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沧浪诗话·诗辩》译文

如题所述

学诗的人要以识见为主:入门要须要正,取法应该高;要以汉、魏、晋、盛唐的诗人为师,不以开元、天宝之后的诗人为榜样。如果自己产生退缩屈从之心(不敢向盛唐诗人学习),就会有下劣诗魔进入他的胸臆,这是由于他立志不高。行路没有走到终点,这还是可以加油继续向前走得;假如开始走时路的方向就错了,那就会越跑越远了;(作诗取法不高)这就是入门不正啊!所以说:取法其上,仅得其中;取法其中,这就定得其下了。又所以说:智慧见识超过老师,(老师)仅可以传授(作诗之法)与他;智慧识见与老师相等同,(他所接受于老师的)就要减少到老师的一半了。学诗的工夫要从学习最好的作品开始,而不可从低下的作品学起。先要熟读《楚辞》,朝夕诵读吟咏,以作为学诗之根本;下及《古诗十九首》,《乐府》四篇,李陵、苏武诗和汉魏五言古诗都必须熟读;再将李白、杜甫的诗集反复研读,好像现在的人研治经书那样,然后广泛吸取盛唐名家诗之精华,酝酿于胸中,时间长了就自然深入领悟(作诗的奥妙)了。这样,虽然未必达到(学诗的)最高境界,也不会失去(学诗的)正路。这就是(佛教禅宗所说的)从顶门上做起,可以说是向上的门路,可以说是直接寻求到根本,可以说是顿入了法门,可以说单刀直入之法。 提示:提出学诗要以识见为主,取法要高。认为“学盛唐”以前之诗是学诗的正路。指出了具体的方法门径是多咏读作品,吸取营养,涵蕴于胸,自能领悟。 作诗的方法有五种:体制、格力、气象、兴趣、音节。 提示:提出作诗有五种方法。 诗的风格有九类:高、古、深、远、长、雄浑、飘逸、悲壮、凄婉。作诗的用力处有三个:起结、句法、字眼。诗的总的风格类型有二种:从容不迫和沉着痛快。诗歌创作的极致有一样:入神。作诗而能到入神的境界,这就到顶点了!到尽头了!无以复加了!只有李白、杜甫达到了这个境界,其他人达到这个境界的很少了。 提示:提出诗有九种品类,三个用功之处,两大风格,一个极致——“入神”。 禅宗的流派很多,有大乘和小乘之分,南宗和北宗之派,正道和邪道之路;获得正法的人,才是领悟了真谛。至于声闻、辟支的小乘,都不是正法。论诗如同论禅:汉、魏、晋等古诗和盛唐诗是作诗的第一义的真谛,大历以来的诗就已落入第二义了。晚唐诗,就像是声闻、辟支果的小乘了。学习汉、魏、晋与盛唐的诗,就像学禅宗的临济宗门下。学习大历以来的诗,就像学曹洞宗门下。大抵上禅道在于妙悟,诗道也在于妙悟。且说孟浩然的学力在韩愈之下很远,可是他的诗却独独超出韩愈之上的原因,就在于(孟浩然诗)一味地妙悟罢了。只有悟,才是当行本行。然而悟有浅有深,有的人悟得有限,有人悟得透彻,有人悟得一知半解。汉魏诗人是懂得上乘的第一义的,不必假借于悟。谢灵运至盛唐诸诗人,是透彻的悟;此外虽然也有悟的人,都不是悟得第一义的真谛的。我这样的评论不僭越,辨别不狂妄。天下有可以废弃的人,没有可以废弃的言论。诗的道理就是如此。如果以为不是这样,那就是所见诗歌不广,研究考察诗歌不够深入。试取汉、魏的诗深入钻研,再取晋、宋的诗深入钻研,再取南北朝的诗深入钻研,再取沈佺期、宋之问、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陈子昂的诗深入钻研,再取开元、天宝诸家的诗深入钻研,再只取李白、杜甫二人的诗深入钻研,又取“大历十才子”的诗深入钻研,又取元和年间诗人的诗深入钻研,又取晚唐诸位诗人的诗深入钻研,又取本朝苏轼、黄庭坚以下诸位的诗深入钻研,它们真实的是非是不能掩盖的了。倘若在这里还没有清楚的见解,那就是被邪魔外道蒙蔽了他的认识真实的能力了,那就不可救药了,终究不能领悟了。 提示:提出以禅喻诗的“妙悟”说。“妙悟”是严羽诗歌理论的核心,“妙悟”本是佛教禅宗领会禅理佛法的名词,即是不能靠语言文字来解说,不能用逻辑思维来推理论证,只能靠学习者的聪颖智慧去心领神会。