰的条件更为优越,首先他是长孙皇后的次子,比李治年长九岁,唐太宗对他思宠逾制,令其在王府中置文学馆,听任其招揽贤人学士,赏赐甚至超过太子,还不时在言谈中暗示要立李泰为太子,待承乾被废之后,又“阴许立泰”。李治是长孙皇后的三子,唐太宗的九子,不论从年龄还是父子感情看,均处于劣势,但舅父长孙无忌却大力支持,“固请立晋王治”〔9〕。李泰、李治都是长孙无忌的外甥,长孙无忌为什么弃太宗所宠,而要立李治呢?这并非私人感情,而是有重要政治背景的。

唐太宗统治后期,长孙无忌在朝臣中权重无比,为了在太宗之后仍维持这种局面,长孙无忌希望未来的皇帝,即今日的太子,应该由一个仁孝听话的外甥充当,这样,自己会得到尊重,权势会得到保障。因晋王李治生性懦弱,成为他极力支持的对象。而魏王李泰则不同,从小聪明绝伦,稍长善作诗文,成人后喜好经籍、舆地之学,从贞观十一年开始置文学馆收纳士人,文武官员也纷投门下,形成一股政治势力。李泰恃才不恭,上品官员不放在眼里不说,关键是不去争取舅父对自己的支持。长孙无忌知道,如果李泰做皇帝,依靠重用的必定是他自己的党羽,绝不是他这个舅父,所以不愿李泰立为太子。

两子争立,一边是才华出众的李泰,一边是懦弱少能的李治,按理说,立李泰是自然的,但唐太宗不能。李泰集团的主要成员是功臣子弟,他们靠祖上资荫,身处高官,奢侈放纵,希望通过李泰当皇帝,达到驱逐元老,自己掌权的目的。李治的支持者则是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元老重臣,其中包括李绩、褚遂良等。长孙无忌既是唐朝的开国元勋,又是唐太宗的佐命大臣,是贞观政治的忠实执行者。唐太宗希望自己死后,贞观政治依然坚持下去,只能靠长孙无忌等元老重臣的辅佐,而绝不是李泰手下的那帮纨绔子弟。为此,他不得不舍爱立李治为太子。由于李治仁弱,不像自己,唐太宗在立了李治后,思想仍在动摇反复,一度又向长孙无忌提出想改立“有英武才”、“英果”似己的三子吴王李恪,被长孙无忌挡了回去,说:“晋王仁厚,守文之良王,且举棋不定则败,况储君乎?〔10〕唐太宗只好作罢,临终前,将辅佐李治的重任托与长孙无忌和褚遂良。

长孙无忌以回天之力促成李治继立,是为唐高宗。高宗即位后,立即拜长孙无忌为太尉,兼检校中书令,知尚书、门下二省事,长孙元忌辞去了知尚书省事,但仍任太尉同中书门下三品。唐高宗即位初年,实际执政的是长孙无忌。长孙无忌忠实执行唐太宗的遗训,继续推行贞观政治:贯彻均田今,社会经济进一步繁荣发展;贯彻以诗赋取士,增加进士科人选,扩大统治基础;亲自组织编写《唐律疏义》,并将之颁行全国,进一步完善了贞观法制;又平定了西突厥的叛乱,有力地维护了大唐王朝的统一;特别是恢复执行唐太宗晚年曾一度中断了的休养生息政策,终结了长期对高丽的战争,顺民情,得民心。高宗统治初年,即永徽年间,唐朝在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军事各方面都比贞观时期有所发展,被封建史家誉为“永微之治”,常与“贞观之治”相提并论。这一成果的取得,有赖于长孙无忌的忠心辅佐,有赖于股肱大臣们的齐心协力,特别是受顾命之托的长孙无忌和褚遂良二人“悉心奉国,以天下安危自任”〔1〕。唐高宗对二人也是格外尊重信赖,“恭己以听之”,尤其是长孙无忌,“以元舅辅政,凡有所言,上无不嘉纳”〔12〕。



