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无为而治，以汉初的黄老之术最为有名，萧规曹随，最终造就了文景之治。问题在于，这种无为而治，在当代是否具备复制或者参照的条件和价值？
对无为而治的解释，以《道德经》最为经典。究其要旨，不外以柔弱胜刚强。但有一点需要注意，人们说起道家往往老庄并称，而老子的无为和庄子的洒脱根本不是一码事。老子是为统治者筹划治术，庄子则是为出世者描绘江湖。老谋深算的老聃和个性张扬的庄周不啻有着天壤之别。前者在技术层面，后者在价值层面。
单纯从技术层面看无为而治，那么我们可以断言，任何一个组织，不可能全面无为。老子主张的以柔克刚，以弱胜强，是在无为的姿态下有为。对于组织来说，哪怕是倡导无为而治的领导人，心里也会十分清楚，要生存就不能根本无为，要发展更不能完全无为，总要在有些地方“有为”。
但是，不管在什么情况下，资源总是有限的。有为就要占用资源。所以，一旦一个组织全面有为，就意味着这个组织的资源利用会进入高度紧张状态，弦绷得太紧，稍有不慎就会出问题。清朝的汪辉祖谈到知县、书吏和师爷的关系时曾经指出，一个知县到任，下面的书吏往往会主动给知县出许多主意，极力策动知县大干一番事业，不是兴修水利、垦田开荒，就是产业结构调整，或者是推行某种富民政策，总之言之凿凿，忧国忧民。这种情况下，明智的知县往往当面不置可否，然后私下同师爷商量。师爷同书吏的身份不一样，他是知县的个人顾问，所以他会认真辨析书吏建议的真实意图，指出书吏要给自己谋利的动机。如果接受了书吏的建议，书吏能从中得到多少好处，老百姓能够从中收到多少实惠，知县能够在政绩上增加多少砝码，孰轻孰重，一条一条列举得清清楚楚。最后由知县定夺，哪些建议该接受，哪些需要打折扣，哪些应当回绝。总之，用知县的无为来控制书吏的有为，以防止书吏的有为坑害民众。
一旦上下都有为，雄心勃勃要干一番大事业，那么，有可能短期收到显著成效，但长远老百姓就受不了。商鞅变法的成功，就是上下的有为凝结成了巨大的力量。而秦王朝的快速覆灭，恰恰是这种全面有为耗尽了民力。西汉的无为而治，正是接受了秦朝的教训而出现的。
这样，所谓无为而治，实际上是决策层要有意弛缓组织行为的张力。在层次上，这种无为而治肯定是上层无为而下层有为。这一关系是不可颠倒的。一旦下层无为而上层有为，组织就进入了某种病态。北宋的王安石变法，失败原因有多种，但有一点不能忽视，就是民间对变法基本上没有热情，变法的着眼点是增加国库收益，老百姓得不到多少实惠。结果是剃头挑子一头热，下面执行中的阻力过大，扭曲过多，葬送了变法。
对于当代的企业，弄清无为而治的含义具有现实意义。首先，积极性必须来自于下层。如果下层没有积极性，处于无为状态，而上层火急火燎要干事业，上层的有为多半要撞上南墙。其次，不能上下全部有为，如果上下“一心”有为，没有刹车和缓冲，那就有可能冲出轨道。最后，一旦整个组织上下都信奉无为而治，那么，组织的生命力就会消失。
西蒙和马奇的《组织》一书，对组织的无为作了自己的解释。他们强调，按照决策的满意指标，当不作为能够达到目标时，不作为是首选。只有不作为无效时，才考虑作为。这一观点，可以看作是对无为而治的理性描述，值得管理者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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