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兰兑斯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中说道：“即使是席勒这位在德国作家中最富于政治感和历史感的作家，当他似乎最致力于历史和政治的时候，也还是相当抽象、唯心地从事创作。”
席勒后期深受康德哲学的影响，认为改造世界的力量来源于“内心的道德律令”，他晚年的作品常用勇敢、善良、公德等抽象概念来塑造他心目中的“英雄”。
康德就创作中特殊与一般的关系问题曾经与席勒发生过激烈争论，他在谈到莎士比亚时指出：“莎士比亚不是使这种愿望从内部迸发，而是通过外来机缘把它激活起来”。康德对莎士比亚的推崇体现了他的“从特殊到一般”的创作原则。
“莎士比亚化”和“席勒式”这两个概念出现在马克思《致斐•拉萨尔》（1859年4月19日伦敦），同年5月18日恩格斯也写了一封致拉萨尔的信，这两封信都是应拉萨尔的要求，回信评价他的剧本《弗兰茨•冯•济金根》。
这两封信被认为是马恩最重要的现实主义文献，恩格斯在信中第一次把“现实主义”这个术语运用于文艺领域。马恩分别在信中说道：“你就得更加莎士比亚化，而我认为，你的最大缺点就是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传声筒”、“不应该为了观念的东西而忘掉现实主义的东西，为了席勒而忘掉莎士比亚”。
马恩的批评涉及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拉萨尔误解了历史的客观进程，没有看到农民和城市革命者的代表所取的历史作用，而把改造世界的力量归结在完美人性的化身——济金根等人身上；
二、人物太抽象，济金根等人成为拉萨尔个人道德理想的直接化身，恩格斯认为应多注意莎士比亚在戏剧发展史上的意义，实现类型化和个性化的结合——塑造典型人物；
三、缺乏细节描写，拉萨尔由于对席勒的偏爱造成“有些地方过多地让人物回忆自己”，希望拉萨尔在作品中多一些现实场景和生活细节的描写——提供一个“福斯泰夫式”的背景；恩格斯在信中还特别提到了思想倾向和真实再现之间的关系问题，即必须实现“思想深度”和“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之“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融合。
这两封信首见于1921年德文版斐迪南•拉萨尔《书信文稿遗集》第三卷，此前梅林在《席勒和伟大的社会主义者》一文中提到过这两个概念，据梅林解释：是因为马恩的兴趣所致，他们不太喜欢席勒，而喜欢莎士比亚。
俄文版出版于1925年，卢那察尔斯基在《马克思论艺术》中利用列宁的“反映论”对这两个概念作了阐释，认为“席勒式”是一种图解式的艺术创作手法，“作者先从理论上研究某个时代，为自己总结出这个时代的某些原则，然后设计与此相适应的人物”。
而莎士比亚的创作则体现了现实主义反映论的原则，他在《卢那察尔斯基论戏剧》一书中希望作家能够全面地、有说服力地反映我们今天的生活。
卢卡奇在《19世纪的文学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一书中对这两封信进行了专门讨论，他认为马恩在美学上的现实主义态度与其一般世界观和政治倾向紧密相联的：“马克思在这里极其慎重地、完全是在美学讨论的框架内，指出了拉萨尔的抽象说教的唯心主义与他政治上的机会主义的联系。”
卢卡奇指出用莎士比亚来反对席勒，是因为拉萨尔“由于他的出发观点，使他不能把形象和情节中的一般和特殊的统一理解为个人和社会的统一、个人的命运和阶级历史命运的统一。”
卢卡奇还对马恩的话作了进一步的引申，认为马克思在这里是用莎士比亚戏剧来反对拉萨尔所坚持的黑格尔式的“头脚倒立”的悲剧观，使悲剧问题社会历史化。
关于悲剧观，英国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家戴维•莱恩从唯物史观角度分析了这一问题，他引用了杰姆逊的原话：“济金根的性格特点没有典型地反映真实的历史困境，剧中的情势没有给人提供一个关于那一时期活动着的各种力量的真正模式”，指出拉萨尔错在“把一种客观的‘悲剧’当作个别现象来对待”。
相比于莱恩，卢卡奇的理解具有明确的无产阶级政治倾向，认为“席勒式”历史剧标志着对资产阶级革命问题的纯粹资产阶级理解。
马恩这两封信在20年代初期就被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了解，最早的介绍性译文出现在北新书局1925年8月出版的《未名丛刊》之一《苏俄的文艺论争》，译者任国桢。该书收入了三篇文章，其中一篇《认识生活的艺术与今代》提到了这两个概念。
最早的原文翻译则出现在1935年11月1日上海出版的 《文艺群众》第二期，抗战期间欧阳凡海根据日文重译，并收入他本人编译的《马恩科学的文学论》（桂林读书生活出版社1939年11月版）