高宗朝最大的政治事件,当属废立皇后之争,这不是单纯的妻妾之斗、后宫争宠,而是有着深刻政治背景的。长孙无忌是这一事件的主要参与者,这场斗争的结果,使他及其家族的命运发生了彻底的转变。

永徽元年(650年),唐高宗立妃王氏为皇后,但王皇后无子无宠,萧淑妃不但生有一子,而且天资聪慧,深得高宗喜爱,为此,王皇后十分憎恨萧淑妃。高宗为太子时,太宗卧病,太子入侍,结识了太宗的才人武氏(武则天),很喜欢她。太宗去世后,武才人随众宫女到感业寺做了尼姑,太宗祭日时,高宗去感业寺行香,遇到了武氏,二人相对而泣。王皇后闻知此事,暗中让武氏蓄发,劝高宗将其纳入后宫,想用武氏离间萧淑妃之宠。不久,武氏便备受宠幸,被封为昭仪,又为高宗生下一子,王皇后与萧淑妃同时失宠。武则天并不以昭仪之位为满足,还想当皇后,不惜掐死自己刚生下的女儿,以嫁祸于王皇后,迫使高宗要废王皇后,立自己为后。高宗要废王立武,在朝中引起轩然大波;以长孙无忌、褚遂良为代表的元老重臣们极力反对,以许敬宗、李义府为代表的一批臣僚则全力拥护,在元老重臣中只有李绩一人称病而不表态,经高宗再次询问,则以“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的回答,给了实际上的支持。但长孙无忌是高宗的舅父,太宗顾托掌权之臣,所以,他的意见特别重要,开始,武则天幻想争取长孙无忌的同意和支持,但使尽种种伎俩拉拢,均遭严词拒绝,这才丢掉争取元老重臣支持的想法,下决心与这些“老朽”进行一场生死的搏斗。

武则天的父亲去世很早,所以,她同许多后妃不同,在外朝没有根基,要对付长孙无忌是不易的。于是,她就拉拢一些政治上失意、对长孙无忌等不满的人,让他们为自己说话、造舆论。许敬宗、李义府、崔义玄、袁公瑜等人就成了武则天的心腹。这些人,都是卑劣无耻之徒,但武则天急需有人为他办事说话,特别是表请高宗,立她为后,充当耳目,监视长孙无忌等人,也就无法顾忌了。

永徽六年(655年),唐高宗终于不顾大臣们的冒死极谏,诏废王皇后和萧淑妃,册立武则天为皇后。因谏净,褚遂良等人被远贬蛮荒,武则天最忌恨长孙无忌,但他不同于褚遂良等,不但是佐命元勋,更是高宗的元舅,要将之搞垮,需要时机。显庆四年(659年),在武则天的授意下,由许敬宗费尽心机,把长孙无忌编织进一桩朋党案,进行恶毒陷害。许敬宗借处理太子洗马韦季方和监察御史李巢朋党案之机,诬奏韦季方与长孙元忌构陷忠臣近戚,要使权归无忌,伺机谋反。唐高宗先是吃惊不信,继而伤心怀疑,命许敬宗再察,然后面对许敬宗足未出户编造的关于韦季方交待与长孙无忌谋反的供词,哭泣道:“舅若果尔,朕决不忍杀之,天下将谓朕何,后世将谓朕何!”许敬宗举汉文帝杀舅父薄昭,天下以为明主之例宽慰高宗,又引“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的古训,催促其下决心。唐高宗懦弱昏庸,竟然不与长孙无忌对质(或者他需要不进行对质),就下诏削去了长孙无忌的太尉官职和封邑,流徙黔州,但准许按一品官供给饮食,算是对元舅的照顾,对当年为其争得帝位的报答。长孙无忌的儿子及宗族全被株连,或流或杀。三个月后,高宗又令许敬宗等人复合此案,许敬宗派大理正袁公瑜前往黔州,逼迫长孙无忌自杀。

