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剧发生与话剧史的新界说
【核心提示】从行业的角度重新书写中国话剧的起源与发展，确实需要更真实也更有价值的史料作为依据，这样既能更好地反映早期新剧发生时期，那些作出了重要贡献的前辈的经历，还他们以应有的历史地位，也有利于全面地显现话剧进入中国以来的一百多年里取得的艺术成就、文化地位和社会影响。
在对20世纪中国戏剧整体性发展的描述中，话剧的诞生与发展进程仍存在分歧。笔者建议：以1900年前后上海的学生演剧为中国话剧诞生的标志更为合理。同时，不赞同从1907年春柳社在东京的演出开始写中国话剧史。这一观点得到许多学者回应，也使得问题的讨论更为深入。其实，早在1907年之前，国内早有学生创作演出话剧，并且已使用中国题材。因此，问题的争议并不在资料，而在于话剧史的写法上。
书写中国话剧史的三个视角
关于20世纪中国话剧史的写法有三个不同视角，首先是启蒙视角。从启蒙角度写话剧史仍是目前话剧界的主流。笔者认同19世纪末以来启蒙思想对中国社会健康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但是否可以简单地从启蒙的角度叙述话剧起源及历史，则是另一问题。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在新剧发生阶段有三个特别重要的人物——汪优游、朱双云和徐半梅。在话剧诞生期，这三人在上海特别活跃，尤其是汪优游，他的话剧活动贯穿了20世纪上半叶，在20世纪下半叶的一段时间内仍然活跃。但是在启蒙视角的话剧史叙述里，他们的重要性被完全忽视。这不能不说是启蒙视角的话剧史的一大遗憾。
其次是行业视角，更准确地说，是从职业化的剧场演出角度书写话剧史。这一视角注重话剧这一艺术门类如何在中国落地生根，进入中国人的文化娱乐生活，取得成功并发展的。从行业或剧场演出角度叙述的话剧史，起点是“新剧的发生”。用“新剧”而不是“文明戏”来称呼早期话剧，是因为在20世纪前二十年，“文明戏”这个词用得极少，当时大部分创作者用“新剧”指称他们的新型戏剧。虽偶有用“文明戏”这个称谓的，但“新剧”的使用更为普遍，而且后来“文明戏”成为贬义词，业内人士也有忌讳。
最后是纯艺术的视角。这是从艺术家的角度看，把话剧当作艺术创作。欧美留学归来的一批话剧爱好者，从1930年代起就成为话剧界的主导力量，包括余上沅、洪深、熊佛西等，还有虽未留学、创作却相当西化的曹禺，他们并不认同启蒙观念。可是1950年代后，这个群体被边缘化了，他们在中国话剧历史发展中的重要性没有得到全面的评价。所以，把话剧作为艺术门类来叙述，仍未见端倪。
王钟声、刘艺舟、任天知三人在新剧诞生之后同样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关于对任天知的研究已有很多成果，关于王钟声的材料虽然很杂，但不在少数，在清末民初的报刊中非常多见，刘艺舟的演出资料也并不鲜见。新剧初试啼声，在中国巡回演出中，最卖力也最有号召力的便是这三位。王钟声到北京时曾和谭鑫培同台演出，说明了他的声望和业界对他的推崇。
郑正秋是真正让话剧取得市场影响的人，他让话剧在上海有了成功的商业演出。在其之后，唐槐秋的“中旅剧团”第一次成功地将商业与艺术融为一体，他的演出从艺术角度看无可挑剔，同时又能盈利，占领了市场，也得到了城市平民的首肯。只有这时，话剧才算在中国真正落了地。
话剧进入中国早于春柳社的演出
1914年朱双云的《新剧史》、1914年范石渠的《新剧考》和1919年郑正秋编的《新剧考证百出》是20世纪早期关于新剧的三份重要文献，编撰者都是业内人。这些史料都证明话剧进入中国早于旅日学生组织的春柳社在日本的演出，并为早期话剧的发生与发展提供了非常丰富翔实的资料，至少对上海新剧发生史的描述非常完整。可惜治话剧史的学者，尤其是晚近的学者对这些资料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
从早期的汪优游、王钟声，经郑正秋到唐槐秋，构成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间中国新剧发生、发展和成熟的完整过程。然而，如果按这样的线索写话剧史，春柳社将无处安放。关于把春柳社当成中国最早的话剧团体、把春柳社在日本的活动说成中国最早的话剧演出的说法，最初大概源于洪深1929年的文章《从中国的新剧说到话剧》。在此文中，春柳社和欧阳予倩第一次成为话剧诞生的主角。1937年，洪深又在《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九辑导言里引用并重复了中国话剧从春柳社始的观点；接着田汉在“西南剧展”作的主题报告，进一步系统阐述了从春柳社写起的话剧历程。洪深和田汉都不是新剧发生时代的当事人，他们的叙述所引用的资料，基本来自于欧阳予倩的回忆录，而没有进一步关注其他对于早期新剧发生过程记载的重要书籍。
早期在东京参与新剧演出的春柳诸公，其后在中国话剧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也远不如汪优游、王钟声、郑正秋等人，而欧阳予倩回国后热衷于演出京剧花旦戏，并没有接着演话剧。把春柳社在东京的演出看成中国话剧的起源，实为极勉强的历史叙述。
1954年，张庚在《戏剧报》连载的《中国话剧运动史初稿》一文中，就是从1899年上海学生的演剧创作开始写中国话剧史的，他所依据的资料就是汪优游等人的回忆，但这一观点在当时并未得到肯定。
笔者认为，从行业的角度重新书写中国话剧的起源与发展，确实需要更真实也更有价值的史料作为依据，这样既能更好地反映早期新剧发生时期，那些作出了重要贡献的前辈的经历，还他们以应有的历史地位，也有利于全面地显现话剧进入中国以来的一百多年里取得的艺术成就、文化地位和社会影响。
（作者单位：中国戏曲学院戏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