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前期的
新文化运动是伟大的思想解放与民主和科学的洗礼,其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促进中国人的觉醒，是中国历史上又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对五四运动爆发起了思想宣传动员作用，但新文化运动由于历史的原因，不可避免带有一定的局限性。
（一）、范围小。只是在知识分子中间发起的运动，没有发动群众及广大的工农阶级。1917年1月，
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力求贯彻他的学术上兼容并蓄、百家争鸣的思想，使北大成为思想解放的学术重镇。于是，蔡元培请
陈独秀为文科学长，还聘请了胡适、
李大钊等不少有新思想的学者来校任教。陈独秀就职北京大学后，也将
《新青年》杂志迁至北大，陈独秀、胡适、李大钊、
鲁迅、钱玄同、刘半农等成为了该杂志的编辑和主要撰稿人，这一方面使得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的主要阵地，另一方面，对青年人产生了巨大影响，使青年知识分子成为了运动的主要力量，而没有深入群众和广大工人阶级，以至于在五四运动初期的领导阶级任然局限于青年知识分子，没能为广大群众及工人阶级所知。
（二）、过于偏激。这次运动的发起者们彻底的批判了孔孟思想，把孔孟思想一棒子打死了。没有认识到孔孟思想的优点，否认了事物两面性。新文化运动高举明主和科学两大旗帜，以进化论和人性解放为武器，猛烈抨击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中心的封建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提倡新思想和新道德，提倡白话文和文学革命，推崇民主与科学。即是如此，不对传统伦理、
价值观念进行批判，新的民主与科学观念就难以立足。因此，陈独秀认为，儒、道、佛三大“学说之为害”，是与“专制君主之流毒”与“统一之为害”共同造成国民“根性薄弱”的三个祸源。针对
袁世凯时代制定的《中华民国约法》中尊崇孔教的条文，陈独秀认为“非独不能以孔教为国教，定入未来之宪法，且因毁全国已有孔庙而罢其祀。”这实际上是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而后来易白沙、吴虞等人也纷纷对孔学进行了批判。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们没有揭示孔学的社会根源并，提倡的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并不能成为改造社会的有效思想武器。
（三）、新文化运动的目标定位不对。发动新文化运动的人们，把实行民主政治，建立资本主义社会定为目标。但后期社会的发展事实证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行不通。
实际上初期的新文化运动，实质上仍是先前的“资产阶级新文化”斗争的继续和发展。这场
启蒙运动依然属于旧民主主义革命范畴，倡导者们还是从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武库中提取兵器，但却表现出较之他们前辈更为猛烈和彻底的战斗精神，在一定程度上喊出了反对封建思想和封建社会制度的口号。初期的新文化运动是民主主义的启蒙运动，实质上还没有超越资产阶级的“新学”的范畴。但运动的倡导者表现出较之他们的前辈更为彻底得多的反对封建精神，因而使其运动具有了空前的深度和广度，沉重地打击了旧思想、旧文化，加速了封建主义精神堡垒的瓦解。同时，这种“补课”决不仅仅是“继往”或“承先”，从而完成民主革命先行者的未尽之业;它在某种意义上还具有“开来”、“启后”的作用：只有彻底砸碎封建主义的精神侄桔，猛烈鞭挞愚昧和迷信，广泛传播民主和科学的观念，才会造成革命精神的昂扬和信仰科学、追求真理的热潮，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新文化运动有其历史的局限，对传统文化缺乏科学的分析，往往有悖于实事求是的准则，并且不可避免地带来消极的作用。但新文化运动的伟大历史功绩，无疑是不可磨灭的。它开启了国人的心智，使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旗帜在中华大地高高飘扬，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划时代的伟大启蒙运动一一是对它的确切的、科学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