唐高宗仁弱听话,是长孙无忌执意要立他为太子的主要原因,有讽刺意味的也正是这昏庸懦弱,最终致长孙无忌自己于死地。长孙无忌的结局冤屈而悲惨,但似乎又难以避免。他死保王皇后,反对立武则天,主要原因就是一个:王皇后出身名门(是西魏大将王思政的孙女),而武则天出身低微。不论王皇后,还是长孙无忌,都是一个多世纪以来掌握国家大权的关陇门阀士族的代表,他们关注的是关陇门阀的私利。长孙无忌在辅佐唐高宗时提拔了六名宰相,全部是周、隋大臣之后,关陇门阀成员。这种自魏晋以来门阀政治的残余状态与大唐帝国的繁荣发展是相舛的。到唐高宗上元元年(674年),追复长孙无忌官爵,令其孙长孙元翼袭封,唐文宗开成三年(838年)诏其裔孙钧为猗氏令〔11〕。靠“浩荡皇恩”才得以为令,这与长孙无忌于唐初的显赫,怎可同日而语。故长孙氏虽然得到平反,但终究是衰落了。长孙家族的兴衰,是与中国中古时期社会历史的发展大势相合的。

〔收稿日期〕2O02年7月

〔作者简介〕刘敏,女,1951年生,黑龙江哈尔滨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的教学和研究。

参考文献:

〔1〕《旧唐书·长孙无忌传》。

〔2〕《旧唐书·高士廉传》。

〔3〕《旧唐书·后妃传》。

〔4〕《旧唐书·房玄龄传》。

〔5〕《资治通鉴》卷一九一,武德九年。

〔6〕《资治通鉴》卷一九二,贞观元年。

〔7〕《资治通鉴》卷一九二,贞观元年。

〔8〕《资治通鉴》卷一九五,贞观十三年。

〔9〕《资治通鉴》卷一九七,贞观十八年。

〔10〕《资治通鉴》卷一九七,贞观十七年。

〔11〕《新唐书·太宗诸子传》。

〔12〕《资治通鉴》卷一九九,永徽二年。

唐高祖武德元年(618),李密失败后,魏征随其入关降唐,但久不见用。次年,魏征自请安抚河北,诏准后,乘驿驰至黎阳(今河南浚县),劝嵛李密的黎阳守将徐世绩归降唐朝。不久,窦建德攻占黎阳,魏征被俘。窦建德失败后,魏征又回到长安,被太子李建成引用为东宫僚属。魏征看到太子与秦王李世民的冲突日益加深,多次劝建成要先发制人,及早动手。

玄武门之变以后,李世民由于早就器重他的胆识才能,非但没有怪罪于他,而且还把他任为谏官之职,并经常引入内廷,询问政事得失。魏征喜逢知己之主,竭诚辅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加之性格耿直,往往据理抗争,从不委曲求全。有一次,唐太宗曾向魏征问道:「何谓明君、暗君?」魏征回答说:「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君之所以暗者,偏信也。以前秦二世居住深宫,不见大臣,只是偏信宦官赵高,直到天下大乱以后,自己还被蒙在鼓里;隋炀帝偏信虞世基,天下郡县多已失守,自己也不得而知。」太宗对这番话深表赞同。

贞观元年(837),魏征被升任尚书左丞。这时,有人奏告他私自提拔亲戚作官,唐太宗立即派御史大夫温彦博调查此事。结果,查无证据,纯属诬告。但唐太宗仍派人转告魏征说:「今后要远避嫌疑,不要再惹出这样的麻烦。」魏征当即面奏说:「我听说君臣之间,相互协助,义同一体。如果不讲秉公办事,只讲远避嫌疑,那么国家兴亡,或未可知。」并请求太宗要使自己作良臣而不要作忠臣。太宗询问忠臣和良臣有何区别,魏征答道:「使自己身获美名,使君主成为明君,子孙相继,福禄无疆,是为良臣;使自己身受杀戮,使君主沦为暴君,家国并丧,空有其名,是为忠臣。以此而言,二者相去甚远。」太宗点头称是。

