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史学把人类活动作为特定研究对象，把指导现实行动作为目的明确提出，正是基于这种对的清晰认识，它才能在几千年的漫长发展过程中生机勃勃，历久弥新。瞿林东先生就曾指出：“中国史学中的人本思想传统‘，思齐’与‘内省’的人生修养的传统，关心国家命运的忧患意识传统，史学审美传统等，都反映出极鲜明的。其特点是历史感与时代感的结合，是在现实的关注时，从不脱离对过去的思考和对将来的憧憬，它反映在人对自身价值的认识上，它更反映在人对社会责任的认识上。”[1] （P46-49）这个论述可以说是对传统史学的高度概括。 一、以人为本的史学观点 司马迁在其父司马谈临终前受命，继承父亲未竟的事业，完成史书的修撰。当时传世的载史之作多为儒家经典或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著作，又及汉武帝时期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一元文化政策，加之司马迁本身曾师从古文经学家孔安国和公羊学大家董仲舒，因此他的思想很难不渗透儒家的影响。司马迁本人极推崇儒家六经，他说： “《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义，《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2](3197）。高度评价儒家经典对于社会和人伦关系的巨大影响。不仅如此，司马迁进一步阐述了《春秋》所体现的礼义和伦理准则是天下人须臾不可违背的为人、为政的圭臬，是“礼义之大宗”。司马迁的旨趣与儒家的思想贴近，其表现一是司马迁以继《春秋》为己任，一是对儒家六经的全面推崇，但更为深刻和本质的影响，则体现于他继承了儒家人本思想“重视人”的核心。 《论语》说“：子不语怪、力、乱、神”，[3](P72）这就表明在孔子的眼中，史官的作用已经与巫师分离了。以后的历史学家在面对重大历史变迁时更是能够察觉“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在《史记》中也反映了儒家这种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的思想认识。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曾谈到著《史记》的旨趣，他说：“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4](2735）所谓“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指的是史书的撰作，考证和对历史规律的探寻，侧重于对历史的客观记录，更多地体现了史家的历史认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则概括了司马迁作史的宗旨。 司马迁论“天”，涵义比较复杂，有时讲的是神秘的上天，即天命思想，这在《史记·天官书》中有集中的反映。他相信上天和人间确实有对应关系，认为“天人感应”确实是存在的。在那个时代有这种思想并不足怪。司马迁的可贵之处，是他在人们普遍地慑服于天意、神灵的时代，却敢于对感应、灾祥迷信的说法表示保留和怀疑，并且从总体上强调人事起根本作用。他在《天官书》中总结天意与人事何者更为重要时说“：国君强大，有德者昌；弱小，饰诈者亡。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救，其次修禳，正下无之。”[5]他强调的是国君的行为和政治的清明，把治国的方针（“德”）和办法（“政”）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从这一点上可以说，司马迁实际上否定了天意的作用。 尤为重要的是，一到记述重大历史事件，司马迁就从史实出发，从人事的角度总结成败兴亡的经验，并特别重视人心向背在历史上的作用。如在归结楚汉成败的原因时，《史记》同意韩信拜将时对形势的分析，把人心向背作为关键，又论述人谋在楚汉成败上所起的作用，明白指出以胜败归于天意的错误。 《史记》篇章中常常讲到“天”，不少是指时势（在历史变革方面）和际遇（在个人关系方面）。如在《史记·六国年表序》里，讲了秦由弱变强，最后统一天下“，非比险固便形势利也，盖若天所助焉。”[6](P685）秦的成功似乎得到“天助”，实际上这个“天”是指的世变，即历史形势。霍去病凭外戚身份和特殊条件得以速功高升，日以亲贵，比大将军“亦有天幸”。这里的“天”不是上天，而是指时机和际遇了。 二、开纪传体之先河 中国古代史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初具规模，大体可以分为三种体裁：一是记事，记事中又兼带着记言，前有《尚书》，后经袁枢发展为纪事本末体；二是编年，即在记言记事的基础上再添上了编年，如《春秋左传》，后发展为各朝各代或贯通或断代的编年体史书；三是传人，即在以人物为中心的体裁内又包括了记事和编年。 司马迁的《史记》开创了纪传体的编撰方式，首次在历史著作中记载了形形色色的人物，使凸显了人的活动和作用。《汉书》以下的正史延续了《史记》的传统，使史书对于记载人的活动有了可遵循的模式。唐代刘知几把人物活动的问题看成是史家不可推却的责任。他说： “夫人之生也，有贤、不肖焉。若乃其恶可以诫世，其善可以示后，而死后之日名无得而闻焉，是谁之过欤？史官之责也。” 《史记》原称《太史公书》，其载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讫武帝太初年间，《史记正义》称其“合二千四百一十三年”。书中翔实地记载了纷纭复杂的政治兴废，众多的人物活动，反映了丰富的社会生活。