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之子
周海婴所著
《鲁迅与我七十年》（南海出版社2001年9月版）一书提到的一个重要政治情节：1957年夏天
毛泽东在上海接见文艺界人士，翻译家罗稷南参与其中。谈话之间，罗稷南向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毛对这个大胆的设问十分认真，沉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一个近乎悬念的询问，得到的竟是如此严峻的回答。罗稷南吃惊之余，不敢再做声。 罗稷南提出的这一命题，涉及
中国现代史上两位偶像人物。以毛的回答，在毛执权柄的时代，鲁迅的处境有两个，且只有两个：一是沉默，一是坐牢，没有其他选择。但不管怎样——沉默或坐牢——那个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鲁迅都是本色不再。这意味着，原来被认为是互相配合、心心相印的两位旗手——一个被认为代表着正确的政治方向，一个代表着正确的文化方向——在建国以后宿命般地走到对立的两极。 然而，通观毛泽东毕生著述中涉及鲁迅的文字，人们看到的却是他对鲁迅的推崇和喜爱，以毛个人的说法：“鲁迅的心是与我相通的”。 1933年，有人告诉毛，鲁迅称毛的诗词充满“山大王气”，毛听后哈哈大笑，不以为忤，反以得意，是毛以鲁迅得其心的证据。1949年12月，毛泽东首次访问苏联时，在应付紧张的外交活动的空余，还在阅读随身携带的鲁迅著作，并对工作人员说：“我就爱鲁迅的书，鲁迅的心和我们是息息相通的。我在延安夜读鲁迅的书，常常忘了睡觉。”1966年7月8日毛在一封信中再次提到，“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并说，“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就在生命接近倒计时的1975年11月，毛还就周海婴提出的鲁迅著作出版和研究的建议做出批示，“请将周（海婴）信印发
政治局，并讨论一次，作出决定，立即实行。”
《鲁迅全集》因毛的指示而获得迅速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