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与经济高速发展相反，北宋王朝的积贫的局面随着时间的前进而进一步加深。个人认为造成积弱的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一、土地兼并严重。由于在唐中期均田制度遭到破坏，到了北宋建立后，由政府掌握的土地已经很少了。所以北宋政府采取得土地政策是不立田制，不抑兼并，纵容地主兼并土地。官僚、地主、豪绅、僧侣等在北宋期间被称为形势户或官户，属于地主阶级当权派。他们在各方面都享有特权，同时他们占有大量土地却想方设法隐田、漏税。到了北宋英宗时期，纳税土地仅占全国总耕地的十分之三。土地兼并造成的一个最严重的后果就是造成了大量农民的破产，以致于这些破产者不得不成为依附于地主的佃客。佃客经常收到地主的鞭打，甚至是连女儿的婚姻和本人死后妻子改嫁都要受到地主的干预。使当时的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二、三冗问题——冗官、冗兵和冗费。冗官：北宋之初，宋太祖、太宗为了分散地方官的权力，将全国州郡划分为十五路。并把各路官员的权力四分为司法（宪臣）、财政（漕臣）、军事（帅臣）和农事（仓臣）四项。在中央，为了分散相权，以同中枢门下平章事为宰相，同时设立副宰相；设立枢密院时相权与军权分离；设立三司将财权分离。宰相主政，枢密主军，三司主财，使三权分离。这样将地方官权力和宰相权力消弱，但是一个消极的影响就是造成了政府官僚机构的庞大。加之北宋政府又通过科举制、恩荫制和其他途径使地主阶级广泛的参政机会，而官多职少，以致于许多官员长期待职。这样又使原本庞大的官僚机构日益庞大。冗兵：为了加强中央的军事实力，北宋政府每年都会大量招兵。太祖期间，禁军、厢军共38.7万人，到了真宗年间激增到了91.2万人。冗官、冗兵使北宋政府背上了巨额的财政负担。为了维持庞大的财政开支，北宋政府将负担转移到了人民身上，这就造成了冗费。北宋除了要收最基本的两税（按田亩和资产征税，分夏秋两次缴纳）之外，还有丁口之税、杂变之税、和买绢帛、和籴粮食。赋税之外又有十分沉重的差役和杂徭。三冗问题直接导致的后果就是农民和士兵的起义不断发生。北宋政府不得不派兵镇压，派兵所需的军饷和粮饷又摊派到了下层劳动人民身上。这样的恶性循环导致北宋国力愈来愈弱。三、岁币。国力下降导致了军队战斗力的下降，加之北宋实行虚外守内的国防政策，北宋边境屡遭辽、西夏的入侵。北宋统治者一直认为内忧重于外患，所以对辽、西夏的战争中经常采取消极防御的政策。并分别于景德元年、庆历四年与辽、西夏达成和议。所付出的代价就是每年需要“赠予”辽、夏大量的岁币。这又大大加重了北宋下层人民的负担。
最近看陕西台《开坛》中有人说两宋时期人民是封建时代中最富裕的，但是国家实力确实最弱的。其实两宋时最富裕的仍然是大官僚和大地主，这些官僚和地主占有了大部分社会财富并想方设法逃脱国家的各种赋税和徭役。北宋可以说也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即国家财政紧张和下层人民经济负担过重，而中间的官僚和地主却掌握了大量的财富。个人认为北宋积贫积弱的主观原因，在于改革赋税制度不力。从宋代开始，土地兼并已经成为了不可逆转的社会经济现象。政府所能做的不在于如何抑制兼并，而在于如何在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基础上减轻繁重的赋税。如唐朝时的两税法、王安石变法中的方田均税法及后来明朝的一条鞭法都是以这个目的进行改革的。但是由于北宋王朝建立之初就有严重的土地兼并，加之北宋政府对土地兼的默许。导致保守势力强大，最终影响了王安石变法的实施。可以说自北宋建立实行繁重的赋税制度就已经注定了它积贫积弱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军事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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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影响 :
（1）工业革命实现了从工场手工业到机械化的工厂大工业的飞跃，开启了一个新时代——工业时代。
（2）在工业时代，适应机器大生产的要求，工厂制度成为普遍的生产组织形式。
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影响:
（1）工业组织形式进入大企业时代（原因、特点）原因：第二次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经济迅猛发展，企业规模越来越大，生产和资本出现集中趋势。同时，产生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新兴工业，如电力、石油工业，从一开始就需要巨额资金。
（2）著名代表：美国摩根、洛克菲勒、梅隆、杜邦等八大财团；
日本三井、三菱、住友、安田“四大财阀”；
德国通用电气、西门子电气、莱茵-威斯特伐里亚煤业
（3）大企业的影响：大企业进一步发展的结果是企业日趋国际化，出现了国际联合企业、跨国公司等新的经济组织形式。
工业革命的影响 :
工业革命促进经济的发展
19世纪40年代，在以纺织为代表的轻工业部门，工厂生产已占据主导地位。1770—1840年间，英国工人的日生产率，平均约提高了20倍。棉纺厂工人的生产率高于手纺工人266倍。19世纪20年代初，英国纺锭总数比法国多三至四倍，比德国多十倍，遥遥领先于世界。生铁产量，1825年已超过法、俄、美、德四国产量的总和。煤产量，1840年相当美、法、德三国产量总和的四倍多。1840年，英国商船吨位居世界第一；工业生产占世界工业生产总额的47％；商品出口总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的21％。英国把半数以上的工业品销往国外，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
工业革命加快了城市化进程
农业发展，流动人口增多；蒸汽机的发明和使用，工厂制日益普及；交通运输的迅速发展，为人口流动，制成品和原材料的流通，提供了快捷、安全的交通工具；市场不断扩大，商品经济日益繁荣；所有这些，推动了城市的发展。1760年，英国5～10万人的城市只有1个，1851年达到13个；1851年，10万人以上的大城市已经有7个。特别是新兴工业城市的发展迅速，如曼彻斯特、利物浦、格拉斯哥等。1851年，英国的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城市人口总和已经超过农村人口，城市人口比重达到50.2％。初步实现城市化。
工业革命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
