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九个月后，万历十一年三月，神宗下诏取消张居正“上柱国、太师”的封号，接着又下诏剥夺“文忠”的谥号。这还不够，一年以后，万历十二年四月，神宗下诏查抄张居正的家产，将他的儿子发配充军。 在明朝，按法律规定，抄家的罪状有三条：“一谋反，二叛逆，三奸党。”张居正究竟属于哪一条呢? 按照
明神宗当时公布的罪状，“诬蔑亲藩”、“钳制言官”、“专权乱政”、“谋国不忠”，即使这些罪状都成立，也罪不至抄家呀!“文忠”是神宗皇帝赐的，“抄家”令也是神宗发布的，在张居正的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以至于使一向敬他如师长的神宗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对他的态度发生了如此戏剧性的转变? 阴结太监： 联合冯保挤走高拱 张居正，字叔大，号太岳，出生于湖广江陵(今湖北荆州)，祖上并无太显赫的人。但他小时就显得异常聪颖，五岁入学，十岁就通六经，有“神童”之称。十三岁曾作
《咏竹》诗：“绿遍潇湘外，疏林玉露寒；凤毛丛劲节，只上尽头竿。”显示了他非凡的志向。嘉靖二十六年，张居正成为进士，入选翰林院庶吉士，从此步入了政治生涯。 明朝的专制制度是以往任何一个王朝无法比拟的，
明太祖朱元璋这位“游方僧”出身的皇帝，对权力有着过分的偏执，炮制了胡惟庸案，废除了宰相，将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在皇帝一人手中，事无巨细，均由皇帝一人说了算，再也不用受相权的节制了。但是由于政务过于繁重，又不得不设内阁作为皇帝的秘书机构，作为顾问。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使得后期的皇帝虽握有权柄，却懒得打理政事。 明中叶后，皇帝不上朝，几乎成了家常便饭。
明世宗由于不满朝臣的“大礼议”，干脆待在内宫，求仙炼道，三十年不理朝政。随后的穆宗，更是极少审批公文，遇着朝廷大事，听任群臣争议，当时竟有人误以为他是哑巴。皇帝长期不理政事，权力自然就落到内阁大臣身上了，谁任首辅，谁就能主政。 嘉靖、隆庆之际，对于首辅的争夺，可以说是充满了刀光剑影，内阁首辅的任免像走马灯一样，徐阶推倒了严嵩，李春芳取代了徐阶，高拱又击败了李春芳。这一切张居正都看在眼里，对于朝政的纷乱，他曾给穆宗上《陈六事疏》，主张“省议论，振纪纲，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此时他才刚刚入阁，只是裕王府的一个讲师，空有一腔济世之心，却无法实施。 隆庆六年(1572)，意外的机遇降临了，明穆宗病故，遗诏任命高拱、张居正、高仪三名内阁辅臣与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同为顾命大臣，共同辅佐年幼的小皇帝。高拱此人自视甚高，为人骄横，对冯保身为掌印太监(掌管皇帝批阅文件及用印的大权)同时兼督东厂的权力极为不满，希望将这些大权夺还内阁。于是，高拱联合阁臣，设计驱逐冯保。张居正权衡利弊以后，表面附和高拱，暗地里却与冯保结盟，一手策划了推倒高拱的计划。冯保借高拱曾说“十岁天子如何治天下”，在太后、小皇帝面前挑拨，这当然令龙颜不悦。 六月十六日，冯保宣读圣旨，称高拱“揽权擅政，夺威福自专”，令高拱回籍闲住。高拱从未想过会有这样的结局，被挤走的竟是自己。今天有可能大权在握，明天也许就要致仕回家，这就是政治，谁也无法预料明天究竟会怎样!高拱还乡，高仪病死，三位顾命阁臣，一逐一死，张居正理所当然地成为内阁首辅，这权力委实来得不易。然而也就是从张居正任首辅的那一刻，就留下了为人诟病的口实，即阴结太监。 一展抱负： 铁腕治国毫不妥协 经过这次政变，张居正终于手握权柄，可以一展抱负了。他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首先是政治改革，严考成，核名实。对于改革的成效，清代历史学家张廷玉评论说：“自是，一切不敢饰非，政体为肃。”自此以后，各级官员职责分明，不敢玩忽职守，重新出现强有力的政府机制。 随着政治改革的顺利进行，张居正接着又进行经济改革。嘉靖末年国家粮仓的储备还不够一年用的，隆庆时更是财政空虚，入不敷出。但是改革后，国库充盈，积银达四百万两，粮食的储备十年都用不完。
