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就
一百年来，北京师范大学始终同中华民族争取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进步事业同呼吸，共命运，师范学堂及其后的师大师生在“五·四” 、“一二·九”等爱国运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以李大钊、鲁迅、梁启超、钱玄同、吴承仕、黎锦熙、陈垣、范文澜、侯外庐、白寿彝、钟敬文、启功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名师先后在这里弘文励教。百余年来，北京师范大学培养了20余万优秀师资和各类专门人才，为中华民族的教育文化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经过百余年的发展，北京师范大学形成了以对祖国未来和民族命运的高度责任感为核心的“爱国进步、诚信质朴、求真创新、为人师表”的优良传统和“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校训，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书写了光辉篇章。[2]
历史事件
京师大学堂师范馆的成立
1908年5月，清政府决定京师大学堂优级师范科改为京师优级师范学堂，就厂甸五城学堂地方改建校舍，奏派陈问咸为监督。这是我国高等师范学校独立设置的开始。其校址，也就是北京师范大学1952年前在和平门外的校址。而五城学堂则在原校址的东面另建校舍，校名改称五城中学，则是现在北京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的前身。11月14日京师优级师范学堂举行隆重开学典礼，学部大臣张之洞及左侍郎严修、右侍郎宝熙等均出席。张之洞发示训辞：师范教育，是为一切教育发源处，而京师优级师范，为全国教育之标准。故京师师范，若众星之拱北斗，而北斗光细，则众星带不辨其为北斗矣。是以京师师范关系重大，惟望诸君子善体此义，勉学勿怠。膺此重寄，期为他日之一师表云。张之洞不仅强调了师范教育的重要性，而且以众星拱北斗，比喻京师优级师范是全国高等师范教育的带头雁，强调于国家“关系重大”，“膺此重寄”，希望不负重托，兴旺发达，光芒万丈。京师大学堂师范馆的建制是撤销了，但它与京师优级师范学堂一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一北京师范大学，薪火相传，一脉相承。今天，北京师范大学不仅是我国高师院校的领头雁，而且是国内外知名的重要学府。北京师范大学正准备迎接百年校庆，同时为与时俱进，在新的世纪再创辉煌，她新近复提出了建设综合性、有特色、国内一流、世界知名的研究型大学新的办学目标。梁启超、张百熙、张之洞诸先贤，地下有知，当含笑日：吾道不孤。
京师大学堂师范馆作用
师范馆虽然前后只存在了7年时间，但它在中国高等教育，尤其是高等师范教育史上却是开篇之作，占有重要的地位。综而言之，可以引出以下的认识：
其一，师范馆办学严谨，成效卓著。王道元说：“师范馆前后有两期毕业生，在清末与民初，有不少风云人物，自然功过亦不相掩。自余作终身教育职务的，亦所在多有。”[6](‘前京师大学堂师范馆优级师范概况》)是平实之论。以第1期学生为例，足见其人才辈出，灿若群星。例如，第1名毕业生廖道传，毕业当年赴日本考察学务，同年归国后即出任广西优级师范学堂监督(校长)。1913—1917年任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中山大学前身)校长。胡仁源，辛亥革命后曾一度出任北京大学校长。1903年奉派出国留学的学生中，人才尤多。何育杰，1909年归国，先后任北京大学、北京高师教授，为我国著名物理学家。1940年中央研究院曾专门
设立“何育杰物理学纪念奖金”。王桐龄，1912年归国后一直在北京高师任教授，为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冯祖苟，归国后同样在北京高师任教授，为我国著名的物理学家与教育家。俞同奎，归国任为北京大学教授，是我国著名的化学家。如果说，以上诸人是教育界的翘楚；那末，谷钟秀等人则多为政界名流。谷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参议会议员、众议院议员。张耀曾，曾任参议院议员、北京大学法科教授、司法总长。吴景濂，同盟会员，曾任参议院议员、议长等职。一期毕业生中能涌现出如此多的英才，实属难能可贵。当然，师范馆两期毕业生中，更多的人是从事教职，他们对中国现代师范教育的形成与发展，贡献良多。与此同时，如前所述，师范馆学生政治热情高涨，他们是京师大学堂学生爱国活动的主力军。这固然与其时全国民族主义高涨的大背景有关，但是，也要看到，大学堂的主持人与教师，多是具爱国之思的志士仁人，其对学生的潜移默化，不容忽视。管学大臣张百熙，重建京师大学堂，惨谈经营，意在教育救国。他于学生的爱国行动十分同情，实予默认和袒护。学生对此十分了解，故张在学生中声望素著。大学堂师生举行拒俄集会，首先登台演讲并令学生痛哭流涕，感奋不已的，正是教习范源廉。而林纾对师范馆学生的临别赠言，也正是以爱国敬业，谆谆善诱。北京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同是富有革命传统的两所名校，她们显然都继承了以师范馆学生为中坚的京师大学堂学生的爱国传统。
其二，师范馆作为中国高等师范教育的起点，影响深远。
首先，从教育理念看，师范馆的设立标志着国人已形成了愈加明确的师范教育的观念。京师大学堂是近代中国第一所现代意义的国立大学，师范馆不仅是她的核心与基础，而且师范馆第一期毕业生，同时即是她的首届毕业生，这是耐人寻味钒“办理学堂，首重师范”它说明，师范教育受到了政府的高度重视，故张之洞说“师范教育，是为一切教育发源处”。百年来，“师范教育是整个教育工作的母机”，久已浸成了国人的共识。在确立了科教兴国国策的今天，如何继承和弘扬这一优良的教育传统，显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其次，从教育体制上看，师范馆的设立意味着高初等师范教育构成了垂直完整的系统。而其后师范馆脱离大学堂，另立京师优级师范学堂，则标志着近代中国独立设置的高等师范院校系统的确立。其后一百年来，尽管争论时起，但这相对独立的高师院校不仅没有被取消，相反，却获得了蓬勃发展。这说明，此一体制符合国情，它支撑了世界上规模最为庞大的基础教育的大厦，对于中国百年来教育发展与社会进步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是怎样估计都不会过分的；