诗歌作为一种通过审美境界反映生活的艺术,它的创作方法也是不可言传,只能意会的,只能靠诗人对外界事物接触中的直觉感受。有了这种感受,就能顿悟诗法,这就是严羽论诗的“妙悟”。 作诗要有另一种才能,这与读书学问没有关系;作诗要有另一种兴趣,这与抽象说理没有关系。然而古人没有不读书,不深研理论的呀。但是(他们)不沉溺于理论逻辑,不落入语言的束缚(而能有言外之意),这才是上等的。诗歌,是吟咏情志心性的。盛唐的诗人(作诗)只在诗的意趣,有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所以他们诗歌的美妙之处清莹澄澈,玲珑剔透,(别人)难以接近,好像空中的音响,形貌的色彩,水中的月亮,镜中的形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近代诸公对诗歌写作作特别的理解领会,于是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这些东西写诗,(写出来的诗)岂有不工整的呢,然而却终究不像古人的诗了。原因在于缺少一唱三叹的委婉的韵味啊!而且他们的诗作大多致力于使事用典,不追求兴致情韵;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读完全篇,也不知诗的主旨落在何处。他们的末流更严重,焦躁叫嚣,愤怒乖张,大大地背离了(诗歌)温和忠厚的传统之风,简直就是以叫骂为诗了。诗到了这种地步,可说是遭一次劫难的厄运了,可说是大不幸了。然而近代的诗就没有可取的了吗?回答说:有的,我只取其中合于古人(作诗标准)的作品罢了。本朝初期的诗尚能沿袭唐人:王禹偁学白居易,杨亿、刘筠学李商隐,盛度学韦应物,欧阳修学韩愈的古诗,梅尧臣学唐人平淡的地方。到了苏轼、黄庭坚,才开始运用自己的方法写诗,唐人诗风才改变了。黄庭坚更是在锻炼安排钩深峻刻上下功夫,后来他的诗法盛行,海内称为江西诗派。近世赵赵师秀、翁卷之辈,独独喜欢贾岛、姚合的诗,稍稍恢复接近了(贾岛、姚合)清寒苦瘦的诗风。江湖派诗人大多仿效这种诗体,一时自称是唐诗的正宗,他们不知(自己)是只落入了声闻、辟支的小乘境地,哪里就是盛唐诸公的大乘正法的境界呢!唉!正法眼藏不传己经很久了。唐诗的理论没有得到倡导,唐诗创作的真谛却一直是明白的。现在既然高唱他们的诗就是唐诗正宗了,那么学诗的人就会说真正的唐诗只不过就是这个样子呀,这不是诗歌发展道路的又一个大不幸吗!所以我不自度德量力,就定下诗的宗旨,而且借禅理以喻诗,推求汉、魏以来诗歌的本源,而断然决然地认定(作诗)应当以盛唐为法(原注:我后来舍而不说汉、魏,而只说盛唐,是认为汉、魏古诗的体制已经完备了)。(这样)虽然会得罪当世的君子,也是在所不辞的。 提示:这一段对“兴趣”的内涵作了明确阐述。在《沧浪诗话》中“兴趣”的同义词还有“兴致”、“意兴”。严羽所谓的“别材”主要体现在“妙悟”上,或者说诗人只有通过“别材”才能达到“妙悟”的境界。严羽所谓的“别趣”和他“兴趣”说的特定含义是相通的。由“别材”而“妙悟”,由“妙悟”而“别趣”,这就揭示了诗歌创作的内在规律。 诗要另有一种特殊的才能,这和多读书有学问没有什么关系;诗要另有一种意趣,它是抽象说理所达不到的。可是古人没有不多读书做学问,不多通晓人情物理的。所谓不运用逻辑推理,不把话说尽而有言外之意,才是上等的。诗,是吟咏内心情志的。盛唐的诗人着重在诗的意趣,有如羚羊挂角,没有踪迹可求。所以他们诗歌的高妙处透彻玲珑,难以直接把握,好象空中的音响,形貌的色采,水中的月亮,镜中的形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近代诸公对这个问题作特别的理解,于是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以这样的方法来作诗,哪里是不下工夫,却终究不如古人的诗。大概在一唱三叹的婉转悠长的韵味方面,有所欠缺吧。