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琅矿冶文化是中国西部千里大峡谷的文化之魂文化是山水的灵魂，文化是旅游的灵魂。巧家堂琅文化的核心——堂琅矿冶文化及其重要组成部分彝族发祥文化、发拉花灯和孙世祥《神史》等是滇东北的主要文化内涵，是中国西部千里大峡谷”的文化灵魂。
堂琅矿冶文化是古堂琅县冶所所在地的今巧家县为研究区域文化“堂琅文化”而确定的堂琅文化的主要内涵和最核心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是古堂琅县所辖的今巧家县、会泽县、东川区及其周边永善县、昭阳区、鲁甸县等区县的滇东北人民，自古及今开采、冶炼、运输、铸造以古堂琅县地及其周边区域的金、银、铜、铅等金属矿藏的矿冶文化，是滇东北文化的主要内涵。
堂琅矿冶文化依托于滇东北堂琅区域以铜矿为主的丰富矿冶资源。从宏观的地理区域考察，西南地区云贵川交界的滇东北，有一条金属大矿带。这一大矿带呈东北——西南走向，自昭通永善，经昭通市昭阳区、鲁甸县、巧家县到曲靖市会泽县、昆明市东川区，绵延近千里。这一矿带以古堂狼山中的堂琅县治所所在地的今巧家老店镇一带以药山为主峰的堂狼山为中心，分别可以大体划分为三部分：北部为牛栏江东北的古朱提山，自古及今以盛产银矿为主；中部为巧家古堂狼山，即今巧家以药山为主峰的东部山脉为主，自古即“出银、铅、白铜”；南部为巧家老三区（1952年划归昆明市东川区）和巧家老二区（1952年划归四川会东县）。
数千年来，这一矿带上的银铅铜为中华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但一直以来，众多研究者没有将这一矿带从一个有机的整体上进行研究，更多的是从朱提银、堂琅铜、东川铜等割离的点去做，这就难以从总体上把握滇东北这一矿带在中华文明中的地位和作用。巧家堂琅文化研究课题组的研究人员查阅了大量矿冶典籍，开展了深入的田野调查，认识到滇东北金属矿带开采历史久远、开采规模大，对中华文明的影响深入持久，且因这一矿带主要分布在以巧家堂狼山为中心的古堂琅县地及其周边区域上，堂琅铜已成为重要的区域文化品牌，在中华青铜文明中占有重要地位，鉴于此，巧家县堂琅文化研究课题组研究人员一致决定将古堂琅县地及其周边区域的整个滇东北存在的这一金属矿带命名为堂琅金属矿带，将其矿冶文化作为古堂琅治所所在地的巧家及代表滇东北区域文化内涵的概念提出来，并对其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
堂琅矿冶文化主要包括堂琅金属矿带金、银、铜、铅等堂琅金属矿藏自古及今的勘探、开采、冶炼、运输、铸造等矿冶工作中形成的物质性的矿冶文化和非物质性的矿冶文化。数千年来，堂琅矿冶区域人民创造了丰富的矿冶历史文化资源。一是矿冶历史久远、深厚。朱炳泉和金正耀是国际著名的铅同位素研究专家通过铅同位素理论研究认为，三星堆铜料、安阳殷墟妇好墓部分铜料所含铅的同位素比值全国只有永善和巧家的铅的比值能与之匹配。这说明三星堆铜料、安阳殷墟妇好墓部分铜料只可能来自堂琅区域。先秦时期，家堂狼山铜矿铸造了今出土古彝文铜质印章“堂狼山里手辖印”、“堂狼山里木手印是”。东汉时期，古堂狼山采冶的铜矿铸造的“堂狼”铜洗远销全国。公元3世纪典籍记载的堂狼山“白铜”是世界是最早关于“白铜”的记载，比西方早15个世纪以上，这说明公元前3—2世纪在大夏国出土的“大夏镍铜币”也是经南方丝绸之路由堂狼山经印度传到大夏去的。西汉时期，堂狼区域朱提山、堂狼山开采的“朱提银”因质地优良而成这闻名天下的“朱提银”。东汉时期巧家堂山区开采的铜铸造了名闻天下的“堂狼铜冼”。明清时期，云南产铜占全国的80%，而东川府（时巧家老三区汤丹一带）产铜占全省的72%，每年额定滇铜600万斤运交京师专供宝源、宝泉两局铸币，运距之长、运量之大、持续时间之久，在世界古代史上也属罕见，故称之为“京运”。鲁甸、巧家的“乐马厂银”名闻天下。直至今日，古堂琅区域的矿冶仍在大量采冶，矿冶文脉自古不绝；二是遗存大量的银、铅、铜等矿冶遗址。堂琅区域留下了成千上万个银、铅、铜矿采冶遗址。其中以古代即开采成空山的巧家堂狼山留下的矿冶遗址最多，调查到传说中694个古铜矿硐、492个古铅矿硐中的144个和170个；三是具有诸多会馆、碑刻等矿冶文化遗迹。堂琅区域古代因矿冶而会馆林立，其中以巧家、昭阳、会泽、鲁甸最多。其余如安顺桥、普车河桥碑记址、乐马厂“官房”遗址、乐马厂西王庙遗址、乐马厂土主财神庙遗址、“达崎开塞”石刻、“灵裕九圜”匾、巧家金沙江铜运古栈道等矿冶遗迹不可胜计；四是遗存和出土大量而丰富的矿冶文物。堂琅区域遗存了堂狼山里手辖印、堂狼山里木手印是、“建初元年堂狼造”铭文铜洗、唐代“朱提瓶”等数百种金、银、铜、铅铸造文物和科学检测证明矿料来自滇东北的古蜀国三星堆、商妇好墓青铜器物等等。无论从时间和空间来说，堂琅矿冶文化的各个组成部分是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需要从宏观和整体上对其作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
