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张浩当时得了什么病去世的

如题所述

张浩当时是因脑伤去世的
张浩(1897—1942),原名林祚培,字毓(育)英,1897年2月25日出生于湖北省团风县回龙镇林家染铺湾一个手工染织工人家庭,参加革命后改名为林仲丹(仲旦),由于党的秘密工作的需要,又曾先后化名为张植三、张至善、张新甫、张志山、张开照、陈子贞、李福生(李复生)、李春生、张春山、张春生、林青山(林春山)、林武等。1922年2月,张浩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赴莫斯科留学;1925年5月回到上海,参与上海地委工作;1927年1月到武汉,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副官兼特务队队长;1928年4月受命去长沙重建湖南省委;1929年1月调任上海沪西区委书记;1930年4月任满洲省委常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6月任省委书记;1932年2月任全国总工会常委;1933年1月赴欧洲,3月抵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1935年7月25日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会议结束即启程回国,向党中央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八一宣言”内容,并带回了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联系的电台密码;1937年2月任中共中央工农部部长,10月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1938年2月因病返回延安,一边养病一边工作;1942年3月6日因病逝世。张浩是中共第六届中央委员,中国工人运动的卓越领导人。在党的历史上,其最大的贡献是在1935年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内容,从莫斯科带回陕北向中共中央传达,推动了中共中央及时调整政策,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并以国际代表名义帮助中共中央解决了张国焘分裂党的问题,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张浩和党的早期杰出领导人林育南(1898—1931)是堂兄弟,张浩是在堂弟林育南的帮助下走上革命道路的。张浩还和林彪是堂兄弟关系,张浩年长林彪10岁,林彪是在张浩的直接带领下成长起来的。他们堂兄弟之间感情很好,张浩在林家排行第八,林彪等弟弟们都尊称他为“八哥”。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下,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中央决定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八路军下辖3个师,一二九师由刘伯承任师长,张浩任政训处主任(后改为师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据李达在回忆张浩的一篇文章中说,张浩任一二九师政委时,工作困难很大,这里面有3个原因:第一,一二九师的基础是红四方面军,张国焘的问题被处理后,干部、战士的思想非常复杂。原来不是红四方面军的干部认为,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大多是张国焘提拔起来的,执行张国焘路线也很卖力,处理张国焘的问题时,这一部分人也应处理;第二,几乎所有的干部战士都对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想不通,特别是对身穿国民党军队的服装,头带青天白日帽徽的帽子非常反感,有的人将领到的衣服、帽子摔掉了,还有的吵着要回家,不愿当兵;第三,红四方面军过去善于打大仗、恶仗,长于阵地进攻和阵地防御,抗战开始后,要以打游击战为主,干部战士一下子难以适应这个变化。张浩以前一直在白区工作,未带过兵,在部队没有任何基础,要带好部队,是很不容易的。但是张浩以自己的高尚风格和卓越的领导才能,赢得了一二九师全体指战员的爱戴。通过艰苦的政治思想工作,把全师干部战士的思想统一了起来,解决了以上存在的三大困难。张浩做思想政治工作深入细致,很有说服力。有一天,张浩路过一个连队,正碰上战士们发牢骚。有的说:我们打了这么多年国民党,现在又要我们去穿他们的服装,真是想不通;还有的说:国民党部队的服装穿在身上,就像山羊掉了角——比狗还丑。张浩听后,就和战士们谈了起来,他耐心地向战士们讲明为什么要穿国民党军队的服装的道理,经过几个小时的谈话交流,将战士们的思想疙瘩解开了,才离开连队。过了两天,他下到另一个连队检查工作,又碰到一些战士说气话,还听说有的战士将帽徽扯下来扔了。他马上叫连长将全连战士召集起来,要亲自给战士们讲话。战士们集合到齐后,张浩对他们说:“大家知道吧,西瓜外面是青的,里面却是红的。我们就是‘西瓜政策’,大家帽子上的帽徽就是西瓜皮,人是里面的瓤子。我们部队改编了,人民军队的性质没有变,传统没有变,仍然是工农子弟兵。我们仍然归党中央指挥。因此,大家不要对帽徽、服装问题想不通。这是说的军队,我再说说自己。过去在湖南时,白色恐怖严重。为了坚持斗争和生存下去,我在庙里当了和尚,我剃了发穿上和尚服装、鞋子。尽管我身上穿了僧人服装,但并不是真僧人,我还是中国共产党党员,还是湖南省委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湖南省委的同志并没有因为我剃了发穿上和尚服装,而认为我不是共产党员,不是省委领导同志。我那时穿僧人服装,是革命的需要,事业的需要。同志们今天穿国民党军队的服装,也是革命和事业的需要。因此,大家不要太计较穿什么服装、带什么帽子的问题,关键要看军队是不是为国家、人民打仗。”张浩用浅显易懂的语言和自己现身说法,让战士们心里豁然开朗。张浩在一二九师任政委时,还机智地处理了一件关系国共两党关系的棘手事。一二九师开到前线之前,蒋介石为了切断八路军3个师之间的联系,便以“作战需要”为名,调一二九师到石家庄去与日军正面作战。于是蒋介石特派他的高参、与刘伯承过去在旧军队里认识的乔茂才带着他的手令找刘伯承。乔茂才到达一二九师时,刘伯承正好不在师部,张浩接待了他。张浩看了蒋介石的亲笔信,便知这是蒋介石的“借刀杀人计”。于是张浩悄悄派人去告诉刘伯承,叫他不要回师部,并马上派人将李达找来,对李达交代如何对付乔茂才。于是在张浩的导演下,李达把乔茂才安排在一二九师师部给他好吃,陪他玩,却绝口不提调动的事。乔茂才几次提出要见刘伯承,李达均以种种借口搪塞,使他始终无法见到刘伯承。后来,乔茂才见自己呆在一二九师师部天天吃了睡,睡了吃,无所事事的,觉得没趣,便自行离开了部队。回到重庆的乔茂才因未完成任务,被蒋介石狠狠训斥了一顿。张浩在一二九师工作到1937年年底,因脑伤时常发作,不得不带着健脑器坚持工作。后来,他坚持不住,经常晕倒在工作岗位上。刘伯承见张浩难以坚持正常工作,特地向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报告了张浩的严重病情,建议中央将张浩调回延安治疗,并另派一位政委到一二九师。毛泽东接电后,当即与张闻天等人商量,决定调张浩回延安,由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接替一二九师政委一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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