贞观二年(628),魏征被授秘书监,并参掌朝政。不久,长孙皇后听说一位姓郑的官员有一位年仅十六七岁的女儿,才貌出众,京城之内,绝无仅有。便告诉了太宗,请求将其纳入宫中,备为嫔妃。太宗便下诏将这一女子聘为妃子。魏征听说这位女子已经许配陆家,便立即入宫进谏:「陛下为人父母,抚爱百姓,当忧其所忧,乐其所乐。居住在宫室台榭之中,要想到百姓都有屋宇之安;吃着山珍海味,要想到百姓无饥寒之患;嫔妃满院,要想到百姓有室家之欢。现在郑民之女,早已许配陆家,陛下未加详细查问,便将她纳入宫中,如果传闻出去,难道是为民父母的道理吗?」太宗听后大惊,当即深表内疚,并决定收回成命。但房玄龄等人却认为郑氏许人之事,子虚乌有,坚持诏令有效。陆家也派人递上表章,声明以前虽有资财往来,并无订亲之事。这时、唐太宗半信半疑,又召来魏征询问。魏征直截了当地说:「陆家其所以否认此事,是害怕陛下以后藉此加害于他。其中缘故十分清楚。不足为怪。」太宗这才恍然大悟,便坚决地收回了诏令。

由于魏征能够犯颜直谏,即使太宗在大怒之际,他也敢面折廷争,从不退让,所以,唐太宗有时对他也会产生敬畏之心。有一次,唐太宗想要去秦岭山中打猎取乐,行装都已准备停当,但却迟迟未能成行。后来,魏征问及此事,太宗笑着答道:「当初确有这个想法,但害怕你又要直言进谏,所以很快又打消了这个念头。」还有一次太宗得到了一只上好的鹞鹰,把它放在自己的肩膀上,很是得意。但当他看见魏征远远地向他走来时,便赶紧把鸟藏在怀中。魏征故意奏事很久,致使鹞子闷死在怀中。

贞观六年,群臣都请求太宗去泰山封禅。藉以炫耀功德和国家富强,只有魏征表示反对。唐太宗觉得奇怪,便向魏征问道:「你不主张进行封禅,是不是认为我的功劳不高、德行不尊、中国未安、四夷末服、年谷未丰、祥瑞末至吗?」魏征回答说:「陛下虽有以上六德,但自从隋末天下大乱以来,直到现在,户口并未恢复,仓库尚为空虚,而车驾东巡,千骑万乘,耗费巨大,沿途百姓承受不了。况且陛下封禅,必然万国咸集,远夷君长也要扈从。而如今中原一带,人烟稀少,灌木丛生,万国使者和远夷君长看到中国如此虚弱,岂不产生轻视之心?如果赏赐不周,就不会满足这些远人的欲望;免除赋役,也远远不能报偿百姓的破费。如此仅图虚名而受实害的事,陛下为甚么要干呢?」不久,正逢中原数州暴发了洪水,封禅之事从此停止。

贞观七年(633),魏征代王珪为侍中。同年底,中牟县丞皇甫德参向太宗上书说:「修建洛阳宫,劳弊百姓;收取地租,数量太多;妇女喜梳高髻,宫中所化。」太宗接书大怒,对宰相们说:「德参想让国家不役一人,不收地租,富人无发,才符合他的心意。」想治皇甫德参诽谤之罪。魏征谏道:「自古上书不偏激,不能触动人主之心。所谓狂夫之言,圣人择善而从。请陛下想想这个道理。」最后还强调说:「陛下最近不爱听直言,虽勉强包涵,已不像从前那样豁达自然。」唐太宗觉得魏征说得入情入理,便转怒为喜,不但没有对皇甫德参治罪,还把他提升为监察御史。

贞观十年(636),魏征奉命主持编写的《隋书》、《周书》、《梁书》、《陕书》、《齐书》(时称五代史)等,历时七年,至此完稿。其中《隋书》的序论、《梁书》、《陈书》和《齐书》的总论都是魏征所撰,时称良史。同年六月,魏征因患眼疾,请求解除侍中之职。唐太宗虽将其任为特进这一散职,但仍让其主管门下省事务,其俸禄、赏赐等一切待遇都与侍中完全相同。