瞿秋白在《马克思恩格斯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1932年）一文中，较早对这两个概念进行了系统的阐释。他认为：马恩提倡“莎士比亚化”反对“席勒式”是希望文学能够揭露真正的社会动力和历史的阶级冲突，而不要只是写主观化的演说；瞿秋白所说的主观化和现实主义有着特定的内涵：“主观主义的理想化——极端的曲解客观的阶级斗争的过程”“现实主义——暴露资本主义发展的内部矛盾的”。
瞿秋白还认为恩格斯“做什么”和“怎么做”的提法涉及了“典型性格和典型环境”之间的辨证关系，认为作家通过塑造典型人物可以揭示阶级斗争的真相，再现社会历史发展的本质规律。
周扬等人编选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则把这两个概念放在“文艺的倾向性”条目之下（该书的目的是为了配合《讲话》的发表），周扬和瞿秋白在强调真实性和倾向性相结合的同时，突出了思想倾向问题，周扬后来发表的一篇报告还认为“莎”、“席”问题与《讲话》体现了共同的文艺准则——政治性和真实性的完全一致（详见《文艺报》1956年第2期）。
显然，他们的观点比较注重发掘这两个概念的政治内涵。杨柄在《马克思恩格斯为无产阶级创立了科学的文艺理论》一文中则直接指出了这两个概念的政治倾向，认为马恩的目的是要求“文艺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服务”，而信中提到的典型“指的是革命斗争中工人”（杨柄在其另一篇文章中还探讨了“莎”、“席”和“两结合”的理论联系）。吴元迈在另一篇文章中认为：马恩其实是希望作家以无产阶级世界观作为指导科学地反映历史进程，并且认为恩格斯“完美融合”的观点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先导。
朱光潜先生的观点则代表着另外一种看法，强调生动鲜明的反映现实，反对从抽象的公式概念出发从事创作，这种看法倾向于从纯文艺的角度探讨问题。
他在一篇题为《马克思、恩格斯论典型五封信》的论文中对这两个概念做了深入地探讨，认为马恩指出这两个概念，实质是“文艺是否要反映现实，走现实主义道路的基本问题”，他还联系德语原文指出：马恩不满意济金根的形象特征，是为了强调“典型人物必具有生动鲜明的个性”。
陆梅林在《体系和精神——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初探》一文中认为：马恩提出“莎”和“席”这两个概念尖锐地批评了把剧本变成图解观念的唯心主义创作倾向，强调文艺创作一定要从现实生活出发塑造具体感人的艺术形象。陆梅林虽然也提到了“思想性”问题。但他特别指出“现实主义必须具有高度的艺术性”“否则就不成其为艺术”。
吕德申、张少康在其合写的文章中则认为：把席勒和莎士比亚相对比，席勒实际上代表着一种和现实主义相对立的观念化。吕张在文中特别强调了“真实性”，认为只有具有真实性的文艺才可能是现实主义的。
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则包容了上述两种基本看法，《原理》既提到了这两个概念“反公式化”的意义，也谈到它们和文学的认识、教育作用之间的关系。
此外，1995年版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则认为莎士比亚化和席勒式问题的提出，是关于艺术把握世界问题的进一步深化，《文学的基本原理》也认为“莎”、“席”概念涉及了艺术思维问题，这本教材还把这一问题和“倾向性”联系起来，认为通过形象表达作家的思想感情是文学特殊性。
威廉·莎士比亚（英语：William Shakespeare，1564年4月23日－1616年4月23日），华人社会常尊称为莎翁，清末民初鲁迅在《摩罗诗力说》（1908年2月）称莎翁为“狭斯丕尔”，是英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戏剧家，也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最重要、最伟大的作家，全世界最卓越的文学家之一。
莎士比亚在埃文河畔斯特拉特福出生长大，18岁时与安妮·海瑟薇结婚，两人共生育了三个孩子：苏珊娜、双胞胎哈姆尼特和朱迪思。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的20多年期间莎士比亚在伦敦开始了成功的职业生涯，他不仅是演员、剧作家，还是宫内大臣剧团的合伙人之一，后来改名为国王剧团。1613年左右，莎士比亚退休回到埃文河畔斯特拉特福，3年后逝世。
1590年到1600年是莎士比亚的创作的黄金时代。他的早期剧本主要是喜剧和历史剧，在16世纪末期达到了深度和艺术性的高峰。接下来1601到1608年他主要创作悲剧，莎士比亚崇尚高尚情操，常常描写牺牲与复仇，包括《奥赛罗》、《哈姆雷特》、《李尔王》和《麦克白》，被认为属于英语最佳范例。在他人生最后阶段，他开始创作悲喜剧，又称为传奇剧。
莎士比亚流传下来的作品包括39部戏剧、154首十四行诗、两首长叙事诗。他的戏剧有各种主要语言的译本，且表演次数远远超过其他所有戏剧家的作品。
席勒是十八世纪德国的浪漫主义诗人、剧作家，也是著名的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