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韵语阳秋》卷14载：“元章始学罗逊书，其变出于王子敬。”“《襄阳学记》乃罗逊书，元章亦襄阳人。始效其体至于笔换万钧，沉着痛快处，逊法其能尽耶？”《襄阳县志·古迹》：“襄州新学记碑：贞元五年卢群撰，罗让行书。……罗让字景宜，……让书襄阳学记最有名。米元章始效其作，后乃超迈入神耳。宋人避英宗本生于濮安懿王讳，故或称罗逊”。米芾《群玉堂米帖》自叙云：“余初学颜书，七、八岁作字，至大一幅，书简不成。”由此知，米芾是七、八岁时开始学习书法、启蒙老师是襄阳书家罗让（或称罗逊）。
翁方纲《米海岳年谱》：“五年庚子，手帖云：余年十岁，写碑刻，学周越、苏子美扎，自成一家，人谓有李邕笔法，闻而恶之。”“五年庚子”，即宋仁宗嘉佑五年（1060年）。
至于徒弟，我知道他有唯一的女徒弟：唐双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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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11-07-22
中文名称: 米芾
又名: 字元章
朝代: 北宋
国别: 中国
籍贯: 山西
代表作
美术图片: 与魏泰唱和诗 吴江舟中诗卷 春山瑞松图轴 珊瑚帖 珊瑚笔架图 More ...
类别: 古代书法家 古代画家
主题词或关键词: 书法家
栏目关键词: 古代名画 生平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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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芾
北宋米芾（1051—约1108），字元章，号襄阳漫土、海岳外史。祖籍山西，迁居襄阳，有“米襄阳”之称。史传说他个性怪异，喜穿唐服，嗜洁成癖，遇石称“兄”，膜拜不已，因而人称“米颠”。他六岁熟读诗百首，七岁学书，十岁写碑，二十一岁步入官场，确实是个早熟的怪才。在书法上，他是“宋四书家”（苏、米、黄、蔡）之一，又首屈一指。其书体潇散奔放，又严于法度，苏东坡盛赞其“真、草、隶、篆，如风樯阵马，沉着痛快”；另一方面，他又独创山水画中的“米家云山”之法，善以“模糊”的笔墨作云雾迷漫的江南景色，用大小错落的浓墨、焦墨、横点、点簇来再现层层山头，世称“米点”。为后世许多画家所倾慕，争相仿效。他的儿子米友仁，留世作品较多，使这种画风得以延续，致使“文人画”风上一新台阶，为画史所称道。米芾究竟以书为尚，还是以画为尚，史家各有侧重。
“衣冠唐制度，人物晋风流”
米芾，初名黻，字元章。外号很多：襄阳漫士、鹿门居士、海岳外史、淮阳外史，又有中岳外史、净名庵主、溪堂、无碍居士，晚年号米老。米芾自称楚国氏之后（远祖为火正祝融、鬻熊），故自题偶作黻（芾）、楚国米黻（芾）、火正后人、鬻熊后人。世居太原，后迁襄阳，润州（今江苏镇江）为其定居之所，曾在定居之所作书作画。宋周密《云烟过眼录》记米芾自画东山朝阳岩海岳庵图，朝阳岩背焦山，其侧有早来堂，率意而写，极有天趣。《宋史》称他为吴人，当误。盖因米芾嫁女于苏州，曾居其地。
米芾生于北宋仁宗皇佑三年（1051）。卒年，史载不一，自翁方纲《米海岳年谱》一出，所定大观元年（1107）几为定论。翁文为：
“按大观元年丁亥，米公卒时五十七岁，《宋史》本传云云，其误明矣（《宋史》作出淮阳军卒，年四十七）。又厉鹗《宋诗纪事》云大观二年，罢知淮阳军亦误。又来程俱《北山小集·题米无章墓文》谓米公卒于大观四年庚寅，此亦不及张丑《清河书画舫》言之为详。张丑云：‘米公卒于大观元年丁亥。’又引蔡肇所撰《米公墓志》谓葬于三年六月，此与方信孺所引‘大观三年葬于丹□□山下’正合也。且黄长睿（伯思）《东观余论·序》云‘元章已物故’，此序作于大观二年六月，则米芾卒于大观元年为定说矣。”
按：翁氏所考欠严密，不足以服人。《宋会要辑稿·礼四四·赙赠》记有（特加恩者）知淮军米芾（下注：大观二年三月，赙以百缣）一条，验之本书所记，均无差错。可知米氏大观二年尚在淮阳。厉鹗所论不误。据此可以认为米芾卒于大观二年六月前后。
美术史家一般还特别关注米氏改写“米芾”时的年龄。一般认为：他四十一岁起必写“芾”。这也见于翁文：
“按（米芾）《王子敬帖》跋云：‘崇宁元年五月十五日，易裱改装，时以芾字行，适一纪（十二年）。’据此云一纪，自崇宁元年计起，是其名写芾，在元佑六年（1091）辛未也。……时年四十一矣。……米海岳书画，凡有元佑六年以前作芾者，皆赝品也。黻在前，芾在后，悉可由此定之。……又按米书芾字，中间先作一横，然后自上以直贯下。此芾字下从市，读若分勿切，即芾字，与朝市之市，先上点而后横者迥异。凡米迹此字误作一点一横，草头下加市井之市者，皆伪迹也。”
但也有“黻”“芾”并用的。据考，米芾改字以后的作品以《昨日帖》为最早。当时正值米芾“将卜老丹徒”，过镇江应邀留甘露寺并命居室为“净名”。时在元佑四年六月之后。《昨日帖》当书于元佑六年。
相传米氏的五世祖为宋初勋臣、出身奚族的大将米信，但米芾书迹从未避讳，也从不炫耀此事。实际上米芾在仕途上受到歧视，即使作礼部员外郎时还被认为出身冗浊不宜此任。米芾的母亲又曾为英宗高氏皇后的乳母。米芾一生未能摆脱这可怕的阴影，忽而狂傲，忽而谦卑，忽而慷慨，忽而吝啬，似有变态心理。
但米芾也凭母亲这一特殊关系捞到好处：他二十一岁时，英宗即位，即以任子身份被授予校书郎，旋出浛光尉。即使从雍丘去任，还以县令的身份监庙食禄。米氏的一生，经历北宋王安石变法、元佑党祸，曾（布）蔡（京）倾轧，他深知与他们的关系直接影响他的仕途，曾总结为：“疱丁解牛刀，无厚入有间。以此交世故，了不见后患。”
米芾与权贵交往的利器是他的书画绝技。当时的王公权贵均好此道，米氏为目不识丁的高后之侄作韩干马画的《天马赋》，不免阿谀。历朝相府中大多有他的踪迹，群臣之中大多与之有交往。米芾无怪乎自鸣得意了。