工业革命首先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首先开始工业革命的英国，经济发展尤其迅速。19世纪40年代，在以纺织为代表的轻工业部门，工厂生产已占据主导地位。1770～1840年间，英国工人的日生产率，平均约提高了20倍。棉纺厂工人的生产率高于手纺工人266倍。19世纪20年代初，英国纺锭总数比法国多三至四倍，比德国多十倍，遥遥领先于世界。生铁产量，1825年已超过法、俄、美、德四国产量的总和。煤产量，1840年相当美、法、德三国产量总和的四倍多。1840年，英国商船吨位居世界第一；工业生产占世界工业生产总额的47％；商品出口总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的21％。英国把半数以上的工业品销往国外，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
18世纪末19世纪初，美、法、德等国也开始工业革命。19世纪中期以后，经济发展明显加快，生产力水平大幅度提高。
同时，工业革命也促进了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本身的发展。其中，最主要是推动资本主义进入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时期。所谓自由资本主义，实际上是一种理论学说，也是一种社会运动。它是天赋权利哲学的继续和发展。在17、18世纪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时代，资产阶级已经提出了自由的口号，这时自由的含义都是针对封建专制制度而确定的。为反对封建主义的王权、神权和其他各种特权，它强调天赋人权，这些权利包括私有财产、人身安全、思想言论自由等。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和工业资产阶级的兴起，18世纪后半期首先在英国出现了自由主义思潮，它要求政府的决策和经济发展与工业资本主义发展需要相适应。因为工业革命发展以后，资产阶级的力量有了很大发展，他们对政府的种种陈旧的框框束缚感到非常不满，一方面，他们觉得自己有力量凭自己的实力在市场上一争高低，过去，政府给某些大公司以特权，并进行保护的政策，大大约束了他们的手脚，他们希望可以自由经营、自由贸易和自由竞争；另一方面，他们要求更多地参与政治。19世纪以后，由于欧洲各国的工业已经有很大发展，工业资产阶级力量壮大起来，资产阶级对维也纳体系下的专制与反动非常不满，这促使自由主义在欧洲兴起，并成为19世纪欧洲主要的社会思潮。自由主义学说包括社会和经济两方面。自由主义思想家主要有法国的邦雅曼·贡斯当、英国的耶利米·边沁和约翰·穆勒等。1776年，被誉为“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出版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一书，创立了第一个政治经济学体系。其后，许多人对斯密的学说加以解释和发展，其中，大卫·李嘉图和托马斯·马尔萨斯的成绩最为突出。这些人的学说被统称为古典政治经济学，即自由主义经济学。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贡献是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即他们发现劳动创造了价值，但又坚持商品的价值是由工人和资本家共同创造的，从而掩盖了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古典政治经济学认为市场经济是一种“自然秩序”，因此，主张实行经济上的自由放任主义，反对政府干预经济活动，否定重商主义理论。李嘉图进一步提出，地租、工资和利润是制约经济发展的要素，三者成反比例运动，地租增长会降低利润，影响资本家的积极性，不能增加国家的财富；要增长国家财富，必须在一定程度上牺牲地主利益并废除谷物法，工人也要忍受暂时的困难。马尔萨斯则认为人口增长永远快于生产增长是一种“自然规律”。应该用“堕胎”（包括避孕）、“灾难”和“自我抑制”来控制人口。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工业革命的产物，代表了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和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经过不懈努力，19世纪中期，各国通过改革或革命，工业资产阶级陆续掌握了政权，自由主义经济政策逐渐得以实施。19世纪40年代末，英国废除了航海条例和谷物法，实行自由贸易，英国自由资本主义进入鼎盛时期。
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各地倾销商品，掠夺原料
印度是受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侵略的典型国家，棉纺织业首当其冲。1818—1836年，英国输往印度的棉纱增加了5 200倍。1850年，英国对印度棉纺织品输出，占英国棉纺织品输出总值的65％。殖民当局规定，英国输入印度的货物只收极低税，甚至免税，印度纺织品在本国销售，却要交极高的内地税。在英国棉织品冲击下，驰名世界的印度棉织工业急剧衰败，著名纺织业中心达卡，人口从15万减少到三四万人。大批破产的手工业者挣扎在死亡线上。印度总督本廷克也不得不承认：“这种灾难，在商业史上几乎是绝无仅有的。棉织工人的白骨使印度平原都白成一片了”。殖民者还强迫印度农民种植棉花、黄麻、茶叶等作物，使印度沦为英国的农业附庸。19世纪中期，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
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影响: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影响可以从4个方面来说：
首先，新能源的大规模应用，如电力，煤炭等，这些新能源的直接促进了重工业的大踏步前进，使大型的工厂能够方便廉价的获得持续有效的动力供应，进而使大规模的工业生产成为可能，并为之后的经济垄断奠定了基础。
其次，内燃机的发明解决了长期困扰人类的动力不足的问题。内燃机的发明又促进了发动机的出现，发动机的发明又解决了交通工具的问题，推动了汽车，远洋轮船，飞机的迅速发展，使人类的足迹遍布了全世界，也让各个地区的文化，贸易交流更加便利。
第三，通讯工具的发明。自从19世纪70年代美国人贝尔发明了电话之后，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就不在局限与面对面的谈话。
最后，化工业的迅猛发展。炸药的发明，大大促进了军工业的进步，并最终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从煤炭中提取各种化合物，塑料，人造纤维先后被投入实际生活。
上述的四种发明，对第二次工业革命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人类开始通过科学研究来获得纯粹的知识，然后又反过来促进理论的应用
