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07-03-25
鲁迅的母亲鲁瑞可以说也是出生名门。她的父亲曾经在户部做过主事，后来因病辞职回家。鲁瑞生于1857年，在八十七岁高龄的时候即1943年在北京辞世。她的一生也可以说比较坎坷。先是经历了鲁家的家道中落，后又经历了周家的家道中落。在她年轻的时候，丈夫因病去世，而人到晚年之时，又痛失爱子。她在六十岁的时候离开故乡，随子北上，一直没有能够再回家乡。晚年又独居北京，只与朱安女士为伴，直到走完她的人生之路。对于自己的母亲，鲁迅有着难以言说的心情。一方面，他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孝子，对自己的母亲既敬且爱。另一方面，在思想深处，他与自己的母亲又有许多难以认同的地方，因而常生苦恼。不过，从表面的日常生活来看，鲁迅对自己的母亲确实是尽到了一个儿子的责任和关爱。即使是在对待老人，赡养双亲的方面，鲁迅亦是一般人的表率。
大概是在鲁迅十三四岁的时候，周家发生了巨变。先是他的祖父因科场案入狱，后是他的父亲病重乃至去世，家里失去了支柱。从此，做为长子的鲁迅就开始了一段与母亲相依为命的艰苦生涯。也许是做为长子，遭受了许多的白眼和难堪，因而鲁迅也就十分理解母亲的不容易。所以在许多事情上，主要是生活方面，鲁迅是不愿意违逆母亲的。在这个问题上，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对自己婚姻的态度。他在接受了新思想的熏陶后，当然不愿意走旧式的无爱的婚姻。但因为这一婚姻是母亲所订，他就只好牺牲自己，作出了妥协，为母亲娶了一位儿媳，权当是母亲送给自己的一件礼物。而这妥协的结果是造成了他和朱安两人在感情和婚姻上的悲剧。鲁迅说过这样的话，母爱如同湿棉袄，脱了感到冷，穿着感到难受。这可以说的确是他内心世界的真实感受。当然，对没有接受正式教育，对新的思想和观念毫无了解和认同的鲁瑞来说，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理解和承认自己儿子的事业和劳动，也是值得我们考虑的。因而，我们可以说，在思想和观念上，鲁迅和他的母亲的确是有着相当大的距离的。但是，思想上的隔陌并不能使他们之间的母子之情隔断，鲁迅对母亲尽了自己最大的责任。
鲁迅是1912年随南京临时政府迁往北京的.那一年，鲁迅的母亲已经六十了。从1919年到1926年鲁迅离京南下的不到十年间，是鲁迅侍母最突出的时期。此前，或者因为年幼，或者求学远游，或者在外地为生计而忙碌，鲁迅总是不在母亲的身边。而经过了多少的离别，终于全家生活在一起，这一点对鲁迅来说是十分高兴的。鲁瑞女士虽然没有受过正轨的教育，但却能识文断字。据曾经长期在周家帮忙的王鹤照回忆，鲁老太太认得字很多，但是不大会写。曾经教他识字，学诸如《实用杂字》等入门读物，并且给他讲《水浒传》、《西厢记》等故事，使王鹤照懂得了许多古典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和故事。后来竟能记帐、读书。到了北京后，鲁老太太有了更多的时间看小说，鲁迅便常常为她买书。鲁迅曾对荆有麟说，“因为老太太要看书，我不得不到处收集小说，又因为老太太记性好，改头换面的东西，她一看，就讲出来：说与什么书是相同的，使我晓得许多书的来源同改装。”到了上海以后，鲁迅不在母亲的身边，不能常常给她买书，便从上海买了之后邮寄到北京。
1923年，周氏兄弟失和，鲁迅从八道湾迁出，借居到砖塔院。先是他带着朱安借居。但是鲁老太太在八道湾并不痛快，常常弄到没有饭吃的地步。据王鹤照回忆，鲁老太太曾劝王离开八道湾，说“还是离开这里好，免得受闲气。”可见周作人夫妇的确是容不得人的。鲁迅见母亲在八道湾处处受制，便借钱买了西三条胡同的房子接母亲来同住。虽然工作忙，他总要抽空与老太太坐坐聊天。他们母子间谈些什么，现在已难以索考，但不外乎这样一些内容。日常家务肯定是少不了的。在八道湾的时候，先是鲁老太太主家，后来是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管事。鲁迅除了往家里交钱外，可以说是不管家事的。到了西三条，家里只有他们三人。人少了，但家事还是要商量的。另外，讨论鲁老太太所读的书也应该是经常的话题。据荆有麟说，鲁迅做中国小说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鲁迅为自己的母亲多方收求小说话本，对这些东西有了许多具体的了解。这应该是他们之间经常的话题了。此外，据周作人讲，鲁老太太移居北京后，开始看报，“日备大小报纸两三份，看了之后与家人好谈时事，对于段张冯蒋诸人都有批评。”那么母子两在一起谈谈时事也是很有可能的。鲁迅在领了薪水之后，也常常买一些点心什么的东西拿回来，让家人改善改善口味。他总是先把点心送到母亲的房间，请鲁老太太选用，然后再送到朱安女士的房间，请朱安选用，剩下的拿到自己的房间。在鲁老太太的房间里，一年四季都备有点心什么的零星食品，这些大都是鲁迅在街上购买的。据王鹤照说，当年鲁迅返绍兴接全家北上赴京，一路上鲁迅让老太太坐卧车，自己坐二等车。到了南京，刚刚在旅馆住下，鲁迅就到外面买了南京有名的小吃肴肉和羊膏请老太太吃。1926年，鲁迅被章士钊解任，又遭到军阀政府的通辑，只得南下谋生，辗转来到上海。不在北京，不能亲侍母亲，但他对自己的家还是挂念万般。除了经济上的负担外，常常写信寄书。他曾两次返平，均为探望母亲的病况。
