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生产落后、国库空虚、军备孱弱等问题,王安石先后有针对性地提出和推行了青苗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市易法、均输法、保甲法、裁兵法等一系列变法措施,取得了巨大的成效:
1、农田水利法的推行,改良了全国的水利设施,提高了灌溉能力,提高了生产能力,单开封府每年就增产谷物数百万石;《宋史·食货志》载,自熙宁二年至九年,通过变法在全国发展生产而修建成的水田、民田、官田合计36万多顷。
2、青苗法的推行,减少了高利贷对农民的剥削;募役法增加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时间。这些改革发展了生产,一定程度上扭转了积贫局面。
3、青苗法、募易法、市易法都是新的财政收入项目,国家通过这些变法,使国库收入迅速增加,国库积蓄后来甚至达到可供朝廷内外20年用度的巨额。而且,这里不单单是钱,钱币之外,还有大量的谷物。《宋史》载:“熙宁、元丰之间,中外府库,无不充衍,小邑所积钱米,亦不减二十万。”宋朝到神宗手里,才真正扭转了积贫的局面。
4、在军事方面,保甲法维护了农村治安,建立军事储备。保马法、军器监法增强了军备。裁兵法提高了士兵素质。将兵法增强了军队战斗力。
可以说,王安石变法改变了北宋积贫积弱局面,带来了生产的发展,充实了府库,提升了国防力量,对神宗朝所面临了诸多弊病,无疑是一剂良药,且取得了实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王安石变法,赵宋皇权才得以延续、延长。列宁称“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时最伟大的改革家”,不是没有道理的。
那么,有如此好效果的变法,当时怎么引起了那么多人的反对之声,并带来历代那么多的争议呢?我之所以要把司马光和苏轼单独拿出来作为王安石变法的“参照系”来写,是因为对于王安石变法来说,司马光和苏轼二人,一个决定了变法在官方(历史)的评价,一个决定了变法在民间(文人)的评价,这两个人,既有生前给变法设置最大阻力的司马光,也有在死后以其一生贬谪经历而为变法树立生动反面实例的苏轼,对于变法的经过和评价,这两个人太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