3、一、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 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中国思想理论界围绕着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和中国社会史问题展开了一场论争。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是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开始的。当时，中国革命转入低潮。各种政治势力都在重新思考、探索中国的出路问题。中国要不要继续革命？要继续革命，进行什么性质的革命？这些问题都归结到对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认识。1927年前后，斯大林曾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问题有过许多正确或基本正确的论断，指出中国是“受国际帝国主义牵制的半殖民地”，军阀、官僚的封建残余“是中国国内的压迫的主要形式”。“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反封建残余的斗争和反帝国主义的斗争的结合”。托洛茨基、拉狄克等则断言资本主义关系在中国已“无条件的占优势和占直接的统治地位”，中国“已发展到资本主义国家了”。因此，认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过去，再次爆发的革命必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内关于中国问题的争论，直接影响到中国。托陈取消派公开宣传托洛茨基的错误观点，反对中共六大的路线。1929年8月5日，陈独秀在给中共中央的信中说，经过1925年至1927年革命，“资产阶级得了胜利，在政治上对各阶级取得了优越地位”，而“封建残余在这一大转变时期中，受了最后打击”，已经“变成残余势力之残余”。中国社会已是资本主义占优势并将持续和平发展的社会。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无产阶级只有等到将来再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以国民党御用文人陶希圣等为代表的“新生命派”，出于反革命目的，也极力鼓吹与托派类似的观点。陶希圣在《中国社会到底是什么社会？》一文中，认为中国社会“是一个宗法封建社会的构造，其庞大的身分阶级不是封建领主，而是以政治力量执行土地所有权并保障其身分的信仰的士大夫阶级”。顾孟余认为中国社会是“封建思想所支配的初期资本主义”。梅思平则断定中国社会“完全是一商业资本主义社会”。他们歪曲中国社会的性质，进而否定中国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必要。1930年春，李立三在《布尔什维克》上发表《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一文，批驳了托派的观点，论述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阐明中国共产党的主张。4月，由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通过创造社主办的《新思潮》杂志出刊“中国经济研究专号”，发表潘东周的《中国经济的性质》、王学文的《中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其发展及其前途》等文章，批判托派和“新生命派”的观点。他们以《新思潮》为主要阵地，被称之为“新思潮派”，成为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中马克思主义阵营的代表。论战的另一方则是以托派严灵峰、任曙为代表的反马克思主义流派。7月，托派创办《动力》杂志。严灵峰在这个刊物上先后发表《中国是资本主义的经济，还是封建制度的经济？》、《再论中国经济问题》等文。之后，他又出版《中国经济问题研究》、《追击与反攻》等书。1931年1月，任曙出版《中国经济研究绪论》。严、任之间虽有意见分歧，但都一致认为中国已是“资本主义社会”，反对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主张。因为他们以《动力》为主要阵地，被称之为“动力派”。与此同时，《读书杂志》等刊物也纷纷发表争论文章。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全面展开。这次论战的中心问题是：近代中国社会究竟是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争论的主要问题是：一、关于帝国主义和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的关系；二、关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三、关于封建势力在中国农村经济中的地位。托派认为，封建经济是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经济。自帝国主义入侵以来，中国的自然经济已经崩溃，商品经济已经“深入并支配了全国穷乡僻壤”，资本主义关系已占领导的地位。他们否认帝国主义有阻碍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作用，认为帝国主义在中国势力的发展，要“绝对”的破坏封建势力和关系，促使中国走向资本主义进化的过程。他们抹煞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势力相勾结的事实，认为帝国主义“也推动了和加紧了农业经济踏进资本主义的领域”。中国土地的问题，主要的已不是封建关系，“而是资本主义的关系”。为了回击托派的猖狂反扑，共产党人和进步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在《布尔什维克》、《读书杂志》、《中国经济》等刊物上连续发表文章，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刘梦云（张闻天）的《中国经济之性质问题的研究》、刘苏华的《唯物辩证法与严灵峰》等。他们批驳了托派把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的谬误，指出商品经济本身并不能决定一个社会的经济性质，“在有阶级的社会中间，离开剥削关系与阶级关系，就没有法子了解这一社会的经济性质”。“商品经济的社会，决不就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他们阐述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三者的关系，指出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一方面破坏了中国的自然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在中国造成了些资本主义的关系。