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1712~1778），原名让·雅克·卢梭，是法国杰出的启蒙思想家、文学家，法国启蒙运动中最富民主倾向的代表。
1712年6月28日，卢梭生于日内瓦共和国一个钟表匠的家庭，祖籍法国。他是受法国天主教迫害而逃到瑞士的新教徒的原裔。卢梭诞生后数日，母亲去世。
他从六岁开始就和父亲一起醉心于读希腊罗马名人传等著作，充满自由、柔情的家庭气氛，培养了他爱自由、爱共和的思想和不受辱、不屈服的高傲性格。
从14岁开始，他被迫外出流浪，开始学徒生活。他受尽主人的凌辱，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给他幼小的心灵带来极大的痛苦。看到动物之间强者欺凌弱小的时候，也联想到自己，愤怒得用石头去追打它们之中的“暴君”。
因不堪忍受折磨与侮辱，16岁时，他逃离日内瓦，从此开始了衣食无着的流浪生活。他曾像乞丐一样被送进宗教收容所，被迫放弃了喀尔文教，改奉天主教，这是他终生的悔恨。在一次偶然的机遇，他为德·瓦朗斯夫人收留。又几次出走，在流浪中，当过店员、杂役，受到许多不公平的待遇，观察了社会上种种不平等的现象，形成了他对社会不平等的极大愤恨。因不愿当奴仆，又回到德·瓦朗斯夫人处。
1732年后，生活比较稳定，他自学哲学、历史、地理、天文、物理、化学和音乐，掌握了渊博的知识，增强了文化教养。他喜读伏尔泰的《哲学书简》，他说：“它引起了我对学术的极大兴趣。从那时候起，这种新萌发的热情在我心中燃起的火焰就没有熄灭过。”
1741年，29岁时，他带着一种新的音乐记谱法（即现在通用的简谱）前往巴黎，未引起法兰西学院的重视，他只得以抄写乐谱、教授音乐或给贵夫人当秘书为生。这时他认识了狄德罗、达朗贝等年轻的启蒙思想家，并为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写音乐条目。
1749年，卢梭看到了第戎学院发表的征文启事（征文题目是《科学艺术发展是否有助于改善风俗？》），他在狄德罗的鼓励下，写了他的第一篇应征论文《论科学与艺术》。文章中选，获得极大成功，立刻传遍法国。从此，卢梭作为著作家而跻身于法兰西思想界。这篇文章指出人类道德的败坏是由于科学与艺术的发展。他认为“人生来是善良和幸福的，是文明腐蚀了他，毁坏了他最初的幸福。”他厌恶近代文明，向往他幻想中的接近原始的人类的“自然状态”。他把当代的文明（即封建文化）比喻为“缀在束缚着人们的枷锁上的花环，它只能压抑着与生俱来的自由感情，喜欢奴隶状态。”
他还提出“愈是向科学艺术的发展方向前进，我们的灵魂愈是腐败”，“随着科学艺术之光在地平线上出现，美德即将视而不见。”他断然地否定了科学与艺术。卢梭所作出的结论是错误的，但是这种提法是针对贵族阶级的腐朽文化、压迫者的文化而发，是对现存的社会关系的坚决否定。
此后卢梭写了一系列著作，一再用人类生活的质朴自然状态与被近代文明败坏了的现代人相对照，强调了人类文明并没有给人类带来幸福，反而带来灾难的观点。
1755年，第戎学院再次征文，题目是《什么是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人类不平等是否为自然法则所允许》。卢梭以《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文应征，此篇虽未获奖，但引起的反响比第一篇更为强烈。他以辩证的方法论述了人类不平等起源于私有观念的产生和私有制的出现。他说：“第一个用围墙围起一块土地的人说：‘这是我的’，并且找到颇为简单的人相信那是他的，这个人就是文明社会的真正创始人。”他还认为：“人与人之间生来就是平等的。”他把原始社会作为人类的黄金时代而加以歌颂，对比了自然人与社会人的区别，认为人类由平等到不平等是人为的，“罪恶来自人的自身”，并描写了这种人为的堕落过程。他对封建专制暴政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还提出以暴力推翻暴力的主张。