米芾的第二个招数是他的奇行诡踪和奇谈怪论。因而人称“米颠”。例如周煇《清波杂志》说：“一日，米芾回人书，亲旧有密于窗隙窥其书至‘芾再拜’，即放笔于案，整襟端下两拜。”他戴高帽，着深衣，全然不用世法，有讥为“活卦影”，也有誉为“衣冠唐制度，人物晋风流”（张大亨）。惠洪《冷斋夜话》说：“米芾元章豪放，戏谑有味，士大夫多能言其止作。有书名，尝大书曰：‘吾有瀑布诗，古今赛不得。最好是一条，界破青天色。’人固以怪之。其后题云：‘苏子瞻云：此是白乐天奴子诗。’见者莫不大笑。”
米芾有一种异乎寻常的洁癖。洗手不用巾擦，相拍甩干。朝靴偶为他人所持，心甚恶之，因屡洗，弄得破损不可穿。这类故事为宋人津津乐道。
米芾既要养家糊口，又要出资于书画，于是历史上便有米老狡狯、不择手段骗取书画的种种故事。尽管其行为不端，也怪不得他了。
米芾也有正经的时候。在雍丘时见胥吏催租逼人，愤而作诗：“白头县令受薄禄，不敢鞭笞怒上帝。救民无术告朝廷，监庙东归早相乞。”（《清河书画舫》）然而他左右为难，既不敢得罪朝廷，又不愿向饥寒交迫的寒民逼租，只能怨起“上帝”来。他的一个座右铭实在无愧于这段经历：“进退有命，去就有义，仕宦有守，远耻有礼，翔而后集，色斯举矣。”然而绍圣以后，元佑旧党朔、蜀、洛三派贬滴殆尽，朝中奸臣当道，米芾也变得玩世不恭了。他在涟水任职时，因玩石被上司发现，险些丢官。米芾在此任居然大有时间修习草书，留传书迹甚多。“任满之时，归橐萧然”，可见他还是比较清廉的地方官。
米芾历官十八任，世称“米南宫”者，南宫是礼部的别称，他官至礼部员外郎。
砚首、帖身、嗜石、好画
米芾集书画家、鉴定家、收藏家于一身，收藏宏富，涉猎甚广，加之眼界宽广，鉴定精良，所著遂为后人研究画史的必备用书。有《宝章待访录》、《书史》、《画史》、《砚史》、《海岳题跋》等。《宝章待访录》成书于元佑元年（1086）八月，分为“目睹”“的闻”两大部分，所录八十四件晋唐品，开后世著录之先河，影响颇大，甚至有专门模仿此书体例的论著，如明张丑撰《张氏四表》。《书史》则更为详实，为后世鉴定家的依据之一。《海岳》一书主要叙述自己的经验心得，十分中肯。该书一般认为是后人辑录米论而成。张邦基《墨庄漫录》卷六曰：“本朝能书，世推蔡君漠，然得古人之玄妙者，当逊米元章。米芾亦自负如此，尝有论书一篇及杂书十篇，皆中朝墨之病，用鹅林纸书赠张大亨嘉甫，盖米老得意书也，今附于后。”所附与今相同，据此，是书当为米芾所著。
米芾以书法名世，为北宋四家之一，若论体势骏迈，则当属第一。他的成就完全来自后天的努力。
米芾自叙学书：“余初学颜（真卿），七八岁也，字大至一幅。写简不成，见柳（公权）而慕紧劲，乃学柳《金刚经》。久之，知出于欧（阳询），乃学欧。久之如印板排算，乃慕褚（遂良）而学最久。”（翁方纲《米海岳年谱》引米氏手札）在十岁之前的两年多时间里，学习的是最正规的楷书，打下一定基础后才开始学习行书。
他又说：“余年十岁写碑刻，学周起、苏子美札，自作一家。人谓有李邕笔法，闻而恶之，遂学沈传师，爱其不俗。自后数改，献之字亦取其落落不群之意耳。春和便思笔札，手不作乃可涤砚，若不自涤者，书皆不成，纸不剪者亦如之。学书来约写过麻笺十万，布在人间。老来写益多，特出少年者辄换下也。每以新字易旧札，往往不肯，盖人不识老笔乏姿媚乃天成之道，盖老来作书有骨格，不专秀丽，浑然天成，人莫能识，往往多以为不逮少小。”（《清河书画舫》）但所谓“有李邕笔法，闻而恶之”，很难想象十来岁的米芾会有如此超前的眼光。他三十岁时在长沙为官，曾见岳麓寺碑，次年又到庐山访东林寺碑，且都题了名。元佑二年还用张萱画六幅、徐浩书二帖与石夷庚换李邕的《多热要葛粉帖》。证之其书法，二十四岁的临桂龙隐岩题铭摩崖，略存气势，全无自成一家的影子；三十岁时的《步辇图》题跋，亦使人深感天资实逊学力。米老狡狯，偶尔自夸也在情理中，正如前人所云“高标自置”。米芾自叙学书经常会有些故弄玄虚，譬如对皇帝则称“臣自幼便学颜行”。但是米芾的成功完全来自后天的苦练，丝毫没有取巧的成分。米芾每天临池不辍，举两条史料为证：“一日不书，便觉思涩，想古人未尝半刻废书也。”“智永砚成臼，乃能到右军（王羲之），若穿透始到钟（繇）、索（靖）也，可永勉之。”他儿子米友仁说他甚至大年初一也不忘写字。（据孙祖白《米芾米友仁》）
米芾富于收藏，宦游外出时，往往随其所往，在座船上大书一旗“米家书画船”。黄庭坚曾题诗说：“万里风帆水着天，麝煤鼠尾过年年。沧江尽夜虹贯月，定是米家书画船。”米芾自己也有诗：“快霁一天清淑气，健帆千里碧榆风。满船书画同明月，十日随花窈窕中。”（张丑《真迹实录》）从此沧江虹月和米芾书画船就成为后人艳称的美事。
米芾嗜石，《宋史》本传记有其事。元倪镇有《题米南宫拜石图》诗：“元章爱砚复爱石，探瑰抉奇久为癖。石兄足拜自写图，乃知颠名传不虚。”据此诗，米芾对此癖好自鸣得意，自写《拜石图》。后世画家亦好写此图，于是米芾拜石一事便喧腾人口，传为佳话。米氏宝晋斋前也有异石，以供清玩，《书异石帖》记有此石。相传米芾有“瘦、秀、皱、透”四字相石法。
米芾还爱砚。砚是“文房四宝”之一，为书画家必备之物。米芾于砚，素有研究。著有《砚史》一书，据说对各种古砚的品样，以及端州、歙州等石砚的异同优劣，均有详细的辨论，倡言“器以用为功，石理以发墨为上”。《宝晋斋法书赞》引《山林集》中一帖：“辱教须宝砚，……砚为吾首，……”米芾把砚看得像自己的头颅一样重要，可谓溺爱之深。（“帖身”亦出于《法书赞》）
兼有石癖、砚癖的米芾自然对砚山极为重视。砚山是一种天然峰峦形成的砚石，在底部山麓处，琢平可受以水磨墨，既可作为文房清玩，又能为临池染墨之具。《志林》记米芾得一砚山而抱眠三日。其中最著名的一座是南唐后主李煜之物，为结屋甘露而转让他人换得宅地一方，米芾念念思之，因作有《研（砚）山图》传世。
米芾晚年居润州丹徒（今属江苏），有山林堂。故名其诗文集为《山林集》，有一百卷，现大多散佚。目前传世有《宝晋英光集》。米芾能书又能诗，诗称意格，高远杰出，自成一家。尝写诗投许冲元，自言“不袭人一句，生平亦未录一篇投豪贵”，别具一格为其长，刻意求异为其短。
米家云山，非师而能
米芾画迹不存于世。尽管各种资料中所记的画迹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清单，然而“谅非如此之众也”（米芾《画史》）。历代书画史所载真伪相参，扑朔迷离，以至于后人不断怀疑：米芾是不是画家？米芾会不会作画？米芾的画究竟面目如何？后人因而仿效米芾作“无米论”。其实，《宣和书谱》已称米芾“兼喜作画”。《宋史》本传亦云：“画山水人物，自名一家。”米芾也自称能画，以他当时的鼎鼎大名，根本没有必要冒充画家，实在不须怀疑他能否作画，历史上有画名而无画迹存世的又何止米芾一人！