最后，师范馆所设计的专业课程与教育课程混编的课程结构与教师养成范式，也从根本上奠定了百年来中国高师办学的基础与模式。
京师大学堂师范馆的局限
固然，师范馆的局限也是明显的。由于学生年龄偏大，程度偏低(主要指现代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知识)，许多人且未摆脱功名利禄封建思想的羁绊，师资队伍也不足，这些自然制约了师范馆的办学层次与质量。更主要的是，京师大学堂终究是由腐朽的清政府举办的，它坚持忠君卫道的办学方针，从根本上束缚了包括师范馆在内整个京师大学堂的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一些论者认为，“其实质仍是一所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学校。距离近代大学的要求还很远。”但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重要的问题在于，师范馆终究是历史性的举，发凡起例，功不可没。俞同奎说：“这块园地，是戊戌京师大学堂孙家鼐开垦的，播佳良种子，却是张百熙先生。我写到这里，不能不追念他老人家。当时计划远到和宏大，排除百般困难，培养这个娇嫩的幼苗，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京师大学堂对于中国教育史，占有重要的一页。我们这个张百熙先生，在这一页教育史上亦实在占有重要的位置。”[8](四十六前我考进母校的经验，对张百熙先生应作如是观，对由张先生手创的师范馆，同样也应作如是观。此外，虽然经百年发展，今天我国的高等师范教育正面临着深刻的转型，北京师范大学提出了建设综合性、有特色、国际知名的研究型大学新的目标，也意味着她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高师院校了。但是，由师范馆设立本身所彰显的教师教育的基础性、全局性作用和教师专业化的历史大趋
势，却具有恒久的意义，值得我们在贯彻科教兴国战略过程中，深长思之和自觉把握。研究京师大学堂师范馆的现实性意义，也正在于此。
历史地位
中国高等师范教育的开端
纵观世界教育发展史，师范作为专门培养教师的教育机构，最早起源于十七、十八世纪的法国和德国。在中国，师范教育产生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1897年盛宣怀在上海首创南洋公学，特设的“师范院”为中国师范教育之始。1902年，京师大学堂设立师范馆，为我国高等师范教育之始。因此，北京师大不仅是我国设立最早的高等师范学校，而且其建设的过程也真实地记载了我国高等师范教育发展的历程。
十九世纪末，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失败，被迫签订了屈辱的《马关条约》。之后，帝国主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中国的有识之士痛感时局之危急，急起救亡图存。许多爱国志士提出，救国之本在于开办新学、培养人才。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清政府制定《京师大学堂章程》，规定京师大学堂分普通学与专门学两类，同时，设师范斋和编译局等部门。以后，历经“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占北京等变故，京师大学堂以致停办。1901年清政府派张百熙为管学大臣，主持重建京师大学堂。因考虑“国家需材孔亟”，先设速成科，下分“仕学馆”和“师范馆”。师范馆首先招生，于1902年12月17日正式开学。京师大学堂的师范馆，不仅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开端，也成为中国现代师范教育的源头。
1904年清政府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把师范教育单列系统，把师范学校分为初级(各省设立的师范学堂)和优级(京师大学堂的师范馆)两类，专门制定了师范学堂章程，详细规定了办学宗旨、学科分类、课程设置、入学要求、毕业效力义务等。1908年5月，京师大学堂优级师范科改名为京师优级师范学堂，这是我国高等师范学校独立设校的开始。京师优级师范学堂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编制课程，引进国外现代课程，编撰教材，初步奠定了我国师范教育的基础。从此，我国有了比较完善正规的师范教育体系。
中华民国成立之初，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但国内的有识之士仍不忘发展现代教育。1912年，京师优级师范学堂改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3年，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经当时的教育部批准，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改为国立北京师范大学。1925年，始建于1908年的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亦改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师范大学，是中国教育史上的重大事件，它预示着中国教育将步入一个崭新的时期。