《明通鉴》盛赞：“是时，帑藏充盈，国最完备。” 伴随着改革的进行，张居正的权势日益炽盛。然而改革势必触动到豪强权贵。这些权贵因循守旧，不愿有半点更新，所以改革非常困难，必须有坚强的意志，铁腕的手段，甚至独断专行，才能破除积习。张居正正是具有过人的胆略和勇气，加上皇帝和太后的支持，以及与冯保的权力联盟，才使得改革一步步推进，反对者统统被严厉打压下去，没有像王安石变法那样几起几落。张居正过于严厉，操之过急，必然遭来许多非议。时人指责他“时政苛猛”、“刚鸷”。也有人为他辩解说，在因循守旧、积重难返的社会风气中，如果没有这样果敢而又凌厉的魄力，改革将会寸步难行。 身为帝师言行不一 明神宗备受压抑 明神宗从小生活在裕王府，自出生后就备受冷落，与母亲相依为命。穆宗去世后，十岁的明神宗登上皇位，年幼的他尚需要有人辅佐，母亲慈圣太后一直教导要听从先生张居正的话，神宗都一一遵照执行。 张居正是一位严师，在教育皇帝上尽职尽责，为皇帝讲《大学》、《尚书》，又专门讲解
《帝鉴图说》。鉴于前朝皇帝在生活上的奢侈糜烂，张居正屡屡教导小皇帝，宫中一切用度、服饰、赏赐、布施都要节省。明神宗对于这位老师，十分亲近和尊崇，天冷的时候，赐“先生”坐垫，天热的时候，为“先生”擦汗。 万历六年(1578)，皇帝结婚后，他的母亲李太后就不再跟他住在一起了，神宗的生活稍微自由了一点，但张居正的约束依然存在，动不动就要求皇帝以古圣贤为榜样，遵循祖制，效法祖宗勤政爱民。由于张居正对神宗生活节用的严格控制，其严厉程度有时几乎不近人情，使得明神宗在早年偶尔要赏赐宫中下人都要登记在账上以后再兑现。 万历七年(1579)，皇帝命内阁拟旨晋封自己的岳父王伟为永年伯，两年后又命令内阁拟旨将王伟的弟弟、儿子晋封爵位，要求世袭。张居正引用祖宗对外戚封爵的先例，在外戚官职世袭待遇上坚持不能破例，这当然使皇帝非常不快。张居正不仅得罪了皇帝，也得罪了整个皇家外戚集团，这必然会付出惨重的代价。如果说神宗早些时在张居正面前还是个孩子的话，那么随着他一天天长大，这种长时间受压抑的逆反心理也会一天天膨胀，直至张居正突然去世后，便会老账新账一起算。 如果张居正和他的同僚们能做到以身作则，或许明神宗还可网开一面。然而，在明神宗的教育上，他们只对其言传却无法做到身教。张居正时刻教导皇帝要熟知四书五经和先贤圣人的为政之道，效法祖宗，善于纳谏，要以天下为重，节俭财用，让年幼的明神宗克勤克俭。但张居正本人却手握权柄，把持朝政，打击异己，受贿敛财。据说，他为得到冯保的支持，送冯保厚礼，有名琴七张、夜明珠九颗、珍珠帘五副、金三万两、银二十万两，其他珍玩不计。张居正月俸才八十七石米，收入微薄，这样的厚礼从何而来？ 万历八年扈从皇上祭拜祖陵后，看着长大的皇帝，张居正也开始考虑上疏乞休了。在此前，夏言、严嵩、徐阶、高拱，凡是置高位揽大权的，都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或被处死，或者儿子被杀，即使幸而不死，也常有遭遇灾祸的危险。张居正当然深知这种形势，如今任首辅八九年，新政已经步入正常的轨道，神宗也已经十八岁了，张居正觉得自己该放手了。 但是太后对神宗说：“等你到了三十岁时，再商量吧!”也就是还需要再等十二年，神宗才能真正掌握权柄，这势必造成神宗对张居正的抵触。 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虽然内阁的权力不断上升，但依然只是皇帝赋予的，二者一旦发生冲突，阁权在皇权面前是不堪一击的。明神宗登皇位之前，只是深养在裕王府的小皇子，还没意识到他所拥有的权力有多大。登上皇位后，母亲的严厉管教和张居正等的严格儒家教育，都使他的个性受到了极端的压制。但随着张居正的逝世，早年备受压制的皇权在失去节制后，迅速膨胀起来。皇帝的权威竟是如此大，而自己竟然被张居正压抑了这么久，神宗的复杂心理也就可想而知。 