而且他们的作品多致力于使用典实,不讲求神韵情致;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全篇读完,也不知主旨何在。他们的末流更严重,叫噪怒张,大大违背了忠厚的传统,几乎以谩骂攻讦为诗。诗到了这种地步,可说是一次厄运,可说是一次劫难了。那么近代的诗就没有可取的吗?回答说,有可取的,我取那些合于古人的作品罢了。本朝初期的诗还在沿袭唐人:王禹偁学白居易,杨亿、刘筠学李商隐,盛度学韦应物,欧阳修学韩愈古诗,梅尧臣学唐人平淡的诗风。到了苏轼、黄庭坚,才按照自己的法式来写诗,学唐人的诗风才变了。黄庭坚在字句上更下了很深的工夫,他那套诗法后来很盛行,海内称为江西诗派。近世赵紫芝、翁灵舒等人,唯独喜欢贾岛、姚合的诗,又稍稍接近清苦的诗风。江湖派诗人大多仿效这种诗体,一时自称是唐诗的正宗,不知道他们只是进入声闻、辟支的小乘境地,哪里象盛唐诸公达到了大乘正法的境地呢!唉!正法己经很久不传了。唐诗的理论没有大力倡导,唐诗创作的真谛却是明白的。现在既然提倡江西诗派就是诗正宗,那么学诗的人就会认为唐诗不过只是这个样子,这不是诗发展的又一不幸吗!所以我不自量力,从而定下诗的宗旨,而且借禅理来作比喻,推求汉魏以来诗歌的本源,而断然地认定应当以盛唐为法。即使会得罪当世的君子,也是不退避的。 提示:这一段首先提出“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的说法,批评宋诗“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的现象,进而提出“盛唐诗人惟在兴趣”的“兴趣”说。所谓“别材”,就是说作诗不靠学问,靠的是诗人的特别的才能;所谓“别趣”,就是作诗不要议论说理,即使议论说理也要有理趣,这样的诗才能有“兴趣”,即有兴味、情趣的审美感受。当然要做到这些,归根结底离不开他的“妙悟”。严羽的理论虽有玄虚杳缈、不易理解之处,但作诗不能只靠学问和议论说理以及诗要有兴趣之说,无疑诗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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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11-06-19
学诗的人以识见为主:入门要正,取法要高;应以汉、魏、晋、盛唐的作品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后那样的诗人。如果自己就退缩苟且,就会有下劣诗魔进入他的 肺腑之间,这是因为立志不高的缘故呀。好比行路没有到达目标,可以再加努力;但如果开头起步的地方错了,越跑越远,这就是因为入门不正的缘故。所以说,学 习上等的,只能达到中等;学习中等的,就沦为下等了。又说道,见识超过老师,才可以传授;见识与老师一样,就只能够得上老师才德的一半了。工夫要从最好的 作品开始学起,而不可从低劣的作品往上学。首先要熟读《楚辞》,早晚讽咏来作为根本;接着读《古诗十九首》,《乐府》四篇,李陵、苏武和汉魏五言诗,都必 须读熟;再埋头阅读李白、杜甫的诗,好象现在的人研究经学一样,然后广泛吸取盛唐名家,在胸中酝酿,时间长了就自然领悟了。这样学习起来,虽然未必达到最 高境界,也不失为正路。这就是从头顶上做起,可以说是进到禅宗宗门的极处,可以说是寻求到根本处,可以说是豁然醒悟真谛,可以说单刀直入。诗的方法有五个方面:体制、格律、气象、兴趣、音节。

诗的风格有九类:高、古、深、远、长、雄浑、飘逸、悲壮、凄婉。作诗的关键处有三个:起结、句法、字眼。诗总体的风格类型有二种:优游不迫和沉着痛快。诗 歌创作的最高境界有一种:入神。作诗而能入神,这是最高、最完美了,再没有什么可要求的了!只有李白、杜甫达到了这个境界,其他人达到这个境界的大概很 少。