但更重要的一方面，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关系勾结着，用一切力量阻碍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帝国主义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要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使中国变成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而是为了要使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变成它的附庸”。他们分析了农村经济的现状，指出封建半封建关系仍占据着农业经济的优势。“现在中国农村租佃制度下的剥削关系，是封建式的剥削关系”。要打破这种封建剥削关系，必须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根据上述分析，他们得出结论：中国社会的现阶段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经济实在是帝国主义侵略下的一个半殖民地的封建的经济”。因此，“只有在根本上推翻帝国主义及肃清中国封建势力以后，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经济发展”。 二、中国社会史问题的论战对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争论，必然联系到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探求。因此，在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开展不久，又发生中国社会史问题的论战。1931年5月，王礼锡主编的《读书杂志》开辟“中国社会史论战”专栏。从同年8月至1933年4月，相继出版了4辑《中国社会史论战》专辑，汇集了各种观点的有代表性的论著。这样，中国社会史论战和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交叉进行，达到高潮。这场论战涉及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集中反映在三个问题上：一、“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二、中国历史上是否经过奴隶制社会；三、中国封建社会的性质及其特征问题。这些问题，关系到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是否存在着共同的客观规律，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学说是否适用于中国的问题。“新生命派”的陶希圣、梅思平等和托派李季、杜畏之等，既否认中国历史上有过奴隶制社会，又认为中国的封建社会为时短暂，而且早已瓦解，并且在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之间插入一个“先资本主义社会”或“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说鸦片战争后的中国社会为“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者旗帜鲜明地批判了各种伪马克思主义观点，揭露了他们歪曲中国社会历史的实质，就是假借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的”词句来鼓吹历史发展的多元论，取消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以否认中国历史上奴隶社会的存在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学说；以所谓“先资本主义”、“商业资本主义”论来否定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其目的是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论战中，以郭沫若、吕振羽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和方法，科学分析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状，批驳了违反中国实际的种种错误观点，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最早肯定中国历史上有奴隶制社会存在的是郭沫若。他在1930年3月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根据甲骨卜辞、青铜铭文和各种古代文献，把中国古代社会划分为：西周以前是原始共产社会，西周是奴隶社会，东周以后，特别是秦以后进入封建社会。1934年至1936年间，吕振羽出版了《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等著作。他利用文献资料和考古材料，对中国原始社会的内部结构及其特征进行了探索，理出了中国历史的发展阶段，认为夏以前是原始共产社会，殷代是奴隶社会，周代为初期封建社会，由秦到鸦片战争前为变种的（亦即专制主义的）封建社会，鸦片战争以后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肯定中国社会有过奴隶制存在的还有翦伯赞、邓云特（邓拓）等。尽管他们对历史上某些朝代的社会性质的看法有所不同，分析和论述中国社会史问题还有不够完善的地方，但他们都一致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普遍规律的科学性和真确性，说明“中国社会发展的法则，也和世界其他民族一样，并没有什么本质的特殊”。在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和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中，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科学分析，进一步论证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肯定中国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从理论上为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路线提供了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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