米芾自著的《画史》记录了他收藏、品鉴古画以及自己对绘画的偏好、审美情趣、创作心得等。这应该是研究他的绘画的最好依据。
但目前唯一能见到的，也很难说是真正意义上的“米画”——《珊瑚帖》上的一只金座笔架。倘若把底座拉长，略加坡度，笔架缩小插在山坡上，那就成了米家山水最基本的骨架，然后再加上米点和题款，米家山水便赫然而出。米芾作画大抵也像在《珊瑚帖》中一样兴之所至，随手涂抹。在字里行间随手涂抹的例子还见于《铁围山丛谈》，谓米芾在写给蔡京的一帖中诉说流离颠沛之苦，随手在文中画了一只小船。
米芾自称所画云山“树石不取细意似便已”，其句读可作“树石不取细，意似便已”，或作“树石不取细意，似便已”。前者强调神似，后者强调形似。邓椿则作：“树石不取工细，意似便已”（《清河书画舫》）。据此，可以肯定地说，这种画风与以赵佶为代表的那种刻意求工的画风是截然相反的，也与通常认为的“兴之所至，以墨为戏”一致。有画史称“率笔而写，极有天趣”。这里再引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米）墨戏，不专用笔，或以纸筋，或以蔗滓，或以莲房，皆可为画，反映了一种玩好的心态。
米芾的《画史》也贯穿着这种心态。北宋初期的山水形成了关仝、范宽、李成三家鼎峙的局面，他们以善写雄山大水见长，极尽外师造化之能事，曾使当时的评论家大为叹服：“三家鼎峙，百代标程”。但米芾却评论道：“关仝，工关河之势，峰峦少秀气；李成淡墨如梦雾中，石如云动，多巧少真意；范宽势虽雄杰，然深暗如暮夜晦冥，土石不分。”对于赵佶的皇家画院，米芾不便多言，但从他不评一字的态度可以看出认可者甚少。在米芾的年代，“独书画未有杰然超拔之士”，摹习成风，难怪米芾所见李成的赝品几达三百件之多，这当然不能排除画者为了谋利，逢迎时尚。米芾凡事务求出人头地，他当然不愿临摹三大家的山水。他的山水画一空依傍，在他的《画史》中郑重声明“非师而能”。
“非师而能”之“师”，当然指当时流行的三大家，这是当时画家成功的必由之路。米芾更多地希望中得心源，更多地从内心感受出发。“非师而能”成立的前提和基础是：米芾首先是一个北宋最好的鉴赏家和北宋最大的收藏家，过眼的古代书画无数。他比较重视客观实际，注意鉴别真伪，区分优劣，还用铃印的方法区分书画的等级，这种品级评定恐系我国画史第一人。米芾以鉴古的眼光对待书画，对各家的优劣得失了如指掌，一旦拿起画笔，自然就能扬长避短，另辟蹊径了。
尽管米芾声称“非师而能”，但是我们依旧能说他主要取法于南方的董源。董其昌说：“米家父子宗董、巨，删其繁复”，“董北苑好作烟景，烟云变幻，即米画也”（《画禅室随笔》）。莫是龙等也有类似的说法。从他的《画史》中看，他对三大家指责尤多，而对于董源、巨然却是一味赞美：
“董源平淡天真多，唐无此品，在毕宏上。近世神品，品格无与比也。峰峦出没，云雾显晦，不装巧趣，皆得天真。岚气郁苍，枝干劲挺，咸有生意。溪桥渔浦，洲渚掩映，一片江南也。”
“董源雾景横披全幅，山骨隐显，林梢出没，意趣高古。”
“巨然师董源，今世多有本。岚气清润，布景得天真多。巨然少年时多作‘矾头’，老年平淡趣高。”
“巨然半幅横轴，一风雨景，一晚公山天柱峰图。清润秀拔，林路萦回，真佳制也。”
“巨然山水，平淡奇绝。”如此等等。
他确实收藏有董源的《雾景横披全幅》等，也见过他人收藏的董源画。米芾对自己的师承一字不提，要么是对院画、三大家的揶揄、偏激之词，要么便是“米老狡狯”，自作清高了。
米芾选择这样的图式，自有他的原因：首先与他对山水的审美偏好有关。从他对三大家的指责中可以看出他偏好秀润一格。再考其经历：早年游宦桂林，山水秀丽甲于天下；暂居姑苏之大姚村，为江中一岛，水雾蒹葭；定居润州，有人形容为“江南奇观在北固诸山，而北固诸奇观又在东冈海岳”（据《中国书画》）。米家云山图式大抵以江浙一带的江南平远山为粉本。其重点不仅仅在于山，也不仅仅在于云，而在于云遮山、山衬云的欲雨欲霁的景色。这样的图式虽然与米芾作画的技巧有关，云山可以帮助他略去大部分景物，冠冕堂皇地掩盖了作画技巧的不足，又巧妙地表现了自己的偏好且自出新意。但我们还是说米芾为此下了不少功夫。据说他每天晨夕对景写生，“加之‘其人胸中有千岩万壑’，晴雨晦明中，执笔摹写，收景象于毫芒咫尺之间”（李日华《味水轩日记》）。《孙氏书画钞》曰：“雨山晴山，画者易状。惟晴欲雨、雨欲霁，宿雾晓烟，已判复合，景物昧昧，时一出没无间，难状也。此非墨妙于天下，意超物表者断不能到也。”李日华在《味水轩日记》中曾记他在雨中游览云山。“领略云山蓊蒙之状，沈绿深黛中，时露薄赭，倏敛倏开”，感叹“非襄阳米老断不能与造化传神，乃知此老高标自置，固非浪语”。
构成米芾的画面的是墨色、点和线条，这都是米芾作为一代大书家的看家本领，其精妙固不在话下。关于墨色，如“米元章砚山图纯用焦墨”（《既古录》），“元章用王洽之泼墨，参用破墨、积墨、焦墨，故融厚有味”（董其昌语）。《詹东图玄览编》说：“米海岳云山小横幅，纯用淡墨而成，了无笔迹，真逸品也。又有一小横幅，纯用焦墨，笔法高古苍劲。昔人作绘，有有笔无墨者，有有墨无笔者，此则一为无笔无墨，一为有笔有墨，真是不可测度。”关于米点，也有其来历，董其昌、莫是龙都说董源画树多有不作小树形者，如秋山行旅是也；又有作小树但只是远望之似树，其实凭点缀成形者。这或是米氏“落茄皴”的来源。但他作画不取工细，这样的画面只能是小幅，一经放大便空洞无物了。自云：“知音求者，只作三尺横披。三尺轴惟宝晋斋中挂成对，长不过三尺，裱出不及椅所映，人行过肩不着。更不作大图，无李成、范宽、关全俗气。”他无法像李成、范宽那样在巨幅上挥洒自如，纵横驰骋，实际上他的画也以小幅胜。史家常说米芾用横幅，为其首创，“古画多直幅，至有画长八尺者。横披始于米氏父子，非古训也”。据其《画史》记，亦有不少横披横挂的，但米芾提倡小幅，却在形式上为后来的文人画家作了表率，起了很大作用。后人关于米画尺幅的记载均是小画：“米小画一纸，广仅七寸，高尺余”；“米元章纸写小山水一幅，阔一尺，高三尺许”；“米元章绢写小山水一卷，长五尺，高八寸”；“小米山水小纸一幅，仅尺余高，阔七尺余”。