一部北京师大的校史，就是一部中国高等师范教育的历史，也是一部浓缩了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北师大师生不但致力于钻研学问，而且时刻关心祖国的命运。1919年5月，北洋政府代表准备在出卖主权的巴黎和约上签字的消息传到了国内，3日晚，北京高师工学会星夜与北大等学校联络，4日，北京高师的队伍最先到达天安门广场，与相继赶来的北大等学校学生一起，愤怒声讨北洋政府的卖国行径。在这一震惊中外的历史壮举中，高师学生为“五四”运动的发生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使北京高师成为“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之一。
1937年7月，卢沟桥事件发生，日本侵占了北平，北平师范大学被迫迁往西安，与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组成西安临时大学。1938年春，西安临时大学迁至汉中，并改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北平师大为西北联大教育学院，后改为师范学院。1940年，西北师院奉命迁往甘肃兰州，在黄河岸边的荒滩上再次平地起家。从而使其成为除陕西以外的大西北第一所国立高等学校，为西北地区的普通教育和高等教育发展均作出了卓越贡献。
1949年，一轮红日照亮了中国大地。沐浴着新中国的曙光，中国的教育事业从此获得了新生。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对高等师范教育的发展非常重视。进北京不久，毛泽东主席就亲临北师大探望老师黎锦熙等教授，听取他们对建国、办学的意见。不久，毛主席又为北师大题写校名。毛主席还亲自召见师大校长，指示各行政机关应为办好师大提供方便，使师大在全国师范院校中起到“示范”的作用。在党和政府的关心和扶持下，“七五”、“八五”期间，学校被确定为国家首批重点建设的十所大学之一；“九五”期间，学校被首批列入国家“211工程”建设计划。[2]
中国师范教育的旗手
中国高等教育，包括中国高等师范教育，从诞生之日起，就同近代中国革命一样，经历了艰难而曲折的历程。自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建立至今，既是中国现代教育曲折发展的100年，也是中国现代史曲折发展的100年。
戊戌变法前夕，梁启超在其起草的《京师大学堂章程》中提出设立“师范斋”的设想，并疾呼：“欲革旧习，兴智学，必以立师范学堂为第一义。”戊戌变法失败后，围绕京师大学堂，清政府内部新旧势力斗争非常激烈。清廷任命的管学大臣孙家鼐提出的有关设立仕学院等8大事宜中，对于师范斋，讳莫如深，不赞一词。在这种情况下，梁启超等维新派所构想的高等师范教育，无从谈起。1902年，张百熙受命筹建京师大学堂后，他勇敢地继承和发展了梁启超的师范教育思想，强调“办理学堂首重师范”，创设了京师大学堂师范馆，从而推动中国高等师范教育最终迈出了历史性的第一步。
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在全国划定了6个高等师范区，北京为首区。1928年，国民政府一度把北平九所大学合并为北平大学，在师生们的极力反对下，1929年北平师大恢复独立，1931年与北平女师大合并，形成新的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新校形成后，北师大整合学科设置，正待重振雄风之时，1931年至1932年国内又出现了取消师范大学的激烈争论。其实，自1921年学制改革后，原来全国6所高师中，除北师大之外，或相继与普通大学合并，或停办，只有北师大仍独树一帜，坚持师范教育办学方向，积极探索高等师范教育的发展道路。这场争论虽未通过，但却使学校的建设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在我国高等师范教育的历史上，再一次有关高师的争论，发生在1966年“文革”以前，当时在高等师范教育中出现了两个口号的争论：一种口号是高师教育要“面向中学”，另一种口号是要“向综合大学看齐”。有人甚至提出要取消师范院校。1961年，在全国师范教育会议上，大家就高等师范教育办学中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讨论，一致认为，高等师范不是办不办的问题，而是如何办好的问题。实际上这场争论并没有结束，这一问题到二十世纪在80年代又一次被提了出来。在这次争论中，实质上就是对师范教育本质的认识。许多专家提出师范教育应强调师范性与学术性的一致。在争论中，北京师大始终站在争论的最前哨，从理论和教师教育的价值上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同时，学校在教师教育的实践中不断探索，注意拓宽专业，加强科研，不断提高学校的办学水平，为学校未来的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历史是最好的镜子。100年来，尽管人们关于师范教育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不时的有人主张取消高师院校的设置，但是我国相对独立的高师院校不仅没有被取消，相反中国高等师范教育自成体系，却获得了蓬勃发展。从京师大学堂师范馆设立，到京师优级师范学堂，到北京师范高等学校，再到北京师范大学，百年学府薪火相传、一脉相承。今天北京师大不仅成为我国高等师范教育的领头雁，而且成为国内外知名的高等学府。这说明，百年高师的发展符合我们穷国办大教育的中国的基本国情。我国是个教育大国，百年来，各级师范教育，不仅支撑着目前世界上规模最为庞大的基础教育巨厦，也对中国社会和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作出了巨大贡献。今天，站在新世纪新的起点上，回眸历史，我们如何评价师范教育的作用都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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