全书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余字，分为五个部分，其中十二本纪是纲领，统摄上自黄帝、下至西汉武帝时代三千年的兴衰沿革，记“王迹所兴”；十表八书作为本纪的补充，形成纵横交错的叙事网络；三十世家围绕十二本纪而展开，用司马迁自己的话来说，世家与本纪的关系，犹如“二十八宿环北拱，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7](P2723) 至于七十列传则是历史天宇上北斗、二十八宿以外的群星。十二本纪按帝王世系顺序记叙个朝代兴衰终始；世家主要是贵族之家的历史；列传是记录那些扶持正义，有超人风范，紧握着风云际会建功立业而流芳百世的各类人物；十表略古详今，网罗排列帝王侯国间大事；八书是有关经济、文化、天文、历法等分门别类的人类的活动。因此说，司马迁把著史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写人上。这五种体例有序配合，勾连天人，贯通古今，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可谓体大思精。 三、以记人为主的内容 《史记》从内容上看也很注重写人。司马谈在向儿子讲述自己立志修史的动机时说道：“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8](P2716)司马迁在和壶遂讨论修史的宗旨时引述父亲的观点，把修史看作是载“明圣盛德”，述“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9](P271《9)史记》中的纪、传正是以人物为中心的史文。本纪、世家、列传中的人物来自不同阶层，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市井细民，诸子百家，三教九流，应有尽有，所涉及人物四千多个，重要人物数百名。司马迁以其如椽巨笔勾勒出历史和人生的多彩长卷，点出其中蕴含的哲理。 《史记》的叙事是在尝试洞悉人性的基础上探究事件的因果关系，进而深入思考历史的规律和人物命运。他能充分注意到他们的家庭出身、文化教养、社会经历等各方面的因素，如萧何是刀笔吏出身，故能谨守管钥，因势奉法；陈平年青时贫而好学，所以始终有读书人的气质，见识高远，在皇帝面前对答如流；樊哙发迹前以屠狗为业，成为将军后保留了那种莽撞豪爽之气，他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对刘邦、项羽也敢于直言直语、大声大气。这些特点正是通过生活琐事表达，又成为人物性格发展的铺垫，如《史记·李斯列传》开头写道“（李斯）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各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扰。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10](P2539)这是一件生活琐事，却集中反映了李斯的人生观、价值观。他为了摆脱厕鼠的处境而成为仓鼠那样的食利者，于是向荀子学习帝王之术，学成后前往秦国游说，在和荀子告别时又说道“：故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这两句话说的非常坦率，和他把厕鼠、仓鼠进行对比时所发的感慨一脉相承。苦于贫贱而贪恋富贵，这种思想是他人生理想得以实现的动力，也是葬送他身家性命的祸根。人物性格还是被司马迁认为是项羽失败的重要原因。他批判项羽“天之亡我，非战之罪”的说法，认为项羽失败的原因是 “自矜功代，奋其私智”“，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以上的见解都是很精辟的。 《史记》中的人物各有风貌，各有性格，但他们身上有某些得到社会广泛认可，并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共性，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知恩图报，以德报德。苏秦之于宗族、朋友，韩信之于漂母，都是受人之惠而报人之恩，以表示自己不忘本，不负人。二是以牙还牙，以怨报怨，如伍子胥之于楚平王，李广之于霸陵尉。三是士为知己者死，为报答知遇之恩而赴汤蹈火，甚至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如《刺客列传》中的专诸、豫让、聂政、荆轲等人都是为知己者死《,魏公子列传》中的侯赢，《张耳陈余列传》中的贯高也都是如此。 司马迁在《史记》一书中大力弘扬儒家，为后代史家树立了一面光辉的旗帜。《史记》中所渗透的儒家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立德、立功、立言为宗旨以求青史留名的积极入世精神，忍辱含诟、历尽艰辛而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舍生取义、赴汤蹈火的勇于牺牲的精神，批判暴政酷刑、呼唤世间真情的人道主义精神，立志高远、义不受辱的人格自尊精神。《史记》以人物为中心的著史特点给人印象深刻，符合“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11](P2717) 的儒学实用目的，成为后世治史的垂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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