米芾作画讲究表现云与山的虚实变幻，这只能靠笔墨效果来控制。他提倡用宣纸作画，“画纸不用胶矾，不肯于绢上画，临摹古画有用绢者”（《清河书画舫》引《格古要论》）。因宣纸利于墨韵的变化，而绢却利于墨笔线条，画云山显然用绢不及用纸。实际上米芾对绢的驾驭能力也是相当强的，一卷《蜀素》传世百年无人书写，固然有书艺高低之别，但主要还是无法把握粗糙的蜀绢，而米芾却驾轻就熟，《蜀素》一帖是米芾的佳构之一。说“米不肯于绢素上着一笔”，想必米芾知道书法与绘画材料不同，效果也不同。这也只能指一般的情况，杜东原有诗题米元章画：“鲛人水底织冰蚕，移入元章海岳庵。醉里挥毫人不见，觉来山色满江南。”（据孙祖白《米芾米友仁》）大概是米芾偶一为之，“米画用绢素者”或许未必都是伪作。
至此我们可以设想出米芾作画的大致面目：大约是通身墨骨的树干上分布着枝枝叉叉的细枝，树枝上用或圆或扁圆的点子作叶，浓浓淡淡的有干有湿，十分随意，山峦起伏重叠，皴少而墨多，淡墨滋润，浓墨略干燥，树和山峦穿插烟云。因云用细笔勾勒，线条宛如他的书法，靠着书法线条的支撑，再加上他精于墨色变化，使浓淡干浊的墨，造成迷茫沉郁的树林，浑厚朴茂的山林，飘忽无定似动非动的烟云。
根据米芾《画史》的记载，他也长于人物画，自云“所画《子敬书练裙图》归于权要”，“善写古贤像”。曾与北来人物画第一高手、白描大师李公麟讨论创作人物画，李为之作《山阴图》。周密《云烟过眼录》记：“李伯时《山阴图》：许玄度、王逸少、谢安石、支道林四像，并题小字，是米老书。缝有睿思东阁小玺，并米字印，题：‘南舒李伯时为襄阳元章作。’下用公麟小印，甚奇。尾有绍兴小玺，跋尾云：米元章与伯时说许玄度、王逸少、谢安石、支道林当时同游适于山阴，南唐顾闳中遂画为山阴图，三吴老僧宝之，莫肯传借。伯时率然弄笔，随元章所说，想象作此，潇洒有山阴放浪之思。元丰壬戌正月二十五日与何益之、李公择、魏季通同观。李琮记。”由此可知，米芾除了绘画造型能力较弱外，他对绘画审美的才能以及绘画构思的精到，几乎是可以与李公麟相抗衡的。
据米友仁讲，米芾亦长于自画像和古贤像。见《海岳遗事》：“米芾自写真，世有数本，一本服古衣冠，曾入绍兴内府，有其子友仁审定赞跋云：‘先子昔手写晋、唐忠臣义上像数十本，张于斋壁，一时好古博雅移摹流传甚多，至今尚有藏者。此卷自写真也。’一本苏养直题云：“米礼部人物潇散，有举扇西风之兴。’一本唐装据案执论《十七帖》者，上有篆书‘淮阳外史米元章像’八字及无章自书‘棐几延毛子，明窗馆墨新，功名皆一戏，未觉负平生’之句。”这类古代忠臣义士像，大概也是他兴之所至、寓兴寄怀的作品。
如果说米芾画阳朔山为传闻的话，那么他四十岁前后作山水大概不成问题。较之于山水，他作人物画则很晚。米芾自称“李公麟病右手三年，余始画”。这里当指开始作人物画的时间。《宣和画谱》记李公麟晚年得痹疾，《宋史》记元符三年（1100），（李）病痹。这表明米芾开始创作人物画是在崇宁二年（1103），距其去世仅仅五年。
米芾作画，并不像古人那样精工细作，而是挥洒点染顷刻而成的。他作画快疾而流传的画迹稀少，只能说明：一是不常作画，画作也不轻易送人。二是作画的时间本来也不长，这一点也可从他朋友那里找一些旁证：苏轼、黄庭坚、陈师道、王诜等从不记载他作画，实际上米芾开始作画时，苏于1101年、黄于1104年、陈于1102年、王于1104年相继去世。总的看来，米芾作画时间不会很长，画作不会很多，又深自秘藏，故而当时就不多见。邓椿《画继》记“（米）公字札流传四方，独于丹青，诚为罕见”。该书记述的两张画，风格、画法均不类米芾，与米友仁也毫无瓜葛可言，不足为凭。流传到南宋见于记载的大概只有《下蜀江山图》。张元干、朱熹都见到过。陆游曾跋曰：“画自是妙迹，其为元章元疑者，但字却是元晖所作，观者乃并画疑之，可叹也”。（《渭南文集》卷二十九，《跋米老画》）
风樯阵马，飘逸超迈
米芾平生于书法用功最深，成就以行书为最大。虽然画迹不传于世，但书法作品却有较多留存。南宋以来的著名汇帖中，多数刻其法书，流播之广泛，影响之深远，在“北宋四大书家”中，实可首屈一指。
康有为曾说：“唐言结构，宋尚意趣。”意为宋代书法家讲求意趣和个性，而米芾在这方面尤其突出，是北宋四大家的杰出代表。
米芾习书，自称“集古字”，虽有人以为笑柄，也有赞美说“天姿辕轹未须夸，集古终能自立家”（王文治）。这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米氏书法成功的来由。根据米芾自述，在听从苏东坡学习晋书以前，大致可以看出他受五位唐人的影响最深：颜真卿、欧阳询、褚遂良、沈传师、段季展。米芾有很多特殊的笔法，如“门”字右角的圆转、竖钩的陡起以及蟹爪钩等，都集自颜之行书；外形竦削的体势，当来自欧字的模仿，并保持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沈传师的行书面目或与褚遂良相似；米芾大字学段季展，“独有四面”、“刷字”也许来源于此；褚遂良的用笔最富变化，结体也最为生动，合米芾的脾胃，曾赞其字，“如熟驭阵马，举动随人，而别有一种骄色”。
元丰五年（1082）以后，他开始寻访晋人法帖，只一年就得到了王献之的《中秋帖》。这先入为主的大令帖，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总觉得右军不如其子。但生性不羁的米芾并不满足于小王，早在绍圣年间就喊出了“老厌奴书不换鹅”，“一洗二王恶札”。米芾据说学过羊欣，李之仪说，“海岳仙人不我期……笔下羊欣更出奇”。那么米芾学羊欣大概在卜居海岳庵，是元佑六年之后的事情了。尽管如此，米书并没有定型，近在元佑三年书写的《苕溪帖》、《殷令名头陀寺碑跋》、《蜀素帖》写于一个半月之内，风格却有较大的差异，还没有完全走出集古字的门槛。
直到“既老始自成家，人见之，不知何以为主”时才最后完成了自己风格的确立，大概在五十岁以后。这定型的书法面目，由于米芾过于不羁，一味好“势”，即使小楷如《向太后挽词》也跃跃欲试。这“势”固是优点，但同时又成了他的缺陷。“终随一偏之失”，褒贬分明如黄庭坚者应该是比较客观的、公道的。
黄长睿评其书法，“但能行书，正草殊不工”，当时所谓“正”，并无确指，不一定是现在的“正楷”，倘指篆隶，倒也恰当。现存的米芾篆隶，的确不甚工，草书也写得平平。他后来对唐人的草书持否定态度，又囿于对晋草的见识，成绩平平自然在所难免。
米芾作书十分认真，不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不假思索一挥而就。米芾自己说：“余写《海岱诗》，三四次写，间有一两字好，信书亦一难事”（明范明泰《米襄阳外记》）?