贞观十二年(638),魏征看到唐太宗逐渐怠惰,懒于政事,追求奢靡,便奏上著名的《十渐不克终疏》,列举了唐太宗执政初到当前为政态度的十个变化。他还向太宗上了「十思」,即「见可欲则思知足,将兴缮则思知止,处高危则思谦降,临满盈则思挹损,遇逸乐则思撙节,在宴安则思后患,防拥蔽则思延纳,疾谗邪则思正己,行爵赏则思因喜而僭,施刑罚则思因怒而滥」。

贞观十六年(642),魏征染病卧床,唐太宗所遣探视的中使道路相望。魏征一生节俭,家无正寝,唐太宗立即下令把为自己修建小殿的材料,全部为魏征营构大屋。不久,魏征病逝家中。太宗亲临吊唁,痛哭失声,并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我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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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07-05-24
是长孙无忌

长孙无忌(?-659年),字辅机,河南洛阳人。先世乃鲜卑族拓跋氏,北魏皇族支系,后改为长孙氏。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内兄,文德顺圣皇后的哥哥。

长孙无忌非常好学,“该博文史”。隋朝义宁元年(617年),李渊起兵太原。无忌进见,渊爱其才略,授任渭北行军典签。自此辅佐李世民,建立了唐朝政权,是唐朝的开国功臣,以功第一,封齐国公,后徙赵国公。武德九年(626年),参与发动玄武门之变,帮助李世民夺取帝位。历任尚书仆射、司空。为人谨慎,改任司徒。贞观十一年(637年)奉命与房玄龄等修《贞观律》。贞观十七年,图功臣二十四人于凌烟阁,长孙无忌居第一。唐高宗即位,册封太尉,同中书门下三品。永徽二年(651年)奉命与律学士对唐律逐条解释,撰成《律疏》(宋以后称《唐律疏议》)30卷。因反对高宗立武则天为皇后,为许敬宗诬构,削爵流黔州(今贵州),自缢死。有诗三首。

魏征(580-643)字玄成,馆陶(今属河北)人,从小丧失父母,家境贫寒,但喜爱读书,不理家业,曾出家当过道士。隋大业末年,魏征被隋武阳郡(治所在今河北大名东北)丞元宝藏任为书记。元宝藏举郡归降李密后,他又被李密任为元帅府文学参军,专掌文书卷宗。

唐高祖武德元年(618),李密失败后,魏征随其入关降唐,但久不见用。次年,魏征自请安抚河北,诏准后,乘驿驰至黎阳(今河南浚县),劝嵛李密的黎阳守将徐世绩归降唐朝。不久,窦建德攻占黎阳,魏征被俘。窦建德失败后,魏征又回到长安,被太子李建成引用为东宫僚属。魏征看到太子与秦王李世民的冲突日益加深,多次劝建成要先发制人,及早动手。

玄武门之变以后,李世民由于早就器重他的胆识才能,非但没有怪罪于他,而且还把他任为谏官之职,并经常引入内廷,询问政事得失。魏征喜逢知己之主,竭诚辅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加之性格耿直,往往据理抗争,从不委曲求全。有一次,唐太宗曾向魏征问道:「何谓明君、暗君?」魏征回答说:「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君之所以暗者,偏信也。以前秦二世居住深宫,不见大臣,只是偏信宦官赵高,直到天下大乱以后,自己还被蒙在鼓里;隋炀帝偏信虞世基,天下郡县多已失守,自己也不得而知。」太宗对这番话深表赞同。

贞观元年(837),魏征被升任尚书左丞。这时,有人奏告他私自提拔亲戚作官,唐太宗立即派御史大夫温彦博调查此事。结果,查无证据,纯属诬告。但唐太宗仍派人转告魏征说:「今后要远避嫌疑,不要再惹出这样的麻烦。」魏征当即面奏说:「我听说君臣之间,相互协助,义同一体。如果不讲秉公办事,只讲远避嫌疑,那么国家兴亡,或未可知。」并请求太宗要使自己作良臣而不要作忠臣。太宗询问忠臣和良臣有何区别,魏征答道:「使自己身获美名,使君主成为明君,子孙相继,福禄无疆,是为良臣;使自己身受杀戮,使君主沦为暴君,家国并丧,空有其名,是为忠臣。以此而言,二者相去甚远。」太宗点头称是。

