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
罗马教皇为首的
罗马天主教会，随着西欧主要封建国家王权的增强而日趋衰落。它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社会意识形态，由于主张神权高于王权，己不适应中央集权制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的需要。它急需变革和改造。就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公元14世纪后半期，英国的威克里夫宗教改革运动蓬勃兴起。威克里夫（公元1302—1384年）是位神学教授，他主张建立一个属于国王管理下的英国民族教会，摆脱罗马教徒对英国教会的控制；
《圣经》是教义的唯一来源，人们与上帝直接沟通，无需以教皇为首的罗马夭主教会这个中间人；王权来自上帝，与教皇无关等。威克里夫的这些宗教思想，同罗马天主教会的神权思想是格格不人的，但却迎合了王权思想的需要。教皇格利哥里十一世（公元137—1378年）曾发出五道训谕，谴责威克里夫的宗教思想，曾几次想审判他。但威克里夫的宗教思想符合时代的需要，不仅未能阻止这种新教文化思想的传播，而且更有力地促进了人文主义文化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的发展。
意大利是罗马教徒的所在地，没有赶上西欧统一民族国家形成的潮流，然而在局部范围内，各个王国和城市国家也出现了集权的趋势，政权与教权的矛盾更加尖锐和错综复杂。不过，罗马教徒由于掌握着天国钥匙，从天主教世界敛集大量的财富，在很大程度上维系着意大利的繁荣，许多意大利商人也借助汇兑罗马教廷的钱款而发家致富。为了不引起意大利的贫困化，不丧失西方世界的金融中心地位，因此，意大利的异端是纯粹精神上的异端，即采取复兴古典文化、从外部批判天主教会的所谓“文艺复兴”的形式。因而，没有酿成教会的分裂，也未引起任何脱离天主教会的民众性运动。
意大利
文艺复兴运动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它把人从神学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人文主义所提倡的个人主义得以迅速扩展。但文艺复兴运动也引出两个不良后果：一是由于个人主义的膨胀，造成社会道德的伦丧。旧道德已不为人尊重，而新道德又没建立起来。城邦主大都是通过变节背叛获得地位，靠无情的残酷手段来维持统治的。枢机主教应邀参加教皇加冕礼晏会时，他们唯恐酒中放毒，而自带酒和酒童。二是人文主义者复兴古典文化，在初期是生机勃勃和颇有创造性的，但后来变成了对古代进行盲目和空洞的模仿和照搬。人文主义沦为枯燥的“西塞罗主义。”可见，人文主义思想文化运动有待改进和深化。
正基于此点，当15世纪末人文主义思想传播到意大利北方各国时，文艺复兴运动便与宗教改革动动结合，人文主义思想运动由外部批判罗马天主教会，转人从内部变革罗马天主教会。
宗教改革的新高潮首先在德国掀起。宗教改革的首领是路德（公元1483—1546年），他希望通过宗教改革建立民族宗教的形式，来建立封建中央集权制，实现：德国的统一。1517年10月31日，他利用德国人民对教皇利奥十世出售赎罪卷的不满情绪，首先向罗马教会发难，在威登堡教堂大门口贴出讨伐罗马天主教会的檄文——
《九十五条论纲》，点燃了德国民族解放运动的熊熊烈火。路德发动和领导的德国宗教改革运动，虽然没有最终完成统一德国的任务，但他创建了一个基督教的新教派即路德教。在公元1529年召开的斯拜尔帝国会议上路德教与罗马天主教会公开分裂，这是继基督教在1054年第一次分裂（分裂为
东正教和罗马天主教）之后，又一次大分裂，从而形成东正教、罗马天主教和
基督教新教三足鼎立的局面。路德教不仅为德国人民所接受，而且还越出国界，在1519年被
丹麦和瑞典所接受，并确立为国教。
挪威也紧随其后，子1539年建立了路德教。路德教的建立和传播，标志着新教文化的形成。
路德教建立之后，宗教改革运动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在西欧其他地区和国家进行着。英国在16世纪三十年代，国王享利八世以自上而下的形式进行宗教改革，建立了英国的民族宗教，与罗马天主教会断绝关系，国王成为教会首脑。