又名: 字元章
朝代: 北宋
国别: 中国
籍贯: 山西
代表作
美术图片: 与魏泰唱和诗 吴江舟中诗卷 春山瑞松图轴 珊瑚帖 珊瑚笔架图 More ...
类别: 古代书法家 古代画家
主题词或关键词: 书法家
栏目关键词: 古代名画 生平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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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芾
北宋米芾（1051—约1108），字元章，号襄阳漫土、海岳外史。祖籍山西，迁居襄阳，有“米襄阳”之称。史传说他个性怪异，喜穿唐服，嗜洁成癖，遇石称“兄”，膜拜不已，因而人称“米颠”。他六岁熟读诗百首，七岁学书，十岁写碑，二十一岁步入官场，确实是个早熟的怪才。在书法上，他是“宋四书家”（苏、米、黄、蔡）之一，又首屈一指。其书体潇散奔放，又严于法度，苏东坡盛赞其“真、草、隶、篆，如风樯阵马，沉着痛快”；另一方面，他又独创山水画中的“米家云山”之法，善以“模糊”的笔墨作云雾迷漫的江南景色，用大小错落的浓墨、焦墨、横点、点簇来再现层层山头，世称“米点”。为后世许多画家所倾慕，争相仿效。他的儿子米友仁，留世作品较多，使这种画风得以延续，致使“文人画”风上一新台阶，为画史所称道。米芾究竟以书为尚，还是以画为尚，史家各有侧重。
“衣冠唐制度，人物晋风流”
米芾，初名黻，字元章。外号很多：襄阳漫士、鹿门居士、海岳外史、淮阳外史，又有中岳外史、净名庵主、溪堂、无碍居士，晚年号米老。米芾自称楚国氏之后（远祖为火正祝融、鬻熊），故自题偶作黻（芾）、楚国米黻（芾）、火正后人、鬻熊后人。世居太原，后迁襄阳，润州（今江苏镇江）为其定居之所，曾在定居之所作书作画。宋周密《云烟过眼录》记米芾自画东山朝阳岩海岳庵图，朝阳岩背焦山，其侧有早来堂，率意而写，极有天趣。《宋史》称他为吴人，当误。盖因米芾嫁女于苏州，曾居其地。
米芾生于北宋仁宗皇佑三年（1051）。卒年，史载不一，自翁方纲《米海岳年谱》一出，所定大观元年（1107）几为定论。翁文为：
“按大观元年丁亥，米公卒时五十七岁，《宋史》本传云云，其误明矣（《宋史》作出淮阳军卒，年四十七）。又厉鹗《宋诗纪事》云大观二年，罢知淮阳军亦误。又来程俱《北山小集·题米无章墓文》谓米公卒于大观四年庚寅，此亦不及张丑《清河书画舫》言之为详。张丑云：‘米公卒于大观元年丁亥。’又引蔡肇所撰《米公墓志》谓葬于三年六月，此与方信孺所引‘大观三年葬于丹□□山下’正合也。且黄长睿（伯思）《东观余论·序》云‘元章已物故’，此序作于大观二年六月，则米芾卒于大观元年为定说矣。”
按：翁氏所考欠严密，不足以服人。《宋会要辑稿·礼四四·赙赠》记有（特加恩者）知淮军米芾（下注：大观二年三月，赙以百缣）一条，验之本书所记，均无差错。可知米氏大观二年尚在淮阳。厉鹗所论不误。据此可以认为米芾卒于大观二年六月前后。
美术史家一般还特别关注米氏改写“米芾”时的年龄。一般认为：他四十一岁起必写“芾”。这也见于翁文：
“按（米芾）《王子敬帖》跋云：‘崇宁元年五月十五日，易裱改装，时以芾字行，适一纪（十二年）。’据此云一纪，自崇宁元年计起，是其名写芾，在元佑六年（1091）辛未也。……时年四十一矣。……米海岳书画，凡有元佑六年以前作芾者，皆赝品也。黻在前，芾在后，悉可由此定之。……又按米书芾字，中间先作一横，然后自上以直贯下。此芾字下从市，读若分勿切，即芾字，与朝市之市，先上点而后横者迥异。凡米迹此字误作一点一横，草头下加市井之市者，皆伪迹也。”
但也有“黻”“芾”并用的。据考，米芾改字以后的作品以《昨日帖》为最早。当时正值米芾“将卜老丹徒”，过镇江应邀留甘露寺并命居室为“净名”。时在元佑四年六月之后。《昨日帖》当书于元佑六年。
相传米氏的五世祖为宋初勋臣、出身奚族的大将米信，但米芾书迹从未避讳，也从不炫耀此事。实际上米芾在仕途上受到歧视，即使作礼部员外郎时还被认为出身冗浊不宜此任。米芾的母亲又曾为英宗高氏皇后的乳母。米芾一生未能摆脱这可怕的阴影，忽而狂傲，忽而谦卑，忽而慷慨，忽而吝啬，似有变态心理。
但米芾也凭母亲这一特殊关系捞到好处：他二十一岁时，英宗即位，即以任子身份被授予校书郎，旋出浛光尉。即使从雍丘去任，还以县令的身份监庙食禄。米氏的一生，经历北宋王安石变法、元佑党祸，曾（布）蔡（京）倾轧，他深知与他们的关系直接影响他的仕途，曾总结为：“疱丁解牛刀，无厚入有间。以此交世故，了不见后患。”
米芾与权贵交往的利器是他的书画绝技。当时的王公权贵均好此道，米氏为目不识丁的高后之侄作韩干马画的《天马赋》，不免阿谀。历朝相府中大多有他的踪迹，群臣之中大多与之有交往。米芾无怪乎自鸣得意了。
米芾的第二个招数是他的奇行诡踪和奇谈怪论。因而人称“米颠”。例如周煇《清波杂志》说：“一日，米芾回人书，亲旧有密于窗隙窥其书至‘芾再拜’，即放笔于案，整襟端下两拜。”他戴高帽，着深衣，全然不用世法，有讥为“活卦影”，也有誉为“衣冠唐制度，人物晋风流”（张大亨）。惠洪《冷斋夜话》说：“米芾元章豪放，戏谑有味，士大夫多能言其止作。有书名，尝大书曰：‘吾有瀑布诗，古今赛不得。最好是一条，界破青天色。’人固以怪之。其后题云：‘苏子瞻云：此是白乐天奴子诗。’见者莫不大笑。”
米芾有一种异乎寻常的洁癖。洗手不用巾擦，相拍甩干。朝靴偶为他人所持，心甚恶之，因屡洗，弄得破损不可穿。这类故事为宋人津津乐道。
米芾既要养家糊口，又要出资于书画，于是历史上便有米老狡狯、不择手段骗取书画的种种故事。尽管其行为不端，也怪不得他了。
米芾也有正经的时候。在雍丘时见胥吏催租逼人，愤而作诗：“白头县令受薄禄，不敢鞭笞怒上帝。救民无术告朝廷，监庙东归早相乞。”（《清河书画舫》）然而他左右为难，既不敢得罪朝廷，又不愿向饥寒交迫的寒民逼租，只能怨起“上帝”来。他的一个座右铭实在无愧于这段经历：“进退有命，去就有义，仕宦有守，远耻有礼，翔而后集，色斯举矣。”然而绍圣以后，元佑旧党朔、蜀、洛三派贬滴殆尽，朝中奸臣当道，米芾也变得玩世不恭了。他在涟水任职时，因玩石被上司发现，险些丢官。米芾在此任居然大有时间修习草书，留传书迹甚多。“任满之时，归橐萧然”，可见他还是比较清廉的地方官。