这两篇文章表现了卢梭惊世骇俗的叛逆思想，因而震惊了欧洲，奠定了他在欧洲思想史上的崇高地位。
卢梭的声望日高，但他鄙弃与贵族为伍，始终保持独立人格。宫廷演出他的歌舞剧《乡村卜师》，国王决定亲自赐给他年金，卢梭拒不接受，宁肯以抄写乐谱糊口。他厌恶巴黎的繁华和贵族的吹捧，渴望“返回自然”。从1756年起，他隐居在巴黎近郊的蒙莫朗西森林附近直到1762年。他在1762年给马尔舍勃的信中说：“那种不羁的自由精神，那是任何东西都不能使之降服的，和它相比，功名富贵和名誉，对于我都不过是浮云而已。”这期间是他创作力最旺盛的时期，他发表了《致达朗贝论戏剧书》（1758年）、《新爱洛伊丝》（1761年）、《社会契约论》（1762年）和《爱弥儿年》（1762年）。
卢梭的政治名著《社会契约论》用社会契约学说解决国家的起源和本质问题。作者强调人是生而自由平等的，天赋人权不容剥夺。主张国家应以人间的社会契约为支柱，实行民主共和国形式的直接的人民政权，行政权属于全体人民大会。法律也是由人们订立契约而成立的，人民是拥有全部立法权的最高君主。只有由人民的契约约束而组成的政府，才可能实行人民的意志。君主专制政体下的人民没有自由，“人权”遭到蹂躏。为了获得自由，人民有权进行革命，以便恢复天赋人权。这一学说对18世纪和19世纪初政治生活的发展起过巨大影响，成了资产阶级推翻封建专制的强大思想武器。它的历史进步意义是不容忽视的。
1762年《爱弥儿》问世，这是一部讨论教育问题的哲理小说，在世界近代教育史上占有一个重要的位置。全书5篇，前4篇叙述贵族的孤儿——爱弥儿从诞生到成年的成长经过和“我”对他所进行的教育。第五篇，叙述对爱弥儿的未婚妻苏菲亚的教育。最后，爱弥儿到欧洲旅行，接受政治教育，然后与苏菲亚结婚。
开卷第一句：“出自造物主之手的东西，都是好的，而一到了人的手里就全变坏了，”表现了卢梭的重要观点。他认为：腐朽的社会文明把人弄得堕落了，他把封建社会和封建文化教育看作是损害人的自然本性的根源。在教育上他提出“返回自然”的口号，用自然社会对抗封建社会。
从这一观点出发，他认为远离文明社会，接近自然状态的劳动人民及其儿女都不需要受教育，他们已经在生活本身中受到了教育；而富人不但不劳动，反而攫取别人的劳动成果，他们的阶级偏见已经远远背离了自然状态，所以应当重新教育封建主、贵族和懒汉，应当正确地教育他们的儿童，只有这样才能根治社会的弊病。因此，卢梭有意识地把出身显贵的爱弥儿当作教育对象和作品中的主人公，提出了一个教育改造贵族的设想。
他主张对爱弥儿进行“顺乎自然”的自由教育，给他安排了一个脱离当时社会影响的、适合他身心健康发展的自然环境，让他从童年起在大自然中光头赤脚，自由地奔跳，接触农民，接触实践，使他通过自身的经验，获得对生活的认识。卢梭不反对宗教信仰，但他要爱弥儿信仰的不是天主教，而是自然神教。这样爱弥儿“就会得到自然的帮助。”
经过这样的教育，爱弥儿被培养成为一个具有健康体魄、热爱劳动，掌握了各种劳动手段，保持“自然习惯”，并能进行独立思考的自由人。这种人不受权贵的奴役，自由自在地享受大自然赋予的权利。这样一个自食其力的平民劳动者，就是卢梭理想中的新人。
