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每个人都经历过“人已经下班，但还在手机电脑上保持工作的状态”。
那我们该如何对“隐形加班”说不呢？值得关注的是，近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劳动争议案，法院终审认定劳动者长期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以外通过微信等社交媒体工作，属于隐形加班，用人单位应向劳动者支付加班费。
伴随即时通信技术的发展，沟通联络的便捷化打破了传统工作场所物理空间和时间的限制，也模糊了工作时间与休息时间的边界。于是，明明已经打卡下班，却依然要被老板、上司在各种群交代任务，这可能是时下不少打工人共同的无奈。以至于，“下班后的工作消息要不要回”还成了一档辩论节目的辩题。但是，现实却远比辩论更复杂。
对于这种无处不在的建立在网络远程办公基础上的“隐形加班”，有专家呼吁，随着数字技术的持续发展，我国劳动法应当考虑引入“离线权”，也即除法定或约定之外，劳动者在非工作时间，有权拒绝通过数字工具进行工作联络或处理相关工作事宜，并不得因此遭受不利对待。这个建议，当然是合乎社会期待的，但就目前来看，恐怕大部分打工人都会觉得有点过于理想化了。毕竟，有勇气拒绝公司在下班后的所有“加班”要求，可能是极少数人。即便法律赋予了这项拒绝权，要落实起来，还是不能低估其不确定性。
更为现实的，或者说对打工人更有实际价值的，或是如上述法院的判例所示，至少要通过明确的法律规制，让企业意识到，在正常上班时间之外通过网络给员工布置任务，也算加班，员工也应该获得相应的报酬。为什么这种更现实呢？一来，必须承认，今天很多行业的工作都在网络上展开，为数不少的公司的运转周期也突破了传统中的上班与下班的界限。这就意味着，员工在下班后依然可能要处理临时工作任务，正在变得越来越难以完全避免。二来，在当前的现实之下，人们真正反感的，未必是下班后回工作消息，而是“免费”回消息。也就是说，最应该解决的是下班后强制的“无偿”加班。
并且，这一点相对于“离线权”，也更容易被保障。比如，既然不管是上班后，还是下班后，不管是在办公室，还是远程布置任务，都要支付费用，那么从成本考虑，一些企业可能会稍微收敛在下班后给员工交代任务的惯性。或者是更有动力通过优化工作流程，来尽量减少让员工加班的可能性。再者，网络交代员工加班，都是留痕的，员工在后续的维权上，也不至于出现证据不足的尴尬。更重要的是，这一点在当前的劳动法中就可以得到保障，关键还是执法部门、司法部门要与时俱进，准确识别数字化时代“隐形加班”的本质，真正为“打工人”撑腰。
在法律之外，也应该更加注重呼唤一种健康的企业管理和社会工作文化。比如，在5月初，长沙一家企业在招聘中就明确，全体员工每周三可带薪休假一天，且不提倡加班。这样的做法，当然仍是凤毛麟角。但是，在当前这样一个越来越“卷”的时代，从企业到个体，都应该有“减压”的意识。每家企业，以及所有“打工人”都应该有反思，到底有多少是无效的加班和忙碌？工作和生活，是否原本可以更平衡一些？
不久前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4月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达到了48.7小时，这个数字不仅远超过了法定时间（44小时），也刷新了该指标自统计以来的最高纪录。显然，这种加班困境，是个人的，也是企业的，归根结底，实际是整个社会的。要解决它，已经超越了单一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范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