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继承明季学者的反理学思潮,不仅对陆王心学作了清算,而且在性与天道、理气、道器、知行、天理人欲诸多范畴上,都显示了与程朱理学迥异的为学旨趣。
顾炎武为学以经世致用的鲜明旨趣,朴实归纳的考据方法,创辟路径的探索精神,以及他在众多学术领域的成就,终结了晚明空疏的学风,开启了一代朴实学风的先路,给予清代学者以极为有益的影响。顾炎武还提倡“利国富民”,并认为“善为国者,藏之于民”。他大胆怀疑君权,并提出了具有早期民主启蒙思想色彩的“众治”的主张。他提倡经世致用,反对空谈,注意广求证据,提出“君子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清末历史学家钱穆称其重实用而不尚空谈,“能于政事诸端切实发挥其利弊,可谓内圣外王体用兼备之学”。顾炎武强调做学问必须先立人格:“礼义廉耻,是谓四维”。他所提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口号,意义和影响深远。[7] 顾炎武治学,以“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为宗旨。他一生激烈批评空谈心性、剿说玄理的虚芜之论,坚决反对雕琢辞章、缀辑故实的无用之学,极力倡导“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的学术理念。在他看来,学问之道,贵在明道淑人,抚世宰物。因此,他主张以“修己治人之实学”,代“明心见性之空言”,强调学问不仅要修诸身心,更要达于政事。故顾氏的学问,皆是“坐而言,可起而行”的实用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