米芾历官十八任，世称“米南宫”者，南宫是礼部的别称，他官至礼部员外郎。
砚首、帖身、嗜石、好画
米芾集书画家、鉴定家、收藏家于一身，收藏宏富，涉猎甚广，加之眼界宽广，鉴定精良，所著遂为后人研究画史的必备用书。有《宝章待访录》、《书史》、《画史》、《砚史》、《海岳题跋》等。《宝章待访录》成书于元佑元年（1086）八月，分为“目睹”“的闻”两大部分，所录八十四件晋唐品，开后世著录之先河，影响颇大，甚至有专门模仿此书体例的论著，如明张丑撰《张氏四表》。《书史》则更为详实，为后世鉴定家的依据之一。《海岳》一书主要叙述自己的经验心得，十分中肯。该书一般认为是后人辑录米论而成。张邦基《墨庄漫录》卷六曰：“本朝能书，世推蔡君漠，然得古人之玄妙者，当逊米元章。米芾亦自负如此，尝有论书一篇及杂书十篇，皆中朝墨之病，用鹅林纸书赠张大亨嘉甫，盖米老得意书也，今附于后。”所附与今相同，据此，是书当为米芾所著。
米芾以书法名世，为北宋四家之一，若论体势骏迈，则当属第一。他的成就完全来自后天的努力。
米芾自叙学书：“余初学颜（真卿），七八岁也，字大至一幅。写简不成，见柳（公权）而慕紧劲，乃学柳《金刚经》。久之，知出于欧（阳询），乃学欧。久之如印板排算，乃慕褚（遂良）而学最久。”（翁方纲《米海岳年谱》引米氏手札）在十岁之前的两年多时间里，学习的是最正规的楷书，打下一定基础后才开始学习行书。
他又说：“余年十岁写碑刻，学周起、苏子美札，自作一家。人谓有李邕笔法，闻而恶之，遂学沈传师，爱其不俗。自后数改，献之字亦取其落落不群之意耳。春和便思笔札，手不作乃可涤砚，若不自涤者，书皆不成，纸不剪者亦如之。学书来约写过麻笺十万，布在人间。老来写益多，特出少年者辄换下也。每以新字易旧札，往往不肯，盖人不识老笔乏姿媚乃天成之道，盖老来作书有骨格，不专秀丽，浑然天成，人莫能识，往往多以为不逮少小。”（《清河书画舫》）但所谓“有李邕笔法，闻而恶之”，很难想象十来岁的米芾会有如此超前的眼光。他三十岁时在长沙为官，曾见岳麓寺碑，次年又到庐山访东林寺碑，且都题了名。元佑二年还用张萱画六幅、徐浩书二帖与石夷庚换李邕的《多热要葛粉帖》。证之其书法，二十四岁的临桂龙隐岩题铭摩崖，略存气势，全无自成一家的影子；三十岁时的《步辇图》题跋，亦使人深感天资实逊学力。米老狡狯，偶尔自夸也在情理中，正如前人所云“高标自置”。米芾自叙学书经常会有些故弄玄虚，譬如对皇帝则称“臣自幼便学颜行”。但是米芾的成功完全来自后天的苦练，丝毫没有取巧的成分。米芾每天临池不辍，举两条史料为证：“一日不书，便觉思涩，想古人未尝半刻废书也。”“智永砚成臼，乃能到右军（王羲之），若穿透始到钟（繇）、索（靖）也，可永勉之。”他儿子米友仁说他甚至大年初一也不忘写字。（据孙祖白《米芾米友仁》）
米芾富于收藏，宦游外出时，往往随其所往，在座船上大书一旗“米家书画船”。黄庭坚曾题诗说：“万里风帆水着天，麝煤鼠尾过年年。沧江尽夜虹贯月，定是米家书画船。”米芾自己也有诗：“快霁一天清淑气，健帆千里碧榆风。满船书画同明月，十日随花窈窕中。”（张丑《真迹实录》）从此沧江虹月和米芾书画船就成为后人艳称的美事。
米芾嗜石，《宋史》本传记有其事。元倪镇有《题米南宫拜石图》诗：“元章爱砚复爱石，探瑰抉奇久为癖。石兄足拜自写图，乃知颠名传不虚。”据此诗，米芾对此癖好自鸣得意，自写《拜石图》。后世画家亦好写此图，于是米芾拜石一事便喧腾人口，传为佳话。米氏宝晋斋前也有异石，以供清玩，《书异石帖》记有此石。相传米芾有“瘦、秀、皱、透”四字相石法。
米芾还爱砚。砚是“文房四宝”之一，为书画家必备之物。米芾于砚，素有研究。著有《砚史》一书，据说对各种古砚的品样，以及端州、歙州等石砚的异同优劣，均有详细的辨论，倡言“器以用为功，石理以发墨为上”。《宝晋斋法书赞》引《山林集》中一帖：“辱教须宝砚，……砚为吾首，……”米芾把砚看得像自己的头颅一样重要，可谓溺爱之深。（“帖身”亦出于《法书赞》）
兼有石癖、砚癖的米芾自然对砚山极为重视。砚山是一种天然峰峦形成的砚石，在底部山麓处，琢平可受以水磨墨，既可作为文房清玩，又能为临池染墨之具。《志林》记米芾得一砚山而抱眠三日。其中最著名的一座是南唐后主李煜之物，为结屋甘露而转让他人换得宅地一方，米芾念念思之，因作有《研（砚）山图》传世。
米芾晚年居润州丹徒（今属江苏），有山林堂。故名其诗文集为《山林集》，有一百卷，现大多散佚。目前传世有《宝晋英光集》。米芾能书又能诗，诗称意格，高远杰出，自成一家。尝写诗投许冲元，自言“不袭人一句，生平亦未录一篇投豪贵”，别具一格为其长，刻意求异为其短。
米家云山，非师而能
米芾画迹不存于世。尽管各种资料中所记的画迹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清单，然而“谅非如此之众也”（米芾《画史》）。历代书画史所载真伪相参，扑朔迷离，以至于后人不断怀疑：米芾是不是画家？米芾会不会作画？米芾的画究竟面目如何？后人因而仿效米芾作“无米论”。其实，《宣和书谱》已称米芾“兼喜作画”。《宋史》本传亦云：“画山水人物，自名一家。”米芾也自称能画，以他当时的鼎鼎大名，根本没有必要冒充画家，实在不须怀疑他能否作画，历史上有画名而无画迹存世的又何止米芾一人！
米芾自著的《画史》记录了他收藏、品鉴古画以及自己对绘画的偏好、审美情趣、创作心得等。这应该是研究他的绘画的最好依据。
但目前唯一能见到的，也很难说是真正意义上的“米画”——《珊瑚帖》上的一只金座笔架。倘若把底座拉长，略加坡度，笔架缩小插在山坡上，那就成了米家山水最基本的骨架，然后再加上米点和题款，米家山水便赫然而出。米芾作画大抵也像在《珊瑚帖》中一样兴之所至，随手涂抹。在字里行间随手涂抹的例子还见于《铁围山丛谈》，谓米芾在写给蔡京的一帖中诉说流离颠沛之苦，随手在文中画了一只小船。