贞观二年(628),魏征被授秘书监,并参掌朝政。不久,长孙皇后听说一位姓郑的官员有一位年仅十六七岁的女儿,才貌出众,京城之内,绝无仅有。便告诉了太宗,请求将其纳入宫中,备为嫔妃。太宗便下诏将这一女子聘为妃子。魏征听说这位女子已经许配陆家,便立即入宫进谏:「陛下为人父母,抚爱百姓,当忧其所忧,乐其所乐。居住在宫室台榭之中,要想到百姓都有屋宇之安;吃着山珍海味,要想到百姓无饥寒之患;嫔妃满院,要想到百姓有室家之欢。现在郑民之女,早已许配陆家,陛下未加详细查问,便将她纳入宫中,如果传闻出去,难道是为民父母的道理吗?」太宗听后大惊,当即深表内疚,并决定收回成命。但房玄龄等人却认为郑氏许人之事,子虚乌有,坚持诏令有效。陆家也派人递上表章,声明以前虽有资财往来,并无订亲之事。这时、唐太宗半信半疑,又召来魏征询问。魏征直截了当地说:「陆家其所以否认此事,是害怕陛下以后藉此加害于他。其中缘故十分清楚。不足为怪。」太宗这才恍然大悟,便坚决地收回了诏令。

由于魏征能够犯颜直谏,即使太宗在大怒之际,他也敢面折廷争,从不退让,所以,唐太宗有时对他也会产生敬畏之心。有一次,唐太宗想要去秦岭山中打猎取乐,行装都已准备停当,但却迟迟未能成行。后来,魏征问及此事,太宗笑着答道:「当初确有这个想法,但害怕你又要直言进谏,所以很快又打消了这个念头。」还有一次太宗得到了一只上好的鹞鹰,把它放在自己的肩膀上,很是得意。但当他看见魏征远远地向他走来时,便赶紧把鸟藏在怀中。魏征故意奏事很久,致使鹞子闷死在怀中。

贞观六年,群臣都请求太宗去泰山封禅。藉以炫耀功德和国家富强,只有魏征表示反对。唐太宗觉得奇怪,便向魏征问道:「你不主张进行封禅,是不是认为我的功劳不高、德行不尊、中国未安、四夷末服、年谷未丰、祥瑞末至吗?」魏征回答说:「陛下虽有以上六德,但自从隋末天下大乱以来,直到现在,户口并未恢复,仓库尚为空虚,而车驾东巡,千骑万乘,耗费巨大,沿途百姓承受不了。况且陛下封禅,必然万国咸集,远夷君长也要扈从。而如今中原一带,人烟稀少,灌木丛生,万国使者和远夷君长看到中国如此虚弱,岂不产生轻视之心?如果赏赐不周,就不会满足这些远人的欲望;免除赋役,也远远不能报偿百姓的破费。如此仅图虚名而受实害的事,陛下为甚么要干呢?」不久,正逢中原数州暴发了洪水,封禅之事从此停止。

贞观七年(633),魏征代王珪为侍中。同年底,中牟县丞皇甫德参向太宗上书说:「修建洛阳宫,劳弊百姓;收取地租,数量太多;妇女喜梳高髻,宫中所化。」太宗接书大怒,对宰相们说:「德参想让国家不役一人,不收地租,富人无发,才符合他的心意。」想治皇甫德参诽谤之罪。魏征谏道:「自古上书不偏激,不能触动人主之心。所谓狂夫之言,圣人择善而从。请陛下想想这个道理。」最后还强调说:「陛下最近不爱听直言,虽勉强包涵,已不像从前那样豁达自然。」唐太宗觉得魏征说得入情入理,便转怒为喜,不但没有对皇甫德参治罪,还把他提升为监察御史。

贞观十年(636),魏征奉命主持编写的《隋书》、《周书》、《梁书》、《陕书》、《齐书》(时称五代史)等,历时七年,至此完稿。其中《隋书》的序论、《梁书》、《陈书》和《齐书》的总论都是魏征所撰,时称良史。同年六月,魏征因患眼疾,请求解除侍中之职。唐太宗虽将其任为特进这一散职,但仍让其主管门下省事务,其俸禄、赏赐等一切待遇都与侍中完全相同。

