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志》是南宋郑樵著的纪传体中国通史，其《总序》的译文及其原文如下：
【译文】
每条河川奔流的途径虽然不同，最后一定汇集于大海，因此天下没有洪水的灾祸；各国来往的道路虽不一样，最后一定通到中国，因此天下没有阻隔的忧虑：可见会合变通的意义非常重要。自从有文字以后，著书的人虽然很多，却只有孔子以其天赐的圣明，统括《诗》《书》《礼》《乐》等书而集于一手，然后合同天下的文章；贯通二帝三王之道而成一家之言，所以能够包括古往今来的变化。使得儒家之道光明远大，百代以前、百代以后，都无人能够赶上。孔子死后，诸子百家兴起，纷纷仿效《论语》，以空泛的言论著书（《论语》是孔门弟子汇集孔子的话所成的书），以至于各朝代的实在事迹，反而没有人记载。到了汉武帝建元、元封年间，才出现司马谈、司马迁父子。
司马迁的祖先代代掌管公家书籍，精于创作，所以能够上考孔子的志意，会合《诗》、《书》、《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等书，贯串黄帝、唐尧、虞舜，到秦朝、汉朝，成为一部书。分成五种体裁：用“本纪”来纪录年代，用“世家”来记载世代，用“表”来校正历法，用“书”来汇聚事务，用“传”来表明人物，让百代以后，史官无法改变他创立的体制，学者不能舍弃他撰写的书。六经以后，可以相比的，只有这部著作。所以司马迁说：“周公以后五百年才有孔子，孔子以后五百年才有这部书。”足证他的自视很高。但是伟大的著作，一定非常渊博典雅，而且必须看遍天下的书籍，才没有遗漏的叹恨。司马迁所处的时代，刚刚解除藏书的禁令，献书的风气并不流行，绵延三千年的史事，拘限在七八种史书里。我为司马迁感到可惜的，是不够渊博。凡是著述的人，虽然采取前人的著作，却务必形成自己的言论。左丘明是楚国人，见闻广博，但他所撰的书，全用楚国的语词；公羊高是齐国人，见闻广博，但他所撰的书，都用齐国的语言。如今司马迁的书，全用旧有的文字，夹杂俚俗的话，实在是因为采录不够完备，来不及更改，所以他说：“我不敢毁损先人的话，只是叙述故事，整理传闻，并不是真正的著作。”刘知几也认讽他“大量采用过去的记载，不时穿插杂乱的言语”。我为司马迁感到可惜的，是不够典雅。晋国的《乘》，楚国的《梼杌》、鲁国的《春秋》，原本都是相同类型的史书。《乘》《梼杌》后继无人，所以书未流行于后世。《春秋》先有孔子的振兴，后有左丘明的推介，所以能与日月共存于世。否则一点点的事迹，怎么能够通行于世上呢？自从《春秋》以后，只有《史记》长于创作体制；不幸班固不是适当的人选，以致丧失了会合变通的宗旨，使得司马迁创设的体制，从此没落了。
班固是个虚浮不实的人，没有一点学术，只知道抄袭他人的著作。汉章帝询问他有关制礼作乐的事，班固答说京城里的学者一定知道。假如所有的臣子都是这样，那么还要什么顾问呢？等到学者分别陈述自己的意见后，班固便献上叔孙通所著的十二篇《汉仪》，以敷衍章帝的询问。如果所有的大臣都是这样，那么还要什么奏议呢？章帝知道班固粗浅鄙陋，所以对窦宪说：“你喜欢班固而忽视崔驷，就像叶公子高喜好似龙而非龙的情形一样。”班固在当时，已有固定的评价；像这样的人材，会有什么好著作呢？《史记》这部书的贡献在十个表，如同穿衣服必以冠帽戴在头上，树木河水都有根源；班固不懂得横行的写法，将古往今来的人物，勉强的加以分别等级。而且认为汉朝继承帝尧的运数，自然应该直接继承帝尧，所以批评司马迁的《史记》把汉朝和秦朝、项羽夹杂在一起，这是没有根据的说法。