米芾自称所画云山“树石不取细意似便已”，其句读可作“树石不取细，意似便已”，或作“树石不取细意，似便已”。前者强调神似，后者强调形似。邓椿则作：“树石不取工细，意似便已”（《清河书画舫》）。据此，可以肯定地说，这种画风与以赵佶为代表的那种刻意求工的画风是截然相反的，也与通常认为的“兴之所至，以墨为戏”一致。有画史称“率笔而写，极有天趣”。这里再引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米）墨戏，不专用笔，或以纸筋，或以蔗滓，或以莲房，皆可为画，反映了一种玩好的心态。
米芾的《画史》也贯穿着这种心态。北宋初期的山水形成了关仝、范宽、李成三家鼎峙的局面，他们以善写雄山大水见长，极尽外师造化之能事，曾使当时的评论家大为叹服：“三家鼎峙，百代标程”。但米芾却评论道：“关仝，工关河之势，峰峦少秀气；李成淡墨如梦雾中，石如云动，多巧少真意；范宽势虽雄杰，然深暗如暮夜晦冥，土石不分。”对于赵佶的皇家画院，米芾不便多言，但从他不评一字的态度可以看出认可者甚少。在米芾的年代，“独书画未有杰然超拔之士”，摹习成风，难怪米芾所见李成的赝品几达三百件之多，这当然不能排除画者为了谋利，逢迎时尚。米芾凡事务求出人头地，他当然不愿临摹三大家的山水。他的山水画一空依傍，在他的《画史》中郑重声明“非师而能”。
“非师而能”之“师”，当然指当时流行的三大家，这是当时画家成功的必由之路。米芾更多地希望中得心源，更多地从内心感受出发。“非师而能”成立的前提和基础是：米芾首先是一个北宋最好的鉴赏家和北宋最大的收藏家，过眼的古代书画无数。他比较重视客观实际，注意鉴别真伪，区分优劣，还用铃印的方法区分书画的等级，这种品级评定恐系我国画史第一人。米芾以鉴古的眼光对待书画，对各家的优劣得失了如指掌，一旦拿起画笔，自然就能扬长避短，另辟蹊径了。
尽管米芾声称“非师而能”，但是我们依旧能说他主要取法于南方的董源。董其昌说：“米家父子宗董、巨，删其繁复”，“董北苑好作烟景，烟云变幻，即米画也”（《画禅室随笔》）。莫是龙等也有类似的说法。从他的《画史》中看，他对三大家指责尤多，而对于董源、巨然却是一味赞美：
“董源平淡天真多，唐无此品，在毕宏上。近世神品，品格无与比也。峰峦出没，云雾显晦，不装巧趣，皆得天真。岚气郁苍，枝干劲挺，咸有生意。溪桥渔浦，洲渚掩映，一片江南也。”
“董源雾景横披全幅，山骨隐显，林梢出没，意趣高古。”
“巨然师董源，今世多有本。岚气清润，布景得天真多。巨然少年时多作‘矾头’，老年平淡趣高。”
“巨然半幅横轴，一风雨景，一晚公山天柱峰图。清润秀拔，林路萦回，真佳制也。”
“巨然山水，平淡奇绝。”如此等等。
他确实收藏有董源的《雾景横披全幅》等，也见过他人收藏的董源画。米芾对自己的师承一字不提，要么是对院画、三大家的揶揄、偏激之词，要么便是“米老狡狯”，自作清高了。
米芾选择这样的图式，自有他的原因：首先与他对山水的审美偏好有关。从他对三大家的指责中可以看出他偏好秀润一格。再考其经历：早年游宦桂林，山水秀丽甲于天下；暂居姑苏之大姚村，为江中一岛，水雾蒹葭；定居润州，有人形容为“江南奇观在北固诸山，而北固诸奇观又在东冈海岳”（据《中国书画》）。米家云山图式大抵以江浙一带的江南平远山为粉本。其重点不仅仅在于山，也不仅仅在于云，而在于云遮山、山衬云的欲雨欲霁的景色。这样的图式虽然与米芾作画的技巧有关，云山可以帮助他略去大部分景物，冠冕堂皇地掩盖了作画技巧的不足，又巧妙地表现了自己的偏好且自出新意。但我们还是说米芾为此下了不少功夫。据说他每天晨夕对景写生，“加之‘其人胸中有千岩万壑’，晴雨晦明中，执笔摹写，收景象于毫芒咫尺之间”（李日华《味水轩日记》）。《孙氏书画钞》曰：“雨山晴山，画者易状。惟晴欲雨、雨欲霁，宿雾晓烟，已判复合，景物昧昧，时一出没无间，难状也。此非墨妙于天下，意超物表者断不能到也。”李日华在《味水轩日记》中曾记他在雨中游览云山。“领略云山蓊蒙之状，沈绿深黛中，时露薄赭，倏敛倏开”，感叹“非襄阳米老断不能与造化传神，乃知此老高标自置，固非浪语”。
构成米芾的画面的是墨色、点和线条，这都是米芾作为一代大书家的看家本领，其精妙固不在话下。关于墨色，如“米元章砚山图纯用焦墨”（《既古录》），“元章用王洽之泼墨，参用破墨、积墨、焦墨，故融厚有味”（董其昌语）。《詹东图玄览编》说：“米海岳云山小横幅，纯用淡墨而成，了无笔迹，真逸品也。又有一小横幅，纯用焦墨，笔法高古苍劲。昔人作绘，有有笔无墨者，有有墨无笔者，此则一为无笔无墨，一为有笔有墨，真是不可测度。”关于米点，也有其来历，董其昌、莫是龙都说董源画树多有不作小树形者，如秋山行旅是也；又有作小树但只是远望之似树，其实凭点缀成形者。这或是米氏“落茄皴”的来源。但他作画不取工细，这样的画面只能是小幅，一经放大便空洞无物了。自云：“知音求者，只作三尺横披。三尺轴惟宝晋斋中挂成对，长不过三尺，裱出不及椅所映，人行过肩不着。更不作大图，无李成、范宽、关全俗气。”他无法像李成、范宽那样在巨幅上挥洒自如，纵横驰骋，实际上他的画也以小幅胜。史家常说米芾用横幅，为其首创，“古画多直幅，至有画长八尺者。横披始于米氏父子，非古训也”。据其《画史》记，亦有不少横披横挂的，但米芾提倡小幅，却在形式上为后来的文人画家作了表率，起了很大作用。后人关于米画尺幅的记载均是小画：“米小画一纸，广仅七寸，高尺余”；“米元章纸写小山水一幅，阔一尺，高三尺许”；“米元章绢写小山水一卷，长五尺，高八寸”；“小米山水小纸一幅，仅尺余高，阔七尺余”。
米芾作画讲究表现云与山的虚实变幻，这只能靠笔墨效果来控制。他提倡用宣纸作画，“画纸不用胶矾，不肯于绢上画，临摹古画有用绢者”（《清河书画舫》引《格古要论》）。因宣纸利于墨韵的变化，而绢却利于墨笔线条，画云山显然用绢不及用纸。实际上米芾对绢的驾驭能力也是相当强的，一卷《蜀素》传世百年无人书写，固然有书艺高低之别，但主要还是无法把握粗糙的蜀绢，而米芾却驾轻就熟，《蜀素》一帖是米芾的佳构之一。说“米不肯于绢素上着一笔”，想必米芾知道书法与绘画材料不同，效果也不同。这也只能指一般的情况，杜东原有诗题米元章画：“鲛人水底织冰蚕，移入元章海岳庵。醉里挥毫人不见，觉来山色满江南。”（据孙祖白《米芾米友仁》）大概是米芾偶一为之，“米画用绢素者”或许未必都是伪作。