贞观十二年(638),魏征看到唐太宗逐渐怠惰,懒于政事,追求奢靡,便奏上著名的《十渐不克终疏》,列举了唐太宗执政初到当前为政态度的十个变化。他还向太宗上了「十思」,即「见可欲则思知足,将兴缮则思知止,处高危则思谦降,临满盈则思挹损,遇逸乐则思撙节,在宴安则思后患,防拥蔽则思延纳,疾谗邪则思正己,行爵赏则思因喜而僭,施刑罚则思因怒而滥」。

贞观十六年(642),魏征染病卧床,唐太宗所遣探视的中使道路相望。魏征一生节俭,家无正寝,唐太宗立即下令把为自己修建小殿的材料,全部为魏征营构大屋。不久,魏征病逝家中。太宗亲临吊唁,痛哭失声,并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我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
第2个回答  2007-06-02
请楼主仔细看一下我的答复,会告诉你很多以上几位答复里没有的东西,即:
1,究竟什么是初唐的宰相。
2,长孙无忌和魏征究竟担任过什么可以称为“宰相”的官职。
3,这二人当宰相和掌权的具体年限。

首先给楼主说说什么是初唐的宰相,其实唐朝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叫“宰相”的官职,而初唐时期被人实际当作宰相的,并不止一个官位,而是有四个官职,就是尚书、中书、门下三省的长官,分别是尚书左仆射、尚书右仆射、中书令、门下侍中。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散官,被皇帝特别加上特进、参政、知某某事的头衔,可以说是官职虽非宰相,但具有了宰相的权力,有的大功臣就属于是这种情况,这样的人往往比真正担任宰相职务的人更有实权,魏征和长孙无忌都曾经以这种形式握有相权。

根据《唐会要》,唐太宗时期,曾经先后担任过前面说的四个职位,也就是宰相的,一共有二十九个人,分别是:
裴寂、萧瑀、陈叔达、李靖、封德彝、宇文士及、长孙无忌、杜如晦、房玄龄、高士廉、温彦博、岑文本、魏征、侯君集、杨师道、戴胄、刘洎、李绩、张亮、马周、褚遂良、崔仁师、杨宏礼、王珪、杜淹、杨恭仁、许敬宗、高季辅、张行成。

明确了这一点,就可以知道,长孙无忌和魏征在唐朝都曾担任宰相。

魏征于贞观三年(629年)二月为秘书监,加参预朝政,可以看作他执掌一部分相权的开始,但直到贞观六年(632年)五月担任检校侍中(意为代理侍中),这时的他才算开始担任宰相,贞观七年(633年)三月,魏征正式进位侍中,到贞观十年(636年)六月,魏征因为眼睛得病,自己上书要求罢相,唐太宗出于对功臣的优待,批准了他的申请,但依然将他任命为特进、知门下省事、参议朝章国典,相当于要求他继续在门下省“发挥余热”,这样一直到贞观十七年(643年)魏征逝世。

所以魏征真正担任宰相的时间并不长,只有四年多一点,但他拥有相权的时间则有十来年,在贞观中长期执掌“三省”中的门下省大权。

长孙无忌于贞观元年(627年)七月担任尚书右仆射,仅仅六个月之后,到了贞观二年(628年)正月就为了避嫌而请辞(可能是因为他一直是作为唐太宗的心腹谋臣在暗中发挥作用,而在外人看来,他并没有什么太显著的功劳,仅仅是因为外戚和亲信而被拜相,贞观初年通过政变刚刚上台的唐太宗必须考虑社会舆论)。此后十几年长孙无忌一直担任一些地位崇高待遇优厚但没什么实权的高级散官。直到贞观十九年(645年)三月,继任魏征掌管门下省的侍中刘洎被赐死,长孙无忌出任侍中,于十七年之后再次出任宰相,贞观二十二年(648年)正月,长孙无忌任检校中书令,同时知尚书、门下二省事,可以说三省大权他都有份了,贞观二十三年(649年)五月唐太宗逝世,长孙无忌以顾命大臣之首的身份,,进位太尉,知尚书、中书、门下三省事,可谓独揽大权,他自己执意推辞掉知尚书省事,但唐高宗仍然要求他保留知中书、门下两省事。这时的长孙无忌,虽然官职不是宰相,实际的地位和权力,可比一般宰相高多了。但到永徽六年(655年)十月,长孙无忌因为反对唐高宗立武则天为皇后,自此失势,不理朝政,直到显庆四年(659)被陷害而死。

