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3-10-27
左宗棠一生对中华民族,甚至对自己,最大的贡献就是收复新疆。在晚清名臣皆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情况下,他率军抵抗外敌,收复新疆,为晚清腐败政治中唯一的亮点,也为中国保住了一百几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因此,梁启超先生说左宗棠为“五百年来第一伟人”!这也是左宗棠至今仍享有的崇高威望,为后人缅怀的主要原因。谁能保我疆土,惟有左大将军! 同治年间,浩罕国将领阿古柏趁清政府无暇外顾之机,侵占新疆。沙俄趁火打劫,于1871年(同治十年)侵占伊犁,并向准噶尔盆地渗透。但是当时东南沿海防务也十分紧张,清政府不像现在的美帝,拥有同时打赢两场局部战争的能力,必须在“海防”与“塞防”之间作出优先抉择,于是一场“塞防”与“海防”之争就此掀起。极端的和平主义者李鸿章认为:“新疆乃化外之地,茫茫沙漠,赤地千里,土地瘠薄,人烟稀少。乾隆年间平定新疆,倾全国之力,徒然收数千里旷地,增加千百万开支,实在得不偿失。依臣看,新疆不复,与肢体之元气无伤,收回伊犁,更是不如不收回为好。”而左宗棠则不同意李鸿章的“新疆贫瘠论”,他认为:“天山南北两路粮产丰富,瓜果累累,牛羊遍野,牧马成群。煤、铁、金、银、玉石藏量极为丰富。所谓千里荒漠,实为聚宝之盆。”而且从战略意义上考虑:“我朝定鼎燕都,蒙部环卫北方,百数十年无烽燧之警……是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而况今之与昔,事势攸殊。俄人拓境日广,由西向东万余里,与我北境相连,仅中段有蒙部为之遮阂。徙薪宜远,曲突宜先,尤不可不豫为绸缪者也。”面对举棋不定的清廷,左宗棠慷慨陈词,把收复新疆提到保障国家安全的高度,坚决主张打击沙俄气焰:“若此时即拟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终于,害怕失去国土、背上历史骂名的清政府决定与俄国人赌上一把,毕竟是在自己的国土上,胜算还是大点。1875年,朝廷正式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这一次,清政府是豁出去了,面对经费不足,皇帝甚至御批道:“宗棠乃社稷大臣,此次西征以国事而自任,只要边地安宁,朝廷何惜千万金,可从国库拨款五百万,并敕令允其自借外国债五百万。”可见什么时候都是软的怕硬的,硬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清廷这一次不要命了,北极熊还不是乖乖服软,可见事在人为。左宗棠是幸运的,如果说这是一场事关国运的赌博,他代表中国把宝押在了自己最拿手的事物上面,不像翁同龢,两次在关系国家命运的关口把宝押在自己一点也不擅长的赌法上,结果给自己和国家带来灾难和羞辱。左宗棠不是“躺在安乐椅上的战略家”,他是一位具有丰富战争经验的军事家,面对当时的实际情况,左宗棠决定采用“缓进速决”的战略战策。其实这也是无可奈何的办法。所谓“缓进”就是要用一年半的时间筹措军饷,积草屯粮,调集军队,操练将士,作好充分的准备。因为新疆偏远辽阔,作战物资补给十分困难,因此必须有充足的时间作好后勤保障准备,而且面对艰苦的条件,必须对部队进行整编,不愿去的可以发路费回家,以确保出塞之师的斗志和士气。《左宗棠平西战图之二》任何一位有实战经验的将军都不会忽视武器的力量,毕竟将军们的专职就是打仗,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政治手腕还是留给政客们去发挥。