至此我们可以设想出米芾作画的大致面目：大约是通身墨骨的树干上分布着枝枝叉叉的细枝，树枝上用或圆或扁圆的点子作叶，浓浓淡淡的有干有湿，十分随意，山峦起伏重叠，皴少而墨多，淡墨滋润，浓墨略干燥，树和山峦穿插烟云。因云用细笔勾勒，线条宛如他的书法，靠着书法线条的支撑，再加上他精于墨色变化，使浓淡干浊的墨，造成迷茫沉郁的树林，浑厚朴茂的山林，飘忽无定似动非动的烟云。
根据米芾《画史》的记载，他也长于人物画，自云“所画《子敬书练裙图》归于权要”，“善写古贤像”。曾与北来人物画第一高手、白描大师李公麟讨论创作人物画，李为之作《山阴图》。周密《云烟过眼录》记：“李伯时《山阴图》：许玄度、王逸少、谢安石、支道林四像，并题小字，是米老书。缝有睿思东阁小玺，并米字印，题：‘南舒李伯时为襄阳元章作。’下用公麟小印，甚奇。尾有绍兴小玺，跋尾云：米元章与伯时说许玄度、王逸少、谢安石、支道林当时同游适于山阴，南唐顾闳中遂画为山阴图，三吴老僧宝之，莫肯传借。伯时率然弄笔，随元章所说，想象作此，潇洒有山阴放浪之思。元丰壬戌正月二十五日与何益之、李公择、魏季通同观。李琮记。”由此可知，米芾除了绘画造型能力较弱外，他对绘画审美的才能以及绘画构思的精到，几乎是可以与李公麟相抗衡的。
据米友仁讲，米芾亦长于自画像和古贤像。见《海岳遗事》：“米芾自写真，世有数本，一本服古衣冠，曾入绍兴内府，有其子友仁审定赞跋云：‘先子昔手写晋、唐忠臣义上像数十本，张于斋壁，一时好古博雅移摹流传甚多，至今尚有藏者。此卷自写真也。’一本苏养直题云：“米礼部人物潇散，有举扇西风之兴。’一本唐装据案执论《十七帖》者，上有篆书‘淮阳外史米元章像’八字及无章自书‘棐几延毛子，明窗馆墨新，功名皆一戏，未觉负平生’之句。”这类古代忠臣义士像，大概也是他兴之所至、寓兴寄怀的作品。
如果说米芾画阳朔山为传闻的话，那么他四十岁前后作山水大概不成问题。较之于山水，他作人物画则很晚。米芾自称“李公麟病右手三年，余始画”。这里当指开始作人物画的时间。《宣和画谱》记李公麟晚年得痹疾，《宋史》记元符三年（1100），（李）病痹。这表明米芾开始创作人物画是在崇宁二年（1103），距其去世仅仅五年。
米芾作画，并不像古人那样精工细作，而是挥洒点染顷刻而成的。他作画快疾而流传的画迹稀少，只能说明：一是不常作画，画作也不轻易送人。二是作画的时间本来也不长，这一点也可从他朋友那里找一些旁证：苏轼、黄庭坚、陈师道、王诜等从不记载他作画，实际上米芾开始作画时，苏于1101年、黄于1104年、陈于1102年、王于1104年相继去世。总的看来，米芾作画时间不会很长，画作不会很多，又深自秘藏，故而当时就不多见。邓椿《画继》记“（米）公字札流传四方，独于丹青，诚为罕见”。该书记述的两张画，风格、画法均不类米芾，与米友仁也毫无瓜葛可言，不足为凭。流传到南宋见于记载的大概只有《下蜀江山图》。张元干、朱熹都见到过。陆游曾跋曰：“画自是妙迹，其为元章元疑者，但字却是元晖所作，观者乃并画疑之，可叹也”。（《渭南文集》卷二十九，《跋米老画》）
风樯阵马，飘逸超迈
米芾平生于书法用功最深，成就以行书为最大。虽然画迹不传于世，但书法作品却有较多留存。南宋以来的著名汇帖中，多数刻其法书，流播之广泛，影响之深远，在“北宋四大书家”中，实可首屈一指。
康有为曾说：“唐言结构，宋尚意趣。”意为宋代书法家讲求意趣和个性，而米芾在这方面尤其突出，是北宋四大家的杰出代表。
米芾习书，自称“集古字”，虽有人以为笑柄，也有赞美说“天姿辕轹未须夸，集古终能自立家”（王文治）。这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米氏书法成功的来由。根据米芾自述，在听从苏东坡学习晋书以前，大致可以看出他受五位唐人的影响最深：颜真卿、欧阳询、褚遂良、沈传师、段季展。米芾有很多特殊的笔法，如“门”字右角的圆转、竖钩的陡起以及蟹爪钩等，都集自颜之行书；外形竦削的体势，当来自欧字的模仿，并保持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沈传师的行书面目或与褚遂良相似；米芾大字学段季展，“独有四面”、“刷字”也许来源于此；褚遂良的用笔最富变化，结体也最为生动，合米芾的脾胃，曾赞其字，“如熟驭阵马，举动随人，而别有一种骄色”。
元丰五年（1082）以后，他开始寻访晋人法帖，只一年就得到了王献之的《中秋帖》。这先入为主的大令帖，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总觉得右军不如其子。但生性不羁的米芾并不满足于小王，早在绍圣年间就喊出了“老厌奴书不换鹅”，“一洗二王恶札”。米芾据说学过羊欣，李之仪说，“海岳仙人不我期……笔下羊欣更出奇”。那么米芾学羊欣大概在卜居海岳庵，是元佑六年之后的事情了。尽管如此，米书并没有定型，近在元佑三年书写的《苕溪帖》、《殷令名头陀寺碑跋》、《蜀素帖》写于一个半月之内，风格却有较大的差异，还没有完全走出集古字的门槛。
直到“既老始自成家，人见之，不知何以为主”时才最后完成了自己风格的确立，大概在五十岁以后。这定型的书法面目，由于米芾过于不羁，一味好“势”，即使小楷如《向太后挽词》也跃跃欲试。这“势”固是优点，但同时又成了他的缺陷。“终随一偏之失”，褒贬分明如黄庭坚者应该是比较客观的、公道的。
黄长睿评其书法，“但能行书，正草殊不工”，当时所谓“正”，并无确指，不一定是现在的“正楷”，倘指篆隶，倒也恰当。现存的米芾篆隶，的确不甚工，草书也写得平平。他后来对唐人的草书持否定态度，又囿于对晋草的见识，成绩平平自然在所难免。
米芾作书十分认真，不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不假思索一挥而就。米芾自己说：“余写《海岱诗》，三四次写，间有一两字好，信书亦一难事”（明范明泰《米襄阳外记》）?
第2个回答 2011-07-22
初师当时某位秀才，后是欧阳洵、柳公权，字体紧结，笔画挺拔劲健，后又转师王羲之、王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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