所以长孙无忌担任宰相主要有两段,第一次在唐太宗最开头,只担任了六个月尚书省的长官,第二次则在唐太宗最末尾,虽不过四年多,可其中的后两年,却是非常厉害,三个省都能管,比一般的宰相权力大得多,而且他在唐高宗即位初期,曾有六年时间,可以说拥有远远超过宰相的实际权力。

至于魏征和长孙无忌的个人介绍,楼上的几位说的很详细了,这里就不再罗嗦了。
第3个回答  2007-05-24
长孙无忌
世民成了皇太子后,长孙无忌被任命为太子左庶子。不久李渊把帝位让给了李世民,长孙无忌升为左武侯大将军,后任吏部尚书,晋封齐国公,实封一千三百户。唐太宗几次要任命长孙无忌为宰相,但长孙皇后一再说:“妾备位椒房,家之贵宠极矣,诚不愿兄弟复执国政。”〔6〕她提醒太宗要吸取汉朝吕氏、霍氏等专权的教训,长孙无忌自己也要求逊职,但太宗不听,拜长孙无忌为宰相,任命他为尚书右仆射。为唐太宗夺取皇位,长孙无忌确实立有殊功,但担任宰相,他的才能似乎还不够。不能说长孙无忌不喜欢权势,但他为人谨慎小心,注意避免嫌疑,不像历史上许多外戚,依恃女儿或姐妹“椒房之宠”,肆无忌惮地攫取权力。他以盈满为戒,恳请太宗批准他辞去宰相要职,长孙皇后也为之请求,太宗不得已,让他辞去了尚书右仆射,而拜开府仪同三司。这一年,唐太宗在文武大臣的陪护下,亲至长安西郊祭祀,起驾返回时,特令长孙无忌与司空裴寂二人升用金辂以示宠幸。贞观五年(631年),长孙无忌与房玄龄、杜如晦、尉迟敬德四人,以元勋封每人一子为郡公。贞观七年,太宗册书,任命长孙无忌为司空,无忌坚决推辞不受,太宗不准,还特意写了一篇《威凤赋》,赐给长孙无忌,追思创帝业之艰难和长孙无忌的佐命之功。
房玄龄
唐太宗李世民即位,玄龄为中书令。贞观三年(629)二月为尚书左仆射。十一年封梁国公。至十六年七月进位司空,仍综理朝政。太宗征高句丽时,他留守京师。二十二年病逝。
杜如晦
杜如晦 (585-630)唐初大臣。字克明。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父祖世代为官。隋末曾任滏阳 尉。唐兵入关,初任秦王府兵曹参军、陕州总管府长史,后迁陕东道行台司勋郎中。曾随李世民征薛仁杲、刘武周、窦建德、王世充等,并助其取得帝位。是参与谋划的重要人物之一。太宗即位后,累官至尚书右仆射,封 蔡国公(死后徙封莱国公)。与房玄龄共掌朝政,制订典章制度,时人号称"房、杜"。
封德彝
名伦,渤海郡人。最初在隋朝任内史舍人,被重臣杨素所器重,常跟他议论天下事。一日,杨素摸着他的床说:"封郎终居此坐。"便把从女(兄弟的女儿)嫁给了他。唐太宗(公元629-649年在位)时官至尚书右仆射。
注意 左右仆射于秦汉是官名,唐宋时期为丞相。
第4个回答  2007-05-24
他们都是,只不过具体职责不同,长孙相当于现在的人大委员长,魏征相当于检察院检查长本回答被网友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