禅宗有不同的流派,有大乘和小乘,有南宗和北宗,有正道和邪道;获得佛教正法的人,才能领悟佛理的真谛。如果依据声闻、辟支二乘,都不是正法。论诗如同论 禅:汉魏晋和盛唐的诗就是第一义的,大历以来的诗就已降到第二义了。晚唐的诗,就象是学声闻、辟支的结果。学汉魏晋与盛唐的诗,总要在临济宗之下。学大历 以来的诗,总要在曹洞宗之下。大概是因为禅道在于妙悟,诗道也在于妙悟。孟浩然的学力与韩愈相差很远,可是他的诗偏偏超出于韩愈之上,唯一的原因就是妙悟 罢了。只有“悟”,才是内行,才是本行。可是悟的程度有浅有深,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领悟,有人悟得透彻,有人悟得只是一知半解。汉魏诗人是上乘的,无须假 借于“悟”,直抒胸臆就是好诗。从谢灵运到盛唐诸诗人,都悟得透彻;此外虽然也有领悟的人,都不能领会到真谛。我这样的评论不过分,议论也不错误。天下有 可以废弃的人,没有可以废弃的言论。诗道也是这样。如果以为不是这样,那么就是诗歌见识得不够广泛,诗歌研究得不够深入。试拿汉魏的诗而深入钻研,再拿晋 宋的诗而深入钻研,再拿南北朝的诗而深入钻研,再拿沈佺期、宋之问、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陈子昂等诗人的诗而深入钻研,再拿开元、天宝诸家的诗而 深入钻研,再只拿李白、杜甫二公的诗而深入钻研,再拿所有晚唐诸家的诗而深入钻研,再拿本朝苏轼、黄庭坚以下诸家的诗而深入钻研,它们真正的是非都能清楚 地显出来。倘使对于这些还没有看出来,就是被邪法外道蒙蔽他的真识,不可救药,终究不能领悟。

诗要另有一种特殊的才能,这和多读书有学问没有什么关系;诗要另有一种意趣,它是抽象说理所达不到的。可是古人没有不多读书做学问,不多通晓人情物理的。所谓不运用逻辑推理,不把话说尽而有言外之意,才是上等的。诗,是吟咏内心情志的。盛唐的诗人着重在诗的意趣,有如羚羊挂角,没有踪迹可求。所以他们诗歌的高妙处透彻玲珑,难以直接把握,好象空中的音响,形貌的色采,水中的月亮,镜中的形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近代诸公对这个问题作特别的理解,于是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以这样的方法来作诗,哪里是不下工夫,却终究不如古人的诗。大概在一唱三叹的婉转悠长的韵味方面,有所欠缺吧。而且他们的作品多致力于使用典实,不讲求神韵情致;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全篇读完,也不知主旨何在。他们的末流更严重,叫噪怒张,大大违背了忠厚的传统,几乎以谩骂攻讦为诗。诗到了这种地步,可说是一次厄运,可说是一次劫难了。那么近代的诗就没有可取的吗?回答说,有可取的,我取那些合于古人的作品罢了。本朝初期的诗还在沿袭唐人:王禹偁学白居易,杨亿、刘筠学李商隐,盛度学韦应物,欧阳修学韩愈古诗,梅尧臣学唐人平淡的诗风。到了苏轼、黄庭坚,才按照自己的法式来写诗,学唐人的诗风才变了。黄庭坚在字句上更下了很深的工夫,他那套诗法后来很盛行,海内称为江西诗派。近世赵紫芝、翁灵舒等人,唯独喜欢贾岛、姚合的诗,又稍稍接近清苦的诗风。江湖派诗人大多仿效这种诗体,一时自称是唐诗的正宗,不知道他们只是进入声闻、辟支的小乘境地,哪里象盛唐诸公达到了大乘正法的境地呢!唉!正法己经很久不传了。唐诗的理论没有大力倡导,唐诗创作的真谛却是明白的。现在既然提倡江西诗派就是诗正宗,那么学诗的人就会认为唐诗不过只是这个样子,这不是诗发展的又一不幸吗!所以我不自量力,从而定下诗的宗旨,而且借禅理来作比喻,推求汉魏以来诗歌的本源,而断然地认定应当以盛唐为法。即使会得罪当世的君子,也是不退避的。
第2个回答  2011-06-19
译文:
