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应该相信组织，组织上给多少就是多少。相信组织，依靠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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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长有一位朋友，平日里虽靠捡瓶子为生，对世事却看得分外透彻。他说，既然不相信组织，那组织也只能如此了。这话，社长深以为然。
还是从1927年那个秋天说起吧。那年秋天，他带着两营人、七百多条枪上山打游击。期间部队被打散，最狼狈的时候，他身边仅有四十来人。他手下唯一的团长（实际只有两个被击溃的营），带头哗变，企图拉走队伍投降。
创业维艰，筚路蓝缕，他力挽狂澜。他说，要执行三大任务，一是打仗消灭敌人，二是打土豪筹款子，三是做群众工作。他说要有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打土豪款子要归公，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他说要六项注意：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偿。他说，敌来我走，敌驻我扰，敌退我进。
他就像一位父亲，谆谆教导自己懵懂的孩子。就这样，他把队伍给拉了起来。然而，他前脚打赢敌人第一次“进剿”，后脚就被上面给撸了。上面说他“行动太右，烧杀太少”，“右倾逃跑、枪杆子主义”，取消他一切口内职务。因为误传，他最为珍视的口籍，也被开除。
他深受打击，但他相信组织。果不其然，误传澄清，他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在他的不懈努力下，湘赣边区面积达七千余平方公里、有五十多万人口，“是为边界全盛时期”。
熟悉的剧情，再度上演。在上面蛮横指示下，他左支右绌。边区一度只剩上山丁点势力，“山下则为敌人的势力”。
他没有气馁，他仍旧相信组织。他说，打仗就如下棋，下错一着马上就得输，取得教训就行了。听到敌人撤军的喜讯，他欣喜挥毫：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当再次与组织取得联系时，他又被委以重任。
进入1929年，他着手开辟赣南、闽西根据地。山区辗转腾挪的生活，是艰苦的。部分同事不理解他的想法，他们之间产生了分歧。恰逢上面派来新同事，带着远方圣地光环而来。圣徒，仿佛是那脚踩七彩祥云的孙悟空。他，被迫离开前线。
他病倒了，病得很重。远方的圣地，甚至为他撰写了评价颇高的“讣告”。他快要死了，但他仍相信组织。在他的健康正恢复的时候，组织再次对他委以重任。他，重新回到了领导岗位。
他说，口口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口对口口实行绝对的领导。这些，后来都成了颠不破的真理。
在他的领导下，湘赣、赣南、闽西三块根据地蓬勃发展，先后粉碎敌人“三次”围剿。他忙里偷闲，揶揄道“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听到这话的蒋某人，想必会气抖冷吧。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的喜悦余存，他的处境却越发艰难。他违背圣地的旨意，上面的人对他展开严厉的批评。得益于那张“讣告”的荫佑，对他的批评没有点名。
他顶着压力，继续毫无保留的工作。“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他的工作很出色，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但上面很生气，因为这些不是圣地设想的胜利。他再次离开前线，到后方“养病”。
这次，他的情绪很大。不是计较个人得失，而是因为“教条主义真（会）害死人”。抛开情绪，他任劳任怨，出色完成了组织交付给他的政府工作。
但他的处境并没有好转，反而愈发艰难。他被上面视为异端，与他交流的人，都被视为“小组织派别活动”。他被彻底的孤立了，“那个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
没人上门，他就看书。他阅读大量马列主义著作，总结革命经验。三个月后，他才第一次获得工作机会。此后，他的处境有所好转，但仍“不顶事”。
万里征途前夕，他差点不能随军出发，但他始终相信组织，坚定理想信念。不论遭受多大的委屈、多大的挫折，他始终如一。历史已经证明，只有相信组织、依靠组织，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他是我们最好的老师。他说，一定要相信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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