加尔文（公元1509—1564年）几乎在英国宗教改革的同时，也在瑞士的
日内瓦进行宗教改革活动。他不仅建立了一个基督教新教派即加尔文教，而且还建立了一个政教合一的神权共和国。由于加尔文的宗教思想比较适合资产阶级的口味，所以，在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比较早和发展比较快的尼德兰和英国迅速地传播开来。后来，加尔文教成为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和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旗帜。这说明，新教文化到了这个时代，已进入了全面发展的阶段。
从14世纪到法国启蒙运动前夕，西方文化的基本特色依然是宗教性质的。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虽然无情地批判了罗马天主教会，但他们并未全盘否定宗教。马基雅维里认为教会是必要的，因为哪里有教会，哪里就易于确立军事纪律，易于维持秩序。人文主义者本人也未叛教，而且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例如著名人文主义者罗伦佐·瓦拉，他坚决反对教皇权威，在1439年公开揭露《君士坦丁赠赐》是伪造品。然而，他并不否定宗教神学，甚至强调神学高于哲学。他还忠心耿耿地为教皇尼古拉五世服务，充任教皇秘书。
宗教改革家们所创立的新教，在宗教性质上与旧教没有本质区别，他们都强调信仰在个人，上帝和圣经是唯一权威，反对教会专制，主张国家至上。宗教改革的三个目标是：“第一，整顿由于有人滥用罗马会议，由于许多僧侣生活放荡而遭到破坏的教律。第二，按照先前遭到镇压的某些运动的方针改革教义，并返回原始的质朴状态。第三，放松教义控制，准许个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自由地根据圣经作出自己的判断。”新教在迫害自由思想人士方面并不亚于罗马天主教的异端法庭。加尔文教在西欧各国家实行封建的神权统治，反对一切异端思想，并设立宗教裁判所屠杀科学家和异教徒。例如，塞尔维特正要发现血液循环过程的时候，加尔文便烧死了他，而且还活活地把他烤了两个钟头。
既然新教如此残酷无情，那么，尼德兰和英国资产阶级为什么还把加尔文教作为反封建专制的革命旗帜呢？其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当时一切领域仍处在神学的支配下，广大群众都沉浸在宗教意识之中，在这种社会背景之下，组织和发动任何形式的革命群众运动，都必须打着宗教的旗帜，让群众的切身利益披上宗教的外衣。二是资产阶级还不十分强大。尼德兰和英国资产阶级在进行革命斗争时，资本主义生产仍处在工场手工业阶段，经济实力还不雄厚。在思想意识上还未形成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和人权等等的完善理论。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只能借用适合自己口味的新教思想。
17世纪是科学开始起飞的时代。这时期，科学不仅挣脱了神学的束缚，获得独立发展的权利，而且在大多数新教国家，都得到政府的保护和支持。尽管如此，由于当时整个社会仍处在宗教的氛围之中，科学未能彻底消除神学的影响，不可避免地打上了宗教神秘主义的烙印。例如，刻卜勒（公元1571—1630年）把太阳看成神父，把恒星看成圣子，把居于其间的
以太看成圣灵。甚至最著名的科学家
牛顿也神秘地提出，“行星起初是靠神的手抛出去的。但当神做罢这事，又宣布了
万有引力定律，一切就自己进行，不需要神明再插手”
从14世纪到法国启蒙运动前夕，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在西欧各国政治、经济大发展的基础上，基督教的性质也发生相应的变革，逐渐由封建阶段的宗教演变为资产阶级的宗教。新教文化也伴随着基督教的阶级属性的演变而逐渐过渡为资产阶级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