为了对付阿古柏匪徒的洋枪洋炮,左宗棠从广州、浙江调来专家和熟练工人,在兰州造出大量先进武器,还仿造了德国的螺丝炮和后膛七响枪,改造了中国的劈山炮和广东无壳抬枪。经过一段时间扩充军备,已有了一批威力较强的轻重武器。可以说这时左宗棠的部队已经是接近近代军队了,火器占的比重相当大。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西域幅员辽阔,交通不便,军粮运输非常困难,正是因为这场战争将是“拼经济”“拼后勤”的战争,左宗棠才要求精简部队,速战速决,而且对军粮运输非常关注。他开辟了三条运输军粮的线路:一是从甘肃河西采购军粮,出嘉峪关,过玉门,运至新疆的哈密;二是由包头、归化经蒙古草原运至新疆巴里坤或古城(今奇台);三是从宁夏经蒙古草原运至巴里坤。此外,左宗棠事先命西征军前锋部队驻军哈密并兴修水利、屯田积谷。但是哈密水渠年久失修,渗水严重,而且是砂土地,需用毡毯铺底。左宗棠得知消息后说:“开屯之要,首在水利。毡条万具,既所必需,文到之日,即交宁夏、河湟各郡并力购造。”经过努力,屯田积粮成绩巨大,1876年一年就收获粮食五千一百六十余石,基本上可以解决该部半年军粮所需。万事俱备,只等开战。1876年4月,左宗棠从甘肃省城兰州移驻肃州。时已入新疆的张曜部屯哈密,金顺部屯巴里坤、古城一带。根据既定方针,左宗棠令刘锦棠率所部湘军分批出嘉峪关,经哈密前往巴里坤,会合金顺所部先取北路;命张曜部固守哈密,防敌由吐鲁番东犯。阿古柏得悉清军西进,即由阿克苏赶至托克逊部署防御:以白彦虎等率部分兵力防守乌鲁木齐等北疆要地,阻击清军;以一部兵力防守胜金台、辟展一线;主力2万余人分守达坂、吐鲁番、托克逊,成犄角之势。1876年8月上旬,刘锦棠、金顺二部清军从阜康出发,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法,避开供水困难的大道,走虽然敌人严密防守但水源充足的小道,出敌意外地迫近乌鲁木齐北面重地古牧地。扫清敌外围据点后,用大炮轰塌城墙,17日从缺口冲入城内,一举歼敌5000余人,并乘胜于18日收复乌鲁木齐。白彦虎、马人得等仓皇南逃。尔后,左宗棠命刘锦部驻守乌鲁木齐,防止阿古柏军北犯,并继续清剿山中残敌;命金顺挥军西进。昌吉、呼图壁及玛纳斯北城之敌闻风溃逃。9月初,金顺部开始攻玛纳斯南城,月余不克。后刘锦棠、伊犁将军荣全先后增援会攻,于11月6日占领该城。至此,天山北路为阿古柏军占领之地全部收复。时临冬季,大雪封山,刘锦棠等就地筹粮整军,以待来年进军南疆。然而,左宗棠的脚步并没有就此停止,他的心思转到了如何保证新疆的长治久安上面。在收复失地过程中,左宗棠就设立善后局,重建地方秩序,医治战争创伤,发展生产,恢复经济。各地善后局在安置难民、招民垦荒时,一方面招抚当地流散人员,给予土地耕种,另一方面招募内地人民,收留清军中老弱士卒,鼓励地方军队中有妻室者解甲归田。务农人员的增加和内地先进农业技术的传播,给新疆各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带来了活力。大规模发展生产,必须全面整治水利。左宗棠始终把“兴修水利以除民患”,列入“最为切要之务”。新疆各地全面整修旧有渠道灌溉系统,清理淤毁河道,同时还兴建了不少新的水利工程。荒地开垦为良田,戈壁变成了绿洲,新疆各族人民过上了安居乐业的太平生活。这些举措为稳定局势、恢复经济发挥了作用。但这毕竟是临时性和局部性的成果。要在各地实施行政管理职能,建立有效的统治,就必须对新疆前景做出通盘筹划。正因为此,左宗棠才一再提出要在新疆建立行省制度的主张。他说:“为划久安长治之策,纾朝廷西顾之忧,则设行省、改郡县,事有不容己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