2010年4月2日，昭通历史文化研究座谈会在昭通举行，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陆琴雯与省、市专家学者座谈，共同探讨昭通市历史文化发展。会上，市内学者就“朱提文化”、“乌蒙文化”、“昭通文化”、“彝族文化”、“堂琅文化”等文化概念在昭通历史中的地位和昭通历史文化的定位进行了讨论，云南大学方铁教授对巧家堂琅文化研究课题组将堂琅文化的主要内涵定位为堂琅矿冶文化给予了高度肯定。方铁教授认为，昭通市历史文化的主要内涵是矿冶文化，建议将昭通文化定位以矿冶文化为核心，以“朱提矿冶文化”或“堂琅矿冶文化”为名称，对以矿冶文化为核心的昭通历史文化进行深入研究。这充分说明巧家堂琅文化研究课题组以堂琅矿冶文化作为滇东北堂琅区域的主要文化内涵的定位是准确的。
“堂琅矿冶文化”是巧家堂琅文化主要内涵，也是昭通历史文化的主要内涵，是“中国西部千里大峡谷”的文化之魂。 彝族发祥文化是“中国西部千里大峡谷”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
各地彝族典籍都提到以巧家药山为主峰的巧家堂狼山（罗尼山、洛尼白）是是彝族再生始祖笃慕的居住地、彝族发祥地、彝族先民的活动中心、已逝彝族同胞灵魂归依的“祖界”。康熙《大定府志》载：“有祝明（笃慕）者，居堂狼山中，以伐木为业，久之，木拔道通，渐成聚落，号其地为罗邑，又号其山为罗邑山；夷人谓邑为业，谓山为白，故称为罗业白。” 彝文典籍《六祖分支》、贵州彝文《指路经》、四川凉山彝族《指路经》均载明彝族发祥于巧家的堂狼山；”陈本明、傅永祥在《彝族史探》、范文钟在《昭通历史文化论述》指出彝族六祖分支的事件“就发生在堂狼山（今巧家县境域仍存此称谓）”
对于堂狼山的地理位置，《华阳国志》、《续汉志》、《水经注·若水》、《清史稿·地理志·东川府》、《新纂云南通志》、《民国巧家县志稿·舆地·山脉》、《云南省历史地名考索》、《巧家县地名志》、《中国历史地名大词典》、《中国历史地图集》、《新纂云南通志》等均认为堂狼山是横贯巧家境内始于牛栏江边老店镇迄于炉房乡的东北——西南走向的山脉。笃慕所居的罗邑，即后来的古堂琅县治所在今老店镇。
商末周初的时候希幕遮从“牦牛徼外”带领部族跋山涉水迁到今巧家县城附近沿金沙江一带的平坝地区的“邛之卤”。这里依山傍水，山上可狩猎放牧，坝区可耕种，金沙江里可捕鱼，是个理想的人居环境。更重要的是东部高山即是富藏银、铅、铜等矿产资源的堂狼山，有着优越的自然条件，希慕遮和他的子孙们在这里发展生产，创造文化。后来，由于发生世纪性大洪水，希幕遮的三十一世孙笃慕带领部族就近迁往堂狼山，主持了彝族历史上著名的“六租分支”。千百年来，彝族从堂狼山中走出，分布于西南诸省，并走向全国、全世界，创造了“中国西部千里大峡谷”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灿烂的彝族发祥文化。 孙世祥《神史》等巧家文艺是“中国西部千里大峡谷”文化的重要部分。“昭通作家群”是中国唯一以地区命名的由一群文学创作者组成的群体，“中国西部千里大峡谷”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巧家堂狼山主峰药山下的孙世祥创作的长篇小说《神史》，是巧家文学艺术的重要代表，也是“昭通作家群”作品中极为重要的文本，同时也是“中国西部千里大峡谷”文化的重要部分。
有评论者认为，《神史》符合J.W. Deforest 给伟大的美国小说下的“一个描述美国生活的长篇小说，它的描绘如此广阔、真实、并富有同情心，使得每一个有感情、有文化的美国人都不得不承认它似乎再现了自己所知道的某些东西”的定义标准，是一部“描述中国生活的长篇小说，它的描绘如此广阔、真实、并富有同情心，使得每一个有感情、有文化的中国人都不得不承认它似乎再现了自己所知道的某些东西”的伟大的中国小说。该书像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分别代表了某个领域的生活的最高成就的《金瓶梅》、《红楼梦》、《儒林外史》等书，是上世纪70年代初至90年代初巧家堂狼山社会生活的真实再现，是重要的青年励志书、汉语教育的经典读本和百科全书式的滇东北社会风俗画卷。
《神史》于2007年获云南省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入选奖，北京汉语研究所把第六届“汉语贡献奖” 授予其作者孙世祥，“祝贺他以刚强勇猛的意志重构了汉语的疆界”。2008年列为云南省专家推荐的“茅盾文学奖”参评作品。《神史》和渊源于商周时期的方相氏驱傩活动于汉代与每年元宵灯节的“百戏”活动结合后，渐渐发展成数千年来汉民族娱神娱人歌舞剧“中国花灯”，其活化石发拉花灯等巧家文学艺术，成为“中国西部千里大峡谷”文化的重要部分。
总之，以堂琅矿冶文化、彝族发祥文化、民族民间文化、文学艺术等为核心的巧家堂琅文化，是滇东北文化的主要内涵，是“中国西部千里大峡谷”的文化之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