学诗的人以识见为主:入门要正,取法要高;应以汉、魏、晋、盛唐的作品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后那样的诗人。如果自己就退缩苟且,就会有下劣诗魔进入他的 肺腑之间,这是因为立志不高的缘故呀。好比行路没有到达目标,可以再加努力;但如果开头起步的地方错了,越跑越远,这就是因为入门不正的缘故。所以说,学 习上等的,只能达到中等;学习中等的,就沦为下等了。又说道,见识超过老师,才可以传授;见识与老师一样,就只能够得上老师才德的一半了。工夫要从最好的 作品开始学起,而不可从低劣的作品往上学。首先要熟读《楚辞》,早晚讽咏来作为根本;接着读《古诗十九首》,《乐府》四篇,李陵、苏武和汉魏五言诗,都必 须读熟;再埋头阅读李白、杜甫的诗,好象现在的人研究经学一样,然后广泛吸取盛唐名家,在胸中酝酿,时间长了就自然领悟了。这样学习起来,虽然未必达到最 高境界,也不失为正路。这就是从头顶上做起,可以说是进到禅宗宗门的极处,可以说是寻求到根本处,可以说是豁然醒悟真谛,可以说单刀直入。诗的方法有五个方面:体制、格律、气象、兴趣、音节。

诗的风格有九类:高、古、深、远、长、雄浑、飘逸、悲壮、凄婉。作诗的关键处有三个:起结、句法、字眼。诗总体的风格类型有二种:优游不迫和沉着痛快。诗 歌创作的最高境界有一种:入神。作诗而能入神,这是最高、最完美了,再没有什么可要求的了!只有李白、杜甫达到了这个境界,其他人达到这个境界的大概很 少。

禅宗有不同的流派,有大乘和小乘,有南宗和北宗,有正道和邪道;获得佛教正法的人,才能领悟佛理的真谛。如果依据声闻、辟支二乘,都不是正法。论诗如同论 禅:汉魏晋和盛唐的诗就是第一义的,大历以来的诗就已降到第二义了。晚唐的诗,就象是学声闻、辟支的结果。学汉魏晋与盛唐的诗,总要在临济宗之下。学大历 以来的诗,总要在曹洞宗之下。大概是因为禅道在于妙悟,诗道也在于妙悟。孟浩然的学力与韩愈相差很远,可是他的诗偏偏超出于韩愈之上,唯一的原因就是妙悟 罢了。只有“悟”,才是内行,才是本行。可是悟的程度有浅有深,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领悟,有人悟得透彻,有人悟得只是一知半解。汉魏诗人是上乘的,无须假 借于“悟”,直抒胸臆就是好诗。从谢灵运到盛唐诸诗人,都悟得透彻;此外虽然也有领悟的人,都不能领会到真谛。我这样的评论不过分,议论也不错误。天下有 可以废弃的人,没有可以废弃的言论。诗道也是这样。如果以为不是这样,那么就是诗歌见识得不够广泛,诗歌研究得不够深入。试拿汉魏的诗而深入钻研,再拿晋 宋的诗而深入钻研,再拿南北朝的诗而深入钻研,再拿沈佺期、宋之问、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陈子昂等诗人的诗而深入钻研,再拿开元、天宝诸家的诗而 深入钻研,再只拿李白、杜甫二公的诗而深入钻研,再拿所有晚唐诸家的诗而深入钻研,再拿本朝苏轼、黄庭坚以下诸家的诗而深入钻研,它们真正的是非都能清楚 地显出来。倘使对于这些还没有看出来,就是被邪法外道蒙蔽他的真识,不可救药,终究不能领悟。

诗要另有一种特殊的才能,这和多读书有学问没有什么关系;诗要另有一种意趣,它是抽象说理所达不到的。可是古人没有不多读书做学问,不多通晓人情物理的。所谓不运用逻辑推理,不把话说尽而有言外之意,才是上等的。诗,是吟咏内心情志的。盛唐的诗人着重在诗的意趣,有如羚羊挂角,没有踪迹可求。所以他们诗歌的高妙处透彻玲珑,难以直接把握,好象空中的音响,形貌的色采,水中的月亮,镜中的形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近代诸公对这个问题作特别的理解,于是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以这样的方法来作诗,哪里是不下工夫,却终究不如古人的诗。