死后清算： 明神宗下旨抄家 万历十年六月二十日，张居正病逝，享年五十八岁。谥号为“文忠”。 张居正一死，反张的浪潮就出现了。首先曾由张居正举荐的潘晟准备入阁，但是弹劾的奏疏接二连三不断，潘晟不得已只好在赴京的途中上疏辞职。这是第一个信号。司礼监冯保失去了张居正这个有力的联盟，很快也受到了攻击。 御史李植直疏冯保十二大罪，司礼监太监张诚、张鲸也在神宗面前攻击冯保，说冯保家资富饶，胜过皇上。本来就爱财的皇帝，一听此言，立即逮捕了冯保，同年十二月，念在“大伴”多年尽心侍奉的情分上，给予宽大处理，让他到南京去赋闲养老。从冯保家里查抄了金银一百万，珠宝无数。年已二十岁的明神宗，找到了抄家得财的门路。 冯保临去的时候，慈圣太后还不十分清楚，她问神宗为什么。神宗说：“没有什么，只是老奴受了张居正的蛊惑，不久自会召回的。”此时的慈圣太后还不知道，神宗已不再是那个乖巧听话的孩子了。 张居正新政时的政令，也在逐步取消。官员不得任意乘驿的禁例取消了；考成法取消了；外戚封爵不得世袭，现在一概可世袭了。明神宗尝到了亲握权力的滋味，再也不用受节制了，可以随心所欲了。与此同时，明神宗又将张居正执政时受到处分的官员吴中行、赵用贤、艾穆、沈思孝、邹元标等尽数起复重用。 于是弹劾张居正的奏疏纷至沓来，有奏疏质疑张居正的两个儿子蝉联状元、榜眼，是否暗通关节等。随后云南道御史羊可立的弹劾奏疏把调子提高了许多，无中生有地说：“已故大学士张居正隐占废辽府第田土，乞严行查勘。” 所谓“废辽”是指早已被罢废的辽王，说张居正霸占辽王府第的财产，是可以导致抄家的罪行，用心是十分险恶的。此论一出，久欲伺机翻案的辽王家属以为时机已到，已故辽王的次妃王氏趁机向神宗上疏，说“金宝万计，都入了张居正的府第”。素有敛财癖好的神宗以为抓住了张居正的把柄，立即下令司礼监太监张诚与刑部右侍郎等前往江陵查抄张府。 这显然与明神宗的心态有关。张居正在世时，神宗对他又敬又怕，不能为所欲为，当这座“大山”倒塌后，神宗便会有一种“解脱”的感觉，开始向张居正进行“清算”。万历十一年，神宗下旨褫夺张居正的所有爵职，并进行抄家。 都察院等衙门遵旨呈上给张居正定罪的奏疏，神宗亲笔写下了这样的结论：“张居正诬蔑亲藩，侵占王坟府第，钳制言官，蔽塞朕聪……专权乱政，罔上负恩，谋国不忠，本当断棺戮尸，念效劳有年，姑免尽法追论。伊属张居易、张嗣修、张顺、张书都着永戍烟瘴地面，永远充军。你都察院还将居正罪状榜示各省直地方知道。” 在神宗眼里，原先缔造新政的功臣，一下子变成“专权乱政”之徒，没有断棺戮尸已经算是从宽发落了，他的兄弟、儿子等人却必须以永远充军来抵偿。这恐怕是张居正生前未曾料到的。 司礼监太监张诚等人主持的抄家，把皇帝翻脸不认人的冷酷无情实施到了极致；他们还没有赶到江陵，荆州府、江陵县的地方官亲自到张府封门，张宅的子女仆人躲到空屋里，不敢出来，饿死十余人。查抄家产更是锱铢必究，共计抄出黄金万余两，白银十余万两，与他们设想的相差甚远。于是便重行拷问，穷迫硬索。张居正的二子懋修经不起拷掠，屈打成招，投井不死，绝食又不死，侥幸活下来了。长子张敬修(原任礼部主事) 实在受不了如此折磨自缢身亡，临终前留下一份血书，真实地记录了张府遭受抄家浩劫的惨状。 天启二年，明熹宗朱由校给张居正平反，给予祭葬礼仪，张府房产没有变卖的一并发还。崇祯二年明思宗朱由检给还张居正后人官荫与诰命。 时人评论道：当明王朝行将衰亡之时，皇帝“抚髀思江陵，而后知，得庸相百，不若得救时相一也”。人们有感于此，在江陵张居正故宅题诗抒怀，其中有两句这样写道：恩怨尽时方论定，封疆危日见才难。 明朝宰辅一百七十余人，有谁能像张居正那样受到人们的关注？崇祯年间的苏汝良说：“几人相业似江陵？”清初蔡瞻岷干脆说：“明只一相，张居正是也。”在他身后迄于明亡的六十多年中，各种社会矛盾急剧地发展，一发不可收拾，再也没有一人能够力挽狂澜。 明朝的灭亡，与其说始之于崇祯王朝，倒不如说是始之于万历王朝。正是由于明神宗在张居正去世后，废止了他所推行的富国强兵的治国方略，才导致明朝的衰败，直至灭亡。而演绎这个悲剧者，正是明神宗。 （摘自冯玉荣编著《明十五疑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