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是中国最古老的一部诗歌总集，收录了从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约500年间的歌谣，是中国古典诗歌的滥觞。《诗经》包罗万象，记录了远古时期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政权兴衰、劳动生产、祭祀燕飨、婚恋嫁娶等社会现象在《诗经》中都有描述和反映，而对于战争这一社会生活中十分重要的内容亦有不少诗篇加以记录和描写，这些诗篇不仅成为后世研究先秦时期征战历史的宝贵材料，更以其极高的思想价值和极强的艺术感染力而传唱千古。《诗经》中直接或间接反映战争的诗篇有30多首，若细细品来，便会发现其中一些篇章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审视战争的态度，这便是《诗经》战争诗中的官方视角与民间立场，其各自统御下的诗篇亦呈现出不同的审美风格。
《诗经》战争诗主要反映了周王朝时期的杀伐攻略。自周王朝兴起开始，便与毗邻的北方游牧民族经常发生摩擦；终周朝一代，西北戎狄频繁入侵，南方荆蛮间或离叛，山东诸侯亦不时作乱，对中央王朝构成了极为严重的威胁。虽有文、武、成、康盛世威慑戎狄，有周公平叛、穆王伐戎以及宣王中兴，但周幽王还是被犬戎攻杀于骊山之下，强大起来的诸侯国亦时刻觊觎着京畿地区的丰腴土地与统领天下的权威。由此可见严峻的边患和无止无休的征伐成为周王朝时期重要的社会主题，战争自然被详赡、生动地反映在诗篇中。
首先来看《大雅·常武》、《大雅·江汉》、《大雅·皇矣》及《颂》诗中的一些篇目，这类诗篇多是对统治阶级、上层将领征伐武功的赞美。《大雅·常武》以激昂的文辞夸耀王师的兵强马壮与士气高昂，气势撼人心魄，《大雅·江汉》更是以不吝笔墨、近乎矫情的夸耀直陈功业的辉煌，这种 “主旋律” 式的风格体现在许多同类的篇章中，多是对君王、诸侯王、将领攻伐武功的歌颂。诚然，这类诗歌更多的是出于政治需要，或出于仕宦之手，或经过史官乐官的润色加工，也由此可以发现，战争对于统治阶层，是建立荣耀与功绩的机会，记录并反映战争的诗歌必定会着力表现国力的强盛、胜利的辉煌、王师的威武与武功的浩大，这便形成了审视战争的官方视角，在此视角统御下的战争诗，呈现出壮丽雄浑的艺术格调，折射出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和审美要求。
而反观保存在《国风》中的一些诗篇，诸如《邶风·击鼓》、《王风·扬之水》、《秦风·小戎》、《豳风·东山》、《豳风·破斧》等，这些诗篇的字里行间则散发着浓郁的离愁别绪与厌战悲苦。且以《邶风·击鼓》为例，这首诗歌产生的时代背景是鲁隐公四年宋、陈、蔡、卫联合伐郑，这场统治阶级间的权谋利益之争给参战的士卒带来了灾难：“不我以归，忧心有忡”，面对国家强加给士卒的战争，“爰居爰处？爰丧其马？”战士们的心情糟糕到极点，因为他们为之流血牺牲的战争在民众心中毫无意义。厌战与畏死不是因为懦弱，而是战士们心中有家庭、妻子的牵挂，而这种柔情在随时会为不义之战送命的情境下更显温婉凄恻。“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句流传千古的诗句现在多被用于婚礼祝福，充满了喜乐与温馨，而当面临绝境、生死难料的士兵们在荒凉的郊外想起新婚时的情景，想起与爱人海誓山盟的这句誓言时，却是那样的苦楚与悲伤！“于嗟阔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这近乎歇斯底里的哀号令人寸断肝肠，唏嘘落泪。这类诗篇代表了下层士兵、平民百姓们的呼声，战争对于他们来说，荣耀与胜利毫无意义，而死亡与流离，却能带来致命的打击与难愈的伤痛。这类源自民间的战争诗，多是表达凄恻的相思、幽怨的愤恨与无边无际的怅然与伤感，这便是审视战争的民间立场，以其真挚深厚、感人肺腑的情蕴，呈现出悲伤的情调。
不难理解，战争的胜利是要以无数士兵的牺牲作为代价的，而普通士兵大都来自平民百姓，广大民众对战争的体验无疑是悲苦深重的。正义的抗敌也好，不义之战也罢，战争带给人民的永远是家庭的破碎、亲人的离散和生命的消亡。而作为统治阶层，他们眼中是权威与荣耀，功勋与利益，“一将功成万骨枯”，君王将领更在意丰功伟绩带给自己的流芳百世，无数死难士兵的亡魂只是他们通往成功的阶梯，这两种视角的分歧与对立可见一斑。而且这种对立是恒久的，不只在《诗经》中有所体现，亦贯穿在历代与战争有关的文学作品中。梦回国强尚武的盛唐，虽有诸如岑参《北庭西郊候封大夫受降回军献上》这样的诗篇彰显着帝国的气魄，亦有杜甫那催人泪下的《兵车行》，“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 ，这或许是对这两种视角最完美的诠释。
官方视角下的战争诗难以在读者心中激起情感共鸣的波澜，而民间立场下的战争诗，质朴无华，感情真切，更能如实反映远古战争的真实面貌，更能使读者体味战争的艰险与无情。在此立场下形成的厌战思乡、戍人盼归等题材也深远地影响了后世战争诗、边塞诗的创作。从这两个不同的角度去对比审视《诗经》中的战争诗及后世有关征战的诗篇，相信会有别样的感悟与体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