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生产落后、国库空虚、军备孱弱等问题，王安石先后有针对性地提出和推行了青苗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市易法、均输法、保甲法、裁兵法等一系列变法措施，取得了巨大的成效：
1、农田水利法的推行，改良了全国的水利设施，提高了灌溉能力，提高了生产能力，单开封府每年就增产谷物数百万石；《宋史·食货志》载，自熙宁二年至九年，通过变法在全国发展生产而修建成的水田、民田、官田合计36万多顷。
2、青苗法的推行，减少了高利贷对农民的剥削；募役法增加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时间。这些改革发展了生产，一定程度上扭转了积贫局面。
3、青苗法、募易法、市易法都是新的财政收入项目，国家通过这些变法，使国库收入迅速增加，国库积蓄后来甚至达到可供朝廷内外20年用度的巨额。而且，这里不单单是钱，钱币之外，还有大量的谷物。《宋史》载：“熙宁、元丰之间，中外府库，无不充衍，小邑所积钱米，亦不减二十万。”宋朝到神宗手里，才真正扭转了积贫的局面。
4、在军事方面，保甲法维护了农村治安，建立军事储备。保马法、军器监法增强了军备。裁兵法提高了士兵素质。将兵法增强了军队战斗力。
可以说，王安石变法改变了北宋积贫积弱局面，带来了生产的发展，充实了府库，提升了国防力量，对神宗朝所面临了诸多弊病，无疑是一剂良药，且取得了实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王安石变法，赵宋皇权才得以延续、延长。列宁称“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时最伟大的改革家”，不是没有道理的。
那么，有如此好效果的变法，当时怎么引起了那么多人的反对之声，并带来历代那么多的争议呢？我之所以要把司马光和苏轼单独拿出来作为王安石变法的“参照系”来写，是因为对于王安石变法来说，司马光和苏轼二人，一个决定了变法在官方（历史）的评价，一个决定了变法在民间（文人）的评价，这两个人，既有生前给变法设置最大阻力的司马光，也有在死后以其一生贬谪经历而为变法树立生动反面实例的苏轼，对于变法的经过和评价，这两个人太重要了。
方田均税法是王安石变法的内容，即重新丈量土地，按占有土地的多少和肥瘠收取赋税，官僚和地主不得例外。
变法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充实了政府财政，提高了国防力量，对封建地主阶级和大商人非法渔利也进行了打击和限制。但是，变法在推行过程中由于部分举措的不合时宜和实际执行中的不良运作，也造成了百姓利益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如保马法和青苗法），加之新法触动了大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所以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元丰八年（1085年），因宋神宗去世而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