大概在一唱三叹的婉转悠长的韵味方面,有所欠缺吧。而且他们的作品多致力于使用典实,不讲求神韵情致;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全篇读完,也不知主旨何在。他们的末流更严重,叫噪怒张,大大违背了忠厚的传统,几乎以谩骂攻讦为诗。诗到了这种地步,可说是一次厄运,可说是一次劫难了。那么近代的诗就没有可取的吗?回答说,有可取的,我取那些合于古人的作品罢了。本朝初期的诗还在沿袭唐人:王禹偁学白居易,杨亿、刘筠学李商隐,盛度学韦应物,欧阳修学韩愈古诗,梅尧臣学唐人平淡的诗风。到了苏轼、黄庭坚,才按照自己的法式来写诗,学唐人的诗风才变了。黄庭坚在字句上更下了很深的工夫,他那套诗法后来很盛行,海内称为江西诗派。近世赵紫芝、翁灵舒等人,唯独喜欢贾岛、姚合的诗,又稍稍接近清苦的诗风。江湖派诗人大多仿效这种诗体,一时自称是唐诗的正宗,不知道他们只是进入声闻、辟支的小乘境地,哪里象盛唐诸公达到了大乘正法的境地呢!唉!正法己经很久不传了。唐诗的理论没有大力倡导,唐诗创作的真谛却是明白的。现在既然提倡江西诗派就是诗正宗,那么学诗的人就会认为唐诗不过只是这个样子,这不是诗发展的又一不幸吗!所以我不自量力,从而定下诗的宗旨,而且借禅理来作比喻,推求汉魏以来诗歌的本源,而断然地认定应当以盛唐为法。即使会得罪当世的君子,也是不退避的。
第3个回答  2011-06-19
要另有一种特殊的才能,这和多读书有学问没有什么关系;诗要另有一种意趣,它是抽象说理所达不到的。可是古人没有不多读书做学问,不多通晓人情物理的。所谓不运用逻辑推理,不把话说尽而有言外之意,才是上等的。诗,是吟咏内心情志的。   盛唐的诗人着重在诗的意趣,有如羚羊挂角,没有踪迹可求。所以他们诗歌的高妙处透彻玲珑,难以直接把握,好象空中的音响,形貌的色采,水中的月亮,镜中的形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近代诸公对这个问题作特别的理解,于是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以这样的方法来作诗,哪里是不下工夫,却终究不如古人的诗。大概在一唱三叹的婉转悠长的韵味方面,有所欠缺吧。而且他们的作品多致力于使用典实,不讲求神韵情致;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全篇读完,也不知主旨何在。他们的末流更严重,叫噪怒张,大大违背了忠厚的传统,几乎以谩骂攻讦为诗。诗到了这种地步,可说是一次厄运,可说是诗的不幸了。   那么近代的诗就没有可取的吗? 回答说,有可取的,我取那些合于古人的作品罢了。本朝初期的诗还在沿袭唐人:王禹偁学白居易,杨亿、刘筠学李商隐,盛度学韦应物,欧阳修学韩愈古诗,梅尧臣学唐人平淡的诗风。到了苏轼、黄庭坚,才按照自己的法式来写诗,学唐人的诗风才变了。黄庭坚在字句上更下了很深的工夫,他那套诗法后来很盛行,海内称为江西诗派。近世赵紫芝、翁灵舒等人,唯独喜欢贾岛、姚合的诗,又稍稍接近清苦的诗风。江湖派诗人大多仿效这种诗体,一时自称是唐诗的正宗,不知道他们只是进入声闻、辟支的小乘境地,哪里象盛唐诸公达到了大乘正法的境地呢!   唉!正法己经很久不传了。唐诗的理论没有大力倡导,唐诗创作的真谛却是明白的。现在既然提倡江西诗派就是诗正宗,那么学诗的人就会认为唐诗不过只是这个样子,这不是诗发展的又一不幸吗! 所以我不自量力,从而定下诗的宗旨,而且借禅理来作比喻,推求汉魏以来诗歌的本源,而断然地认定应当以盛唐为法。即使会得罪当世的君子,也是不退避的。
第4个回答  2011-06-19
这个可以去查字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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