由于他只取汉代著书，所以使得周朝、秦朝无法相承，古代和现代有所隔阂。从汉高祖到武帝，一共六代，在此以前，全部窃用司马迁的《史记》，而不感觉惭愧；从昭帝到平帝，一共六代，依据贾逵、刘歆的著作，又不以为羞耻。何况又靠班昭替他完成未尽的篇章，那么班固自己撰写的部分，真是非常少了。多半出于班固心意的，只有《古今人表》，这是别人没有的错误。后代众人撰修史书，如同在路边建筑房屋；掠取别人的文章，就好像掩耳盗钟：都是由班固开头的。班固的事业只有这样，后代的史家仿效班固都来不及，哪有余力来探讨他的好坏。司马迁和班固相比，好像龙与猪相比，有很显明的差别，无奈后世史家舍弃司马迁而仿效班固，刘知几辈的人又尊崇班固而贬抑司马迁。而且最会学习司马迁的，要算班彪。班彪接续《史记》，撰写从武帝到东汉的史书；他想让后人接续他，犹如他接续司马迁一般；不但没有多余的文字，又不让时代断绝；世世代代相继，好像出自一人：他真是善于继承司马迁的志业。他的书今日已无法看到，能够看到的，只有元帝、成帝的赞语而已。都在本纪以外，另外记载一些听闻，可算是非常了解司马迁了。凡是《左传》所有的“君子曰”部分，都是说解经书的新意义；《史记》所有的“太史公曰”部分，都是正文以外的事迹——不是为了褒美贬斥；偶尔有贬的词语，则是褚少孙一流的人掺杂进去的。而且本纪、列传里面，已经记载善恶的事迹，足以作为警戒，为何还要在本纪、列传的后头，加上褒美贬斥的话呢？这是生员参加考试所写的文章，怎么能够用来著书呢？大概不是司马迁、班彪原来的主意。何况称为“赞”，哪有贬责的词语。后代的史家，有的称为“论”，有的称为“序”，有的称为“诠”，有的称为“评”，都是仿效班固，这是我不得不激烈辩论班固的缘故。司马谈撰有史书，而司马迁能够完成父亲的志业；班彪有修史的志愿，而班固不能通晓父亲的著作。班固是班彪的儿子，不但无法保全自己的生命，又不能传承父亲的志业和教导自己的儿子，像这样的人，怎么能够使他的著作被天下的人效法。像范哗、陈寿一流的人物，承继在后，都是轻狂随便，没有德行，而招致罪罚的人，怎么能够撰著令人相信的史书呢？
孔子说：“商朝沿袭夏朝的礼仪制度，增减的情形可以获知；周朝沿袭商朝的礼仪制度，增减的情形也可以获知。”这是说明礼仪制度的相互沿袭。自从班固专记一代的史事，不再有相互沿袭的意义；虽然有孔子的圣明，也无法获知各代礼仪制度增减的情形。会合变通的道理，从此丧失了。说到相同的部分，则一个本纪接着一个本纪，一位帝王竟有好几个本纪；一个列传接着一个列传，同一个人竟有好几个本传。天文的现象，自古以来都不曾改变，然而各代都有天文志：《洪范五行传》是一家的著作，然而各代都有五行传。像这一类的繁复撰述，怎能令人忍受呢？说到不同的部分，则不把前代帝王放在后代帝王的前面，后代的事迹不能接续前代的事迹；郡县区域自行划分，而不明白变迁改革的源流；礼乐制度随便更改，造成不同习俗的政教。像这一类的断续记载，怎能令人忍受？曹魏称吴、蜀为“贼寇”，北朝称东晋为“僭逆”；南朝称北朝为“索虏”，北朝称南朝为“岛夷”。《北齐书》称梁朝的军队为“义军”，图谋别人的国土，可以称为仁义吗？《隋书》称唐朝的军队为“义兵”，讨伐他国的君王，可以称为仁义吗？房玄龄监修史书，所以他的父亲房彦谦在《隋书》里，记有良好的声誉；虞世南参与算修史书，所以他的父亲虞荔、叔父虞寄在《陈书》里，有很好的传记。更严重的，像夏的狗会向帝尧犬叫的情形，完全是臣子为了帮助自己的主人而有的举动。