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是中国古代大历史家司马迁所著，是一部本纪、表、书（志）、世家、列传五体俱全的综合体史书。鲁迅称它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司马迁出生于史学世家。他的先世是周期的史官，其父司马谈在汉武帝前期官为太史令，著有《论六家要旨》，有志于著述汉史，临终嘱咐司马迁记汉事、修史书。司马迁10岁诵“古文”，后来博通典籍、掌握史书，善于诗赋，精于散文。他20岁开始远行，遍游长江与黄河的中下游地区、长城内外，还奉使于西南，侍从汉武帝巡游各地。他到处调查访问，搜集资料，了解风俗，为修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元封三年（前108年），司马迁官为太史令，掌管天文、历法、记事、图书、档案，开始著述历史。他曾参与修《太初历》；天汉年间遭李陵之祸，受了宫刑；继为中书令。这些都没有影响他的修史工作，而且因遭横祸，他更是发愤著述，终于写成了《太史公书》。这书后人通称它为《史记》。
《史记》130篇，52万多字，记述了上起黄帝，下至汉武帝天汉年间几千年的历史，包括帝王将相、豪杰、平民等几千名历史人物，政治、典制、文化、思想等方面丰富的历史内容。《史记》分五个部分，第一是本纪12篇，记历代帝王及大事；第二是表10篇，有系统地专列古今的人和事；第三是书8篇，其中礼、乐、律、历、封禅、河渠、天官、平准各一篇；第四是世家30篇，写历来的贵族及著名人物孔子、陈涉等；第五是列传70篇，写古今的人物及史事。《史记》中的五种体裁，就个别来说，在司马迁之前都已产生或萌芽，而把五体综合编制于一书，实是司马迁所首创。从《史记》的篇目和内容来看，秦汉史占了绝大部分，可以说是纵横古今而略古详今的。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除了表明“发愤”著述的思想外，还表明了“稽其成败兴坏之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学思想。这些思想全部贯注在《史记》之中。
“通古今之变”，意在探讨历史变化问题。它蕴含著司马迁的历史观。《史记》写了几千年的历史变化。在写历史变化时，司马迁表达了自己的历史观，其中有三点最为突出：一是历史进化思想。他说：“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传曰‘法后王’。”（《六国年表序》）肯定秦统一中国，建立了历史性的伟业，为后世王朝树立了法则。二是“承敝通变”思想。司马迁以为历史变化，必然是除旧布新。他肯定商鞅变法，破除旧规，建立新令，使得“乡邑大治”，“秦人富强”（《商君列传》）。三是“见盛观衰”思想。司马迁以为盛世中往往隐藏衰象，表面的兴盛中掩盖著政治失误和积弊，以致产生危机。他指出汉武帝初年兴盛一时，但富贵者贪暴腐化，“争于奢侈”，风气变坏，“物盛而衰，固其变也”（《平准书》）。由于统治者和剥削者贪暴如虎狼，奢侈腐化，使得百姓贫困，社会矛盾加剧，由盛开始转衰。这种“通”“变”思想，是颇有历史识见的。但司马迁也受到循环论的影响，只是思想上不占主导地拉。
“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则表示司马迁要探讨历代政权的兴亡、政治的得失以及个人的成败之原由，因而，集中体现了他的政治观。《史记》记述几千年来历代政权的更替，各种政治的得失，许多人物的成败，序事中寓有论断，表述了道理，内容很丰富。其中值得注意的也有三点：一是暴政无道必然引起反抗，导致败亡。司马迁认为，秦朝统一天下，很有生气，但苛政重赋，残害百姓，引起陈涉起义，于是秦朝垮了台。他还指出：“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太史公自序》）二是任用贤能，善于纳谏，才能有所作为。司马迁写楚汉相争，项羽由强而弱，以至败亡，刘邦由弱而强，至于成功，在诸多因素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项羽只信旧族姻亲，有一谋士范增而不能用，刘邦则任用萧何、张良、韩信等三杰，并采纳众将正确的意见。故项羽败亡是由于“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项羽本纪》）。三是民心向背与政治成败息息相关。因此，他主张因循民俗而重视生产，让百姓谋利致富。这些成败兴坏之理，都是历史经验的总结，是很有识见的。
“究天人之际”则表明司马迁要探究天意与人事纠葛的问题，其中蕴含著他的世界观。当时，董仲舒宣扬“天人感应”观点，汉武帝有意提倡，以神化皇权统治，还信方士，求神仙，企求长生不老。司马迁身为太史令，“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报任安书》），曾参与一些祭天地、求神仙、占星等活动，也受了天人感应思想的影响。但他在写历史时，则重人事，并不著意宣扬天命，而强调事在人为。他还揭露汉武帝迷信求神，“终无有验”（《封禅书》）。
司马迁要“成一家之言”，就是要树立独具特色的史学旗帜。整部《史记》就是司马迁的一家之言，上文提到的内容都包括在其中。他的一家言，尤以思想观点为最突出。汉武帝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司马迁却强调六家各有长短，主张兼收并蓄，《史记》对各家都给予一定的历史地位。汉武帝专制独断，严刑酷法，而司马迁主张宽政，揭露当时官场“面谀”、猜忌、贪酷、“醇谨”等种种风气，批判酷吏贪狠，颂扬游侠仁义。
《史记》在历史文学上也有很高的成就，描写人物尤为突出。它所写的信陵君、廉颇、蔺相如、项羽、李广等人物真实而生动，并反映出历史的重大问题。因此，引起人们百读不厌。历来刘向、扬雄、班彪、班固等都评它为“实录”。的确，司马迁据实写史事和人物，无论是行文或描写，还是寓论和发议，都从实不虚，真实而不夸饰。这是《史记》之所以是历史著作而非文学作品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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