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乎上的两个答案，观点不尽相同，供参考
万历最为人诟病的有两大事件，第一件是所谓的“万历怠政”，第二件就是矿税。但这两大罪状，都有些问题。
问题在于，“怠政”事实上是万历不上朝，但是他认为该办的事情还是照办。“万历三大征”，全部在他不上朝（怠政）之后开打，还全部打赢了。并不是所有的奏章他都不批，很多言官的奏章他应该是按王锡爵的建议，当做“禽鸟之音”而“一概留中”了。——想想也知道，如果怠政等于不办公，哪能撑好几十年。下面就是个例子。
“疏入久，阁忽于除夕得旨，税留东省饷兵，此不罢之罢，庙号所以称神也”。《三朝辽事实录》
至于征收矿税，一方面有万历没法从国库拿钱奢侈，更多的源起于单靠农业税已经不敷支撑国家的需要。当时的文官夸大了矿税的危害，言之凿凿，称矿税使得民生凋敝，经济萧条。而事实上，对万历朝的繁华多有描写，不仅是诗词：
“万历盛时，（盐商）资本在广凌不啻三千万两，每年子息可生九百万两，只以百万输帑。”宋应星《野议·盐政论》
更重要的一点是，万历收上来归到内帑的这些私房钱，最后相当部分还是拨给了国库，诸如重修三大殿，当三大征军费，以及赈灾。这延续下来几乎都成了朝臣的习惯，国库不够了，就是请旨找皇帝要钱。到最后李自成打进了北京，在崇祯的内廷都没搜出什么，倒是在群臣府里刮出一堆。这比起后来崇祯废了天下矿税，改派三饷，加剧民变，要高明得多了。
盖上仁孝圣神，逈绝千古，享国愈久，圣德弥隆，无挽近综核之烦，而自臻治古几康之理。海内沐浴玄化几五十年，国祚灵长，永永无极，所培毓远矣。先是因秉轴者惩操切之过，不无稍剂以宽大，而上明习政事，乾纲独揽，予夺进退，莫可测识。晚颇厌言官章奏，概置不报，然每遇大事，未尝不折衷群议，归之圣裁。中外振耸，四封宴如，虽以忧勤之主极意治平而不得者，上独以深居静摄得之，周之成康，汉之文景，未足况也。至慈护先考，终始无间，尤非草野所得窥，而为尧为舜之旨，更谆谆以期。……庙号曰神，殆真如神云。《神宗实录》
以上文字来源于神宗实录，自然不乏有吹捧的嫌疑，但大概也代表明朝官方对于万历的认定。最后说他的庙号“神宗”，“神”在谥法里是非常崇高的一个谥号了，差不多应该和“圣”并论。
我个人认为，对于这么个皇帝，说明朝亡于万历，还是有点不公平的。明朝和清朝不同，并没有被西欧国家后来者居上而没有与时俱进的问题。实在只能说他的后代不争气，做个假设，如果汉武死去不久，大汉就灭亡了，有没有人会因为他的穷兵黩武，来一句汉亡于武帝？
大明最终亡于流寇之手，而流寇在万历天启均还能镇压，独独到了崇祯便压制不能，这其中固然有天灾的原因，但更多的只怕还是崇祯为政和决策操切，处置不当，否则不至于亡国那么快：好不容易把民变镇压得差不多了，李自成落单，张献忠投降中，他就把部队调出关外，意图解决满清，一次解决两大问题，结果民变再起，洪承畴兵败松山，精锐损失殆尽，钱粮也在这场持久战中大为消耗；孙传庭守关中，是崇祯松山之后“只此一副家当”，非急着让他出关打李自成，果然打光了。
崇祯表示文臣人人可杀，他自己砍的武将倒也不少，包括在《明朝那些事儿》中大放异彩的祖宽；卢象升和孙传庭基本上算是他逼死的——都是被他逼着在不利情势下不得已出战，然后战死。
回头来看明亡于万历，这句话应该有两个来源：
清高宗题长陵神功圣德碑：“明之亡非亡于流寇，而亡于神宗之荒唐”。
故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明史·神宗本纪》）
嘉庆皇帝也说过类似的话。
“明之亡，不亡于崇祯之失德，而亡于万历之怠惰。”（《清仁宗实录》嘉庆九年三月壬寅）
综合清修明史对于明朝后几位皇帝一贯抹黑的态度，只能说这句清朝的盖棺论定也比较可疑，虽然动机不明。
明亡始于什么不清楚，但是根据一些材料来看，明亡是很多因素一起作用的结果。
1，政府控制力的下降，这个是从洪武末年开始就出现的，朱元璋在明初建立的极端理想和高效的统治模式本来控制力可以直接打到里这一级，但是到了明中期就只能到达县一级了，这其中原因比较复杂，但总体上其实和现在社会主义差不多，想法很好……
2，天灾…… 这个可以去搜索明清宇宙期，我也只是看过相关的结论，具体的论证没有很在意
以上两条是比较基础的原因吧，然后这就牵扯出下两个原因。
1，政令不行。这个当然涉及腐败问题，但是稍微和政府打过交道的恐怕都只到，在中国，地方政府不腐败根本没办法办成事情，这个不是说体制或者文化一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大概就相当于，中央政府给地方的钱根本办不成事，但是又要地方办很多事情，地方只好自己想办法，但是这办法一出来，自然就……
2，苛捐杂税。这个和上面那个差不多的原因，有兴趣的去读《明史.食货志》讲的非常清楚。
然后当然就是比较直接的原因。
起义与清军入关，这些基本上都属于必然趋势下的随机事件，没啥分析的必要。
至于始于万历不过是一种说辞而已，其实到了万历年，就算皇帝天天临朝，对于整体局势也不会改变什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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