《晋书》党同晋朝而不承认北魏，凡是忠心于北魏的，都视同叛乱的臣子，使得王泼、诸葛诞、舟丘俭等人，死后遭受冤屈；《北齐书》党同北齐而不承认刘宋，凡是忠心于刘宋的，都视同逆的党人，使得袁桑、刘秉、沈攸之等人，死后含。唉！青天白日在上，怎能如此胡作乱为呢？像这一类的事情，各个朝代都有。伤害风俗，败坏正义，没有比这个还大的哆！司马迁的笔法已经丧失，班固的病日渐加深，从东汉到东晋，没有一个人能够发现这种错误，只有梁武帝为这些情况感到叹息，于是命令吴均撰述《通史》，上起汉武帝太初年间，下止于北齐，书还没有完成而吴均已经去世了。隋朝的杨素又奏请命令陆从典算史，接续《史记》，一直到隋朝，书还没有完成而陆从典便被墨官。难道是上天齐斋而不肯传授文章吗？还是责备史家而不肯保护他们呢？自从唐朝以后，又没有人发觉这种错误，凡是负责撰史的人，都效法《春秋》，专门从事扬贬责。《春秋》用简短的文辞表现大义，如果没有注解，则善恶事迹难以明了；史书用详细的文字包括事迹，善恶的情形已经显明，不需囊美训刺。阅读萧何，曹参所行的事迹，难道不晓得他们的忠诚贤良吗？看了王葬、董卓所有的作为，难道不晓得他们的区残逆吗？史书是国家的重要典籍，而负责的人不懂得留心典章制度，只知道以语言黔夸；就好像家中的主妇，不料理日常的伙食，只知搬弄是非，怎么能够兴盛家庭呢？这是我深深感到耻唇的。
江淹曾说：“募修史书的困难，没有比得上志的。”实在是因为志关系着典章制度，不是熟悉过去的事例，无法完成，不像本纪和列传：本纪用年代包括事迹，列传用事迹连系人物，任何读书的人都能够完成它。因此志的撰作最困难，其次困难的，没有比得上表。所以范晔、陈寿等人，能够撰写本纪、列传，却不敢制作表、志。志的起源，始见于《尔雅》，司马迁称为“书”，班固称为“志”，蔡爸称为“意”，华桥称为“典”，张勃称为“录”，何法盛称为“说”。其他的史书都秉承班固，称为“志”，全都载记不实的言语，忽略实际的事情，无法尽括《尔雅》的原义。我现在总括天下的重要学术，而条记大纲和细目，称为“略”。一共有二十略，历代的典章制度、学者的擅长事务，全部聚集在这里了。其中的五略，汉朝、唐朝的学者已经听过；其中的十五略，汉朝、唐朝的学者不曾听过。……
一共十五略，都是出自我的思虑，与汉朝、唐朝的学者没有干涉。“礼略”叙述吉、凶、军、宾、嘉五礼，“职官略”表明百官的次序，“选举略”说明选拔人才的方法，“刑法略”记载刑罚的方式，“食货略”记载财物货币的沿革始末。这五略虽然根据先人的典籍，却并非采自众史书。
古代记载事情的历史称为“志”。《尚书大传》说：“天子发问而无法对答，要责备前疑（顾问）；有需要记载的事务而没有记载，要责备后丞（顾问）。”所以宋国、郑国的史书都称为“志”。司马迁将志更改为记。现在也称为“志”，就是根据旧说。桓谭说：“司马迁《三代世系表》的横行文字，都是仿效《周谱》。”古时另外记载年代而缀系史事的书，称为“谱”。司马迁改称为表。现在又将表称为谱，完全是遵从旧法。然而西周经过幽王的变乱，记载的史书失传了，所以《春秋》编排年代时，便自东周开始。自从皇甫溢撰写《帝王世纪》和《年历》，才上推到三皇；谁周、陶弘景等人都有与他相同的著作。后学的人感到怀疑，才以司马迁编录的年代为标准，因而将年代始自于共和。然而共和的名称已不能令人相信，何况它的年代呢？孔子编幂《尚书》，从唐尧、虞舜开始，而《春秋》记载年代则始自鲁隐公，因为西周的年代已无法考证了。现在编的谱表，由于《春秋》以前只知有世代，所以称为“世谱”；《春秋》以后已可获知年代，所以称为“年谱”。