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墨道法四家的道分别是什么？

Question

如题所述

Answer 1

儒家入世、道家出世。儒家讲先天下之忧而忧、道家讲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儒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道家政治渺小艺术永恒
儒家讲究礼仪 尊孔孟之道
道家讲求修身养性~有朴素唯物主义
谈到儒墨之间的共性，作为为主要的一个字就是字——爱。正是“爱”将儒墨同先秦的其他诸子区别开来。道家、法家、阴阳家都是不讲“爱”这种情感的，唯有儒墨讲。但也正是“爱”将儒家和墨家区别了开来。因为儒家的“爱”和墨家的“爱”是不一样的，含义不一样，出发点不一样，想得出的结论更是不一样。儒家讲的“爱”是一种建立在血缘伦理情感基础上的差别之爱，讲得是一种“血浓于水”的亲情。“仁者，爱人”，“仁，事亲者也”，“孝悌，可谓仁之本也”……这一系列的阐述无不是在向我们传达一个信息：发自内心真实情感油然而生的“爱”绝对要受“爱的对象”的限制的。人不可能毫无差别、毫无区别地“滥爱”，而所谓的“博爱”，即使存在，也必须以这种“事亲之爱”为基础，为根本。否则，要么是虚伪的，要么是无力的。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及幼，以及人之幼”，正是这个道理。所以，才有了“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这样一个依次推进的过程。而儒家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秩序，正是建立在这种爱有差等，贵贱有别的自觉情感之上。儒家正是这样从自发情感出发，最后落实到和上下有别、和而不同的和谐社会的建构上，从而达到个人价值依托和社会和谐有序的双重目标。

与儒家不同的是，墨家并没有如此大的耐心去改造人性、塑造社会，它仅仅是从现实社会的状况出发，对“爱”进行了发挥，从而得出了“兼爱、非攻”的观点。如果说对“爱”的重视体现了儒墨之间的这种师承渊源，那么，“兼相爱”则是墨子对“爱”独特的发挥和见解了。墨子的“爱”已经不是建立在血缘伦理基础上的差等之爱，而是一种出乎人之本能情感的一种“博爱”。尽管这种“博爱”没有儒家那种自发的情感支持，但却有着现实的利益依托——兼相爱，交相利。唯有彼此友善，才会有共同的利益，否则只能是两败俱伤。
法家重视法律，而反对儒家的“礼”。他们认为，当时的新兴地主阶级反对贵族垄断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世袭特权，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劳与才干授予官职，这是很公平的，正确的主张。而维护贵族特权的礼制则是落后的，不公平的。当代学者刘木鱼（刘铎）评价法家思想“礼下小人，刑上大夫，刑礼不偏，谓之法家，谓之圣道”。

Answer 2

儒家：仁、义、礼、智、信。

墨家：主张人与人之间平等的相爱（兼爱），反对侵略战争（非攻）。

道家：无为而治，顺应自然。

法家：按法而行。

春秋战国社会处于大变革大动荡时期，各诸侯国为富国强兵，招贤纳士。经济上，铁器牛耕推广，生产力提高，社会经济发展，提供物质条件。在科技上，天文学，医学等科技取得较大进步。在文化上，私学兴起，形成许多学者和思想流派。这是百家争鸣形成的原因。诸子百家的学说在政治思想文化领域对后世影响深远。

在这个时期，社会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历史由分裂走向统一，针对社会的急剧变化，各学派热烈争辩，著书立说，阐述各自的思想和政治主张。

代表各阶级、各阶层，各派政治力量的学者或思想家，都企图按照本阶级（层）或本集团的利益和要求，对宇宙对社会对万事万物作出解释，或提出主张。他们著书立说，广收门徒，高谈阔论，互相诘难，于是出现了思想领域里“百家争鸣”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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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wer 3

儒家讲究礼仪，尊孔孟之道。墨家人与人之间平等的相爱（兼爱）。道家认为天道无为、主张道法自然，提出道生法、以雌守雄、刚柔并济等。法家提倡以法制为核心思想。

 “儒”和“法”代表社会大变革中的新兴地主阶级利益,所不同的是,儒家在制度和文 化中,更强调教化的作用,更看重长远利益;法家更强调制度作用,更偏重眼前利益。“道”代表社会大变革中的没落阶级利益,即社会地位绝对下降, 短期内无法回升的阶 级利益,换言之,不得志者利益。 “墨”代表社会大变革中小生产者阶级利益

Answer 4

儒家入世、道家出世。儒家讲先天下之忧而忧、道家讲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儒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道家政治渺小艺术永恒
儒家讲究礼仪 尊孔孟之道
道家讲求修身养性~有朴素唯物主义
谈到儒墨之间的共性，作为为主要的一个字就是字——爱。正是“爱”将儒墨同先秦的其他诸子区别开来。道家、法家、阴阳家都是不讲“爱”这种情感的，唯有儒墨讲。但也正是“爱”将儒家和墨家区别了开来。因为儒家的“爱”和墨家的“爱”是不一样的，含义不一样，出发点不一样，想得出的结论更是不一样。儒家讲的“爱”是一种建立在血缘伦理情感基础上的差别之爱，讲得是一种“血浓于水”的亲情。“仁者，爱人”，“仁，事亲者也”，“孝悌，可谓仁之本也”……这一系列的阐述无不是在向我们传达一个信息：发自内心真实情感油然而生的“爱”绝对要受“爱的对象”的限制的。人不可能毫无差别、毫无区别地“滥爱”，而所谓的“博爱”，即使存在，也必须以这种“事亲之爱”为基础，为根本。否则，要么是虚伪的，要么是无力的。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及幼，以及人之幼”，正是这个道理。所以，才有了“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这样一个依次推进的过程。而儒家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秩序，正是建立在这种爱有差等，贵贱有别的自觉情感之上。儒家正是这样从自发情感出发，最后落实到和上下有别、和而不同的和谐社会的建构上，从而达到个人价值依托和社会和谐有序的双重目标。

与儒家不同的是，墨家并没有如此大的耐心去改造人性、塑造社会，它仅仅是从现实社会的状况出发，对“爱”进行了发挥，从而得出了“兼爱、非攻”的观点。如果说对“爱”的重视体现了儒墨之间的这种师承渊源，那么，“兼相爱”则是墨子对“爱”独特的发挥和见解了。墨子的“爱”已经不是建立在血缘伦理基础上的差等之爱，而是一种出乎人之本能情感的一种“博爱”。尽管这种“博爱”没有儒家那种自发的情感支持，但却有着现实的利益依托——兼相爱，交相利。唯有彼此友善，才会有共同的利益，否则只能是两败俱伤。
法家重视法律，而反对儒家的“礼”。他们认为，当时的新兴地主阶级反对贵族垄断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世袭特权，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劳与才干授予官职，这是很公平的，正确的主张。而维护贵族特权的礼制则是落后的，不公平的。当代学者刘木鱼（刘铎）评价法家思想“礼下小人，刑上大夫，刑礼不偏，谓之法家，谓之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