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评书的兴起，据前辈艺人说，并参考民国初年《夏口县志·建置志》记载，1635年（明崇祯八年），汉阳通判袁焻在夏口(今汉口市区)督修拦水长堤期间，有艺人胡某在民工、船夫中说书，很受欢迎。从此说书在那里打开了门户。
湖北评书曾经在江城百姓中家喻户晓，有着约三百年的传承历史。然而近些年来趋向式微，有濒临灭绝之忧。有关方面正在努力将湖北评书申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请老艺人万生鼎先生专门介绍湖北评书的来龙去脉，连续刊登，以飨读者。
说书这一行，在旧中国是处于勾栏瓦肆中的下九流，不登大雅之堂，文字资料极少。要弄清武汉市评书界的历史状况，在缺乏文字资料的情况下，就必须依靠“活资料”。我1950年踏进武汉书坛时，新艺评书队有54位艺人，其中三大流派的容派创始人容宗圣、陈派创始人陈树棠（何祚欢的师爷）、江派创始人江云卿都健在。还有掌握口碑资料较多的老艺人田汉卿等也在。他们都是清光绪年间出生，行艺五六十年，横跨清末民初直到解放，沉淀积累颇为丰厚。我们对老艺人“访艺问道”，从中了解到许多艺程、评讲、传承、行规、轶闻趣事、祭祀等等，务求将武汉市的湖北评书来龙去脉弄个明白。十度寒暑，埋头耕耘。我们初步将武汉湖北评书的源头追溯到了明代成化与崇祯年代。 明将左良玉兵驻武昌，招江南大说书家柳敬亭为幕客，在军中说书。钱谦益诗《左宁南画像歌为柳敬亭作》云：“宁南既老而被病，惟怏然一榻，柳生敬亭者善谈笑，军中呼为柳麻子，摇头鼓舌，恢谐杂出，每夕张灯高坐，谈说隋唐间遗事。宁南亲信之，出入卧内，未尝顷刻离也。（《有学集》卷六）明亡，柳曾在黄鹤楼等地说过书。”因此南派说书艺人尊他为本行业始祖，称为柳祖。
又据江派湖北评书创始人江云卿、老艺人田汉卿共同追述，明崇祯八年（1635年）汉阳府袁通判，为了治理汉口连年水患，在汉口城北修筑后湖堤即袁公堤（现长堤街），有一胡姓民工于夜间收工后，常在工棚内为同伙说书解闷。长堤建成后，胡氏自行留在堤边摆场说书谋生。似为较早的业余说书转向为职业说书艺人。
另据范锴《汉口丛谈》记载：“嘉庆十三年（1808）今桥口一带，有周在溪说《红楼梦》野史，雅致缠绵，感人至深。”以上三人均为已知汉口最早的说书人。
袁公堤建成以后，汉口市廛日渐繁荣。邻县一些半农半艺者，以打鼓说书和讲故事的形式进入汉口行艺，说唱的书目，常见的有《文武香球》 、《十美图》、《义妖传》、 《济公传》 （又名《醉菩提》）等。
清道光末年，打鼓说书艺人丁海洲（丁铁板）、龚柏庭（鬼打响）先后由河南来汉演出。他们以敲击堂鼓、钢镰，用北方语言讲唱。他们推出了一批大书，如《五女兴唐》、《八窍珠》、《大红袍》、《薛刚反唐》等。市民称他们的演出为“打鼓京腔”。丁海洲、龚柏庭在汉传艺，所收的学徒都是本地人，当他们入主书坛以后，顺应听众的要求，改用地方语言，同时根据自己说优于唱的条件，干脆放下鼓、镰，以说为主，遂开湖北评书之滥觞。 武汉的湖北评书，在较高水平艺术创造实践中，产生了以容宗圣为代表的、以陈树棠为代表的、以江云卿为代表的“容、陈、江”三大流派，艺人称之为三大门户。解放后成立的新艺评书队共有艺人54人，属于三大流派的弟子辈有38人。至于这三大流派的擅长书目、艺术特点，留待后续。
湖北评书源于宋代，在湖北武汉、沙市、宜昌等长江沿岸城市的土地上流传、发展，语言铿锵、韵律回旋，善于在离奇惊险的情节中刻画人物，与之相近的荆州、孝感、黄岗、等地区也有一些民间艺人从事演出活动。据前辈艺人说，并参考民国初年《夏口县志·建置志》记载，明崇祯八年（1635），说书打开了门户，从隐姓埋名的乡村野夫逐渐走向前台。
湖北评书的繁荣发展开始于清同治年问。19 世纪中期，山东艺人丁海州（丁铁板）由河南来汉演出打鼓说书。至光绪年间，洋务派在武汉建立大型工业，修建京汉铁路，市镇经济有了发展，人口骤增，使评书有了大量听众。当时武汉三镇的茶馆都争相邀请评书艺人演出。当时汉口以说书驰名的有任春山、顾轩南，后来他们各收艺徒，各立门户，流传范围逐渐扩大。20 世纪20 年代，打鼓说书部分艺人丢下铜镰和鼓槌，专事评讲，于是评、鼓分流而形成评书，其报字发音均变为武汉方言，其评书书目受苏州评话、安徽怀书的影响，不断丰富。当时，武汉评书艺人江云卿拜四川评话艺人鲁明阶为师，并将川江路子书《燕王扫北》改成《走马建国》，而成为当地保留书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