虽然鲁迅在生活上对自己的母亲十分关照，但并不能说他们母子之间在思想上就非常认同。事实是他们在思想上还存在着非常大的距离。鲁老太太爱读小说，却不喜欢“鲁迅”的作品。据荆有麟回忆，鲁迅的《呐喊》出版后，章衣萍的夫人吴曙天女士曾将《呐喊》送给鲁老太太看，而且告诉她《故乡》一篇最好。可是鲁老太太读完这篇小说后却说“没啥好看，我们乡间，也有这样事情，这怎么也可以算小说呢？”所以荆有麟说，在思想上，母子是相离太远了。但先生对于家事，多半还是依了老太太的主张。鲁迅曾对荆说过，“她们的成见，比什么都深，你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顶多只能改变十之一二，但没有多少时候，仍旧复原了。你若再想改革，那他们简直不得了。真没办法。”但是，思想上的距离并没有影响鲁迅对母亲在生活上的关心。他对自己的母亲尽了一个儿子应尽的孝心。
第2个回答 2007-03-19
鲁迅的母亲鲁瑞可以说也是出生名门。她的父亲曾经在户部做过主事，后来因病辞职回家。鲁瑞生于1857年，在八十七岁高龄的时候即1943年在北京辞世。她的一生也可以说比较坎坷。先是经历了鲁家的家道中落，后又经历了周家的家道中落。在她年轻的时候，丈夫因病去世，而人到晚年之时，又痛失爱子。她在六十岁的时候离开故乡，随子北上，一直没有能够再回家乡。晚年又独居北京，只与朱安女士为伴，直到走完她的人生之路。对于自己的母亲，鲁迅有着难以言说的心情。一方面，他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孝子，对自己的母亲既敬且爱。另一方面，在思想深处，他与自己的母亲又有许多难以认同的地方，因而常生苦恼。不过，从表面的日常生活来看，鲁迅对自己的母亲确实是尽到了一个儿子的责任和关爱。即使是在对待老人，赡养双亲的方面，鲁迅亦是一般人的表率。
第3个回答 2007-03-20
鲁迅作品中的知识分子形象是
具体可见参考一下《论鲁迅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 》
对吕纬甫和魏连殳，鲁迅的同情就更为明显，通过他们的遭遇来揭露、抨击黑暗社会的思想也更为明确。的确，吕纬甫到了中年，已经丧失了昔日的战斗意气。曾经受过民主和科学教育的他，为了敷衍母亲，竟不辞辛劳回到故乡给已死多年的小兄弟迁葬，并且在看到旧坟中没有任何遗迹时，还是让工人把原尸体所在处的泥土装到棺材中下葬。他就是这样做些“等于什么事也没有作”的事。但是，吕纬甫的变化除了他本身的原因外，社会客观条件不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么？作品写到吕纬甫虽然消沉，仍然清醒，“深知道自己之讨厌，连自己也讨厌”，这说明他内心的痛苦和矛盾。作者写了他回故乡时做的另一件事，特意买了剪绒花送给过去为想花戴而挨了父亲打骂的顺姑；顺姑是病死了，他只好托人把花送给顺姑的妹妹。过去有的评论者对这一细节持否定态度，把它和迁葬一样看作说明吕经纬什么事也没有作。其实，透过这一细节可以看到作者对吕纬甫的肯定，即说明他昔日的同情心尚未泯灭，更重要的是暗示读者，知识分子的吕纬甫和贫女顺姑的命运实际上相去无几，不同者是一个被打扫出了这个世界，一个则还在苟延残喘，在这个世界里痛苦地挣扎着活下去。吕纬甫一些看来显得颓唐的话，表现了对现实的不平和不满。“你看我们那时候想的事可有一件如意？”这句话往往被人忽略，其实它不仅是了解吕纬甫思想性格的重要线索，也是作品主题思想的核心——作者是要通过吕纬甫的生活变化，对黑暗社会给予无情的揭露和抨击！
鲁迅作品中的农民形象
农村生活和农民形象在鲁迅小说中占有显著的地位，在鲁迅的笔下共有两类农民形象，一类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型，主要有《祝福》里的祥林嫂、《风波》里的九斤老太等。另一类是完全批判型，主要就是阿Q。这里我主要说一下阿Q的形象。《阿Q正传》以塑造辛亥革命时期一个农民的典型取得了非凡的成就。阿Q的形象是鲁迅塑造的一个旧中国受剥削、压迫最深重的、质朴愚昧并沾染上一些游手之徒的狡猾的贫穷落后却不觉悟的农民典型。阿Q在经济上一无所有；在政治上深受压迫；在思想上是落后愚昧的。其性格核心是“精神胜利法”，具体表现为盲目自大、自轻自贱、自欺欺人、可怕的健忘症、欺软怕硬等。长期的封建思想统治和自身性格毛病以及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是阿Q悲剧性的成因。阿Q的革命是典型的农民自发革命，表现出他的愚昧，鲁迅通过他的被杀对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进行了深刻的批判。阿Q的形象具有很大社会普遍性，具有高度典型意义和强烈的针砭与警示作用。
第4个回答 2007-03-23
鲁迅的母亲鲁瑞可以说也是出生名门。她的父亲曾经在户部做过主事，后来因病辞职回家。在她年轻的时候，丈夫因病去世，而人到晚年之时，又痛失爱子。她在六十岁的时候离开故乡，随子北上，一直没有能够再回家乡。在思想深处，他与自己的母亲又有许多难以认同的地方，因而常生苦恼。不过，从表面的日常生活来看，鲁迅对自己的母亲确实是尽到了一个儿子的责任和关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