卢梭的教育思想，对于当时的封建教育和宗教偏见是强有力的批判，对于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的斗争，具有鼓舞作用。他按着儿童年龄特点分段进行教育的提法，在教育史上也是重大的进步。但他的教育、改造贵族的计划只是一个天真的幻想。至于他对妇女的教育，仍未摆脱封建偏见。
《爱弥儿》不注重人物性格的刻画，也没有结构严密的情节，作者只注意教育问题的论辩，它是半论文体的哲理小说。
《爱弥儿》的问世，引起封建王朝和僧侣们的惊恐不安。大理院下令在巴黎的一个广场上焚烧此书，还威胁要烧死作者。教会也决定把作者革除教门，卢梭被迫逃亡国外。但是，仍遭到反动势力的迫害，他到日内瓦，当局下令烧他的书；他到普鲁士的属地莫捷，教会宣布他是上帝的敌人；他逃到圣皮埃尔，当局又命令他立刻离开。
1764年12月，出现一本题为《公民们的感情》的小册子，对卢梭进行了激烈的诽谤；更令他痛心的是这一攻击来自启蒙者阵营。卢梭腹背受敌，处境极为孤立。在流亡的8年里，他眼看自己有被诬为千古罪人的危险，迫切地感到有为自己辩护的必要。他怀着悲愤的心情，尝试着做一件绝无先例，而后世将永远效仿的事，即坦率地解剖自己，不管美与丑、善与恶，全部如实地写出来。这就是他的自传性作品《忏悔录》的写作动机。
卢梭从1765年开始写作此书，大部分在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活中写成，最末一章是1770年12月下旬在他回巴黎之后完成。此时卢梭已58岁。
《忏悔录》（1781~1788年）分为两部，共12章。全书的主题是通过卢梭坎坷的一生控诉封建专制社会对人的迫害和腐蚀。卢梭真诚地、坦率地，甚至是赤裸裸地把自己的灵魂合盘端给了读者，其坦率的程度确实是史无前例的。在这部被称为“文学史上的奇书”的自传里，卢梭是把自己作为人的标本（具有资产阶级个性的人）来剖析的。
他认为自己与那些迫害他的人相比，是纯洁的。他说：“不管末日审判的号角什么时候吹响，我都敢拿着这本书走到至高无上的审判者面前，果敢地大声说：‘请看！这就是我所做过的，这就是我所想过的，我当时就是这样的人……。请你把那无数的众生叫到我跟前来！让他们听听我的忏悔……。然后，让他们每一个人在您的宝座前面，同样真诚地披露自己的心灵，看有谁敢于对您说：我比这个人更好！’”这是一个平民出身的人对封建专制社会的大胆挑战，也是为维护“人权”尊严的一部宣言书。
当作者在贵族沙龙中宣读《忏悔录》时，大家极其冷漠，闭口不言。他的预想破产了，从此，周围常有充满恶意的人看守着他。
卢梭在晚年于贫困、孤独中写了自传的续篇《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梦想》。1778年7月2日他于悲愤中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卢梭作为启蒙运动的思想家，曾为法国大革命提供了理论武器。法国大革命中的民主派、激进派把他奉为精神导师。在他死后十年，即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头一年，政治家、法国资产阶级革命领袖之一马拉在巴黎街头朗读《社会契约论》的片断，促使法国人民奋起。雅各宾派领袖罗伯斯庇尔以第三等级的代表当选后，写了对卢梭的赞词。他发誓追寻卢梭的崇高足迹，即使以过早死亡为代价，也要把卢梭的思想继承下去。革命后，卢梭的思想在市民中广泛地传播着。法国大革命后，他的遗体移葬于巴黎的伟人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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