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应重点从四方面发力：
一是完善激励数字经济核心技术开发的基础制度。中央多次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是最大隐患。完善激励数字经济核心技术开发的基础制度，是解决制约数字经济发展核心技术难题的重要抓手。
重点是建立健全数字化人才培养的激励制度、加快数字经济统计与核算制度、完善数据要素市场基础性制度、建立数字经济知识产权相关制度、加快建设数字经济标准制度体系。
二是健全数字经济时代的法律体系。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对现行基于工业经济所形成的法律体系带来了重大挑战。因此，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健全数字经济时代的法律体系，着力破解“个人数据与企业产权”的矛盾，平衡“数据安全与数据利用”的冲突。
重点要加快修订现有相关法律法规，改变不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相关规定；加快制定出台《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推动相关法律法规制定与修订向“信息弱者”倾斜，维护其数字消费权益。
三是加大数字风险治理。数字经济的发展，在给人类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安全风险，数字风险已成为世界广泛关注的重要议题。加大数字风险治理。
关键是探索形成多主体协同治理的新格局，提升政府管理部门的数字化监管水平，明确平台企业的责任，加大惩处力度；着力构建数字安全新生态，完善数据治理规则，推动形成维护人类共同价值观的数字经济文化。
四是加快弥合数字鸿沟。虽然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迅速，但数字鸿沟依然存在，不同群体、区域、企业之间，在数字素养、数字化应用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造成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因此，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弥合数字鸿沟。
重点应加大对中西部以及广大农村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投入，加大数字化人才培养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构建多主体数字素养培育体系，实施老年人数字能力计划；加快推动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
数字经济发展：
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对加快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必须以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为战略支撑，以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为主线。
以数字红利惠及更广大人民群众为根本目的，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筑牢数字安全屏障，构建数字合作格局，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
集中力量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要强化数字技术基础研发，构建开放协同创新体系，推进创新资源共建共享，推进数字技术成果转化。
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夯实数字经济发展基础。要完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全面发展融合基础设施，前瞻布局创新基础设施，建设协同、先进、开放、高效的创新基础设施体系。
深入推进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加快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要全面深化大中小企业数字化改造升级，实施中小企业数字化赋能专项行动，推进重点产业全方位、全链条数字化转型，培育数字化转型的支撑服务生态。
大力推动数字产业创新发展，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体系。要推进数字产业基础高级化，加快数字产业链现代化，培育新业态新模式，发展智慧销售、无人配送、智能制造、反向定制等智能经济。
有效提升数字经济治理水平，促进数字经济规范有序发展。要进一步健全数字经济治理政策法规体系，健全完善协同监管机制，探索建立适应平台经济特点的监管机制，开展社会监督、媒体监督、公众监督，维护公众利益和社会稳定。
持续增强数字化公共服务效能，提高人民群众满意度。要推动政务信息化共建共用，加快社会服务优化升级，统筹推进智慧城市和数字乡村融合发展，形成以城带乡、共建共享的数字城乡融合发展格局。
首先，数字化方向的确定，其并非是当局心血来潮、盲目追逐潮流、立意新颖的冲动，而是基于具体的国情资源而综合研判所确认的战略。一方面，我国的人口红利正在减退、老龄化加重、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等诸多底线因素，都要求我国经济能够在既定的量化水平上获得更为强大的价值输出，而作为生产要素中的人，如何提升其认知范围、密度、深度及即时动作响应，就成为提升生产效能的重要方面之一，而数字化系统正是能够提供相关劳动者更加强大广泛的情态感知能力。
数字化的发展，有了行动的必要性，同时其随着时代的推进也获得基础资源的支持，例如我国在云计算、数据中心等基础设施中的不断投入，例如近年的“东数西算”工程，都提供了足够的底层算力基础，另外类似常年的互联网经济发展，造就了庞大的“码农”工程师队伍，也提供了数字化系统、经济落地的重要生产团队保障。
其次，关于数字化的本质要义，在以上必要性和基础资源的两方面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其是通过数字化的科技手段，关键目标依然是让“人”获得更加全面准确的信息反馈，从而提升认知水平以做出准确决策、即时有效动作，而其中认知的关键因素便在于“信息壁垒透明化”。因此，数字化系统本质的信息不断打破软硬件边际、自由化交互配置的重要手段，换言之，只要符合该定义，其如果有一定的科技属性，都能够纳入数字经济的范畴，通俗如互联网外卖平台等APP，深度应用如气候灾害等专业模型的数学逻辑提炼，其都在数字化系统中不断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和延伸，都是数字经济的重要有机组成。
其三，明确了什么是数字化和数字化开展的必要及前提，那么其可行性就得以进一步的明确。从底层看，相关硬件关键于能够提供横向扩展、资源可伸缩的算力支持，而对应的PaaS操作系统、底层组件也需要适配类似的云计算架构，从而能够支撑更大数据体量的承载；而在云计算三维数据引擎等底层软硬件的支持下，上层的数据量完整度需要从两个方面进一步地召开开发。
一方面，数字化并非为了“数字”而数字，而关键于场景的业务需求，其中体现的便是企业的核心业务，因此要求企业能够立足当下、展望未来，充分了解自身的核心业务战略，从中确认以达成组织共识、制度调整、团队训练、规范标准以最终形成数字化可模块组成的应用功能；另一方面，数字化的提出只是手段，但核心的逻辑除了业务需求，还在于具体的专业逻辑体现，例如建筑、土木、气候、保险、运维等都有各自场景的专业理论和需求，这些都需要以数字化的方式体现，就要求数字化能够深入专业反向理解逻辑，从而在产品设计、测试标准、开发运维等方面都予以更加符合实际的适配。
最后，长期的价值和意义，数字化首先体现在实际场景中的生产效率提升，其并非只是高逼真、抓眼球的三维模型效果呈现，简单挂载一些现场数据的反馈，其应该能够立足现场而进行数据融合，例如通过现场IOT并在BIM模型中进行应力分析，从而形成决策辅助、自动预警、预案联动等效果；另一方面，随着数字化的深入，其带来的社会价值观在于任何高价值的输出不仅仅是一种技术的成果，而是多种工艺、技术、数据融合交叉呈现，最终打来的是信息愈加自由，则资源更加有效互补配置，最终生产力将极大的破界提升。
数字经济和数字化战略，相信将成为国策予以长期坚持，而其中的从业人员和企业则更需理解其前提必要性、本质含义、可行路径、价值意义，从而回归自身业务作出必要的配合，从而在贡献国家发展力量的同时赢得更多的利润和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