司马迁用六甲纪年，后人用六十甲来纪年，也有人不用六十甲而用岁阳、岁阴的名称来纪年。现在所作的谱，就是用司马迁的方法，不但简单，而且明白，周而复始，一点也没有阻碍。礼书上说：“写文章时，不用避违。”这是说私人的名违不必在公众的事务上避违；如果是君王的名讳，则不论什么场合，都要避免。从汉朝到唐朝，史官撰史时都避讳，只有《新唐书》没有避违。我现在算修的书，依照从前史书的例子；偶尔有不能避违的，例如溢号一类，如果改变原来的字，便无法明了它的意思，所以也依照唐朝的方法。（汉景帝的名字叫做启，改启字为开字；汉安帝的名字叫做庆，改庆字为贺字；唐太祖的名字叫做虎，改虎字为武字；唐高祖的名字叫做渊，改渊字为水字。又如章怀太子李贤注释《后汉书》，遇到“灌龙渊”的词句，就不能避违；杜佑撰作《通典》，遇到“虎贵”的词句，就不能避讳。）
学术造脂的高深，本于用心的勤奋，如同常人下海，每下去一次，就能更为深入。我所写的二十略，都是我自己的心得，没有采用前代史书的内容。本纪和列传，编排年代，记载事情的真相，原本就有前人的法度，不会因为聪明而有所增多，也不会因为愚笨而有所减少，所以在本纪和列传部分，便根据旧史的记载，加以增减。至于本纪里有天子的制造，列传里有大臣的奏疏，如果见于正文，则据实载录；如果见于他处，则别置于类例里，《新唐书》、《新五代史》都是本朝（宋）大臣修撰的，卑微的我不敢有所议论，所以本纪、列传部分止于隋朝。至于礼乐制度、刑法政治，必须保存沿革的情形，所以延长到唐朝。
啊！酒浆的渣滓，当然味道淡薄；学术的末流，自然知识肤浅；九种学派立说陈教，到后来都出现弊病。但是其他学派的病，还稍有旧法存在；只有儒家一家，距离本源太远。这是什么原因呢？班固曾说：“自从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订下学生的名额，设置科目，拔取人才，并用官位和奉禄作为鼓励。“一直到汉平帝元始年间，约有一百多年。传授学业的人渐渐增加，说解经义日益繁多。一部经书可以说到一百多万字，有名的学者多到一千多人，大概是为了爵禄和利益的缘故吧。”仅仅一百年间，竟然败坏到这种地步；一千年后，会有怎样的病呢？何况追求爵禄和利益的途径，必须经由科目考试，科考的拔罐，必须透过策论的文章。三百篇的《诗经》，都是先民的吟唱，自从设置《诗经》博士以后，不再听说学者有一篇诗作：六十四卦的《易经》，包括了卦象和卦数，自从设置《易经》博十以后，没有看到学者有一卦的创作。仓额创造文字，完全根据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六种原则；汉代设立小学，凡是教授文字的人，竟不懂得造字的原理。伶伦制定乐律，全部根据宫、商、角、征、羽、变宫、变征七种音阶；六朝设置声韵学，凡是乐师，都不明了音乐的旨趣。经书已经随便，史书更是乖渗，这么分析离散，不知到什么时候才能归返到本源？治道的盛衰见于时世，时世的穷达见于命运，儒学的病，今日已达到极点了。寒冷到了极点的时候，炎热就会来；运气坏到极点的时候，好运就会来，这是自然所有的道理。我衰弱的体质，已经是余日无多了；卑贱的心意，只是期盼太平盛世的到来。恭敬的叙述。
【原文】
百川异趋，必会于海，然后九州岛无浸淫之患;万国殊途，必通诸夏，然后八荒无壅滞之忧。会通之义大矣哉。（因超出最大字数允许值，故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