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3-10-09
泰戈尔见到甘地的时候，泰戈尔说：“你们不要毁灭艺术。”甘地说：“艺术不要毁灭我们。” 泰戈尔与甘地的对话，为我们提出了一个千古难解的话题。自从艺术产生以来，人们就在思考着这个问题：艺术家特别是文学家跟政治家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其实，泰戈尔是幸运的，他见到的不是秦始皇、朱元璋，也不是康乾大帝，而中国的文人呢？几千年来，中国文人的命运又如何？事实证明，自从“文以载道”成为文学正统以后，中国的政治家是十分“关照”文人的，“焚书坑儒”和“文字狱”都是专门为文人而设。而当“焚书坑儒”和“文字狱”成为一种传统时，中国文人的命运便悲惨起来，于是便有了隐士、异端和所谓的帮闲。三种文人中，帮闲文人选择了投降，隐士选择了逃亡，而异端则选择了反抗。然而，有了反抗便有了屠杀。作家李国文说过：“文人越位的结果，无非两道，一是春秋战国屈原跳进汨罗江的自杀，一是秦始皇‘焚书坑儒’式的坑杀。”在这两种非正常死亡方式中，自杀是有骨气的文人在抗争无望时选择的一种解脱方式，以屈原为始，途经李贽，文革时像老舍、邓拓、傅雷这样的文人，也踏上了自杀这条不归之路。然而，自杀并不是中国文人非正常死亡的主要因素，政治家‘焚书坑儒’式的他杀，才是文人悲惨命运的主要因素。回想中国的二千年历史中，有多少文人为捍卫自己的独立人格而被政治家所虐杀。秦始皇焚书坑儒、汉灵帝发动党锢之祸、司马昭杀名士、朱元璋专杀读书人、康乾发动文字狱等等这些罪行累累的惨剧，手无寸铁的文人怎么逃得过呢？一批又一批很有才华的文人就这样地从历史的天空中消失了，到底是什么原因使这些本来可以在文坛上叱咤风云的人物遭遇那么悲惨的命运呢？原因很多，“文以载道”是其中一个。中国的文人向来有关注社会现实的传统，所谓“学而优则士”，读书是为了做官，是为了建功立业。那时，文人由于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做官是他们的唯一出路。所以中国历史很自然地出现了文学与政治不分，文学依附于政治的现象。曾经有一位伟人就说过：“中国的文人与政治家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关系。”然而，文艺毕竟跟政治是有歧途的，当有些文人看清了政治的黑暗现实后，中国的文人分化成了两派。一派选择了逃离甚至批判政治；一派选择了贪恋功名，依权附势。魏晋时“竹林七贤”的分化便是个典例，他们曾经携手逍遥于林间濮上，诗酒酣畅，琴啸相谐，傲睨世俗，过着非常诗意化的生活。但在人生抉择的十字路口前，他们最终选择了分道扬镳——刚肠疾恶的嵇康走上了誓不与司马氏合作的抗争之路；抑郁苦闷的阮籍走上了口不臧否人物，纵酒自痹的无奈之路；而贪恋功名的山涛、向秀则走上了飞黄腾达、平步青云的出仕之路。竹林七贤的异途，宛如历史长河中的一盏启航灯，昭示着千古文人的命运。像嵇康这样狂放不羁、性直刚毅的文人，最终是逃不脱被屠戮命运的；而那些为贪恋功名而失去文人气节，甚至是狼狈为奸做帮闲的文人呢？他们同样也逃不脱悲惨的命运，何晏、潘岳、陆机的被戮就是此类文人下场的印征。
中国的政治家们向来是很重视文艺的作用了。他们中虽然没有多少人真正看得起文人（像刘邦、朱元璋这些人都视文人如草芥），但他们却很重视文人的装点门面和思想传道作用，所以，他们手下通常都有一大批效犬马之劳的帮闲文人，来为他们的愚民政策进行巧妙的宣传。使人们以为，“道”既是“道”，统治者的“道”。不载他们的“道”，便不是载道，要自取灭亡的。当大部分人都在载同一个“道”时，载其它“道”或者不载“道”的便成了异端。关于异端，鲁迅先生曾经有过精彩的描述：“异端大抵有点个人自大的，他们的个性正如，觉得自己思想见识高出庸众之上，又为庸众所不懂，所以愤世嫉俗，渐渐变成厌世家，或是“国民之敌”……但一切新思想，多从他们出来，政治上宗教上道德上的改革。也从他们发端。所以多有这“个人的自大”国民，真是多福气！多幸运！”但在中国这样一个讲究真理的大多数的国度，是向来就没有善待异端的传统。于是，中国少数真正掌握真理的异端，便随之成为了政治家们找着借口残酷迫害的对象。
然而，中国却仍然诞生了一批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的异端，也是这些异端，给本来呆板无彩的中国历史注上了一丝活力。他们是时代的背叛者，是未来的先驱者；是最具有思辨色彩的思考者，但最终却得不到固守旧道的大多数的认可，于是，他们变成了疯子和酒鬼。他们只能够生长在思想没有凝固的社会里，例如魏晋、晚明。在魏晋、晚明这样的传统礼教破坏无遗的时代里，诞生了一大批蔑视传统、热爱自由的异端文人。例如母丧仍吃肉，能啸善琴的阮籍；“非汤武而薄周孔”，酷爱打铁的嵇康；“以天地为房屋，以房屋为衣服”，爱酒如命的刘伶；还有那个非圣无法，以异端自居的李贽。在这些人中，最能体现叛逆思想的要数嵇康了。嵇康虽然是曹家的亲女婿，但他从没有想过要登上仕途，飞黄腾达。他本来向往手挥五弦、对酒放歌的生活，然而，他那刚肠疾恶，轻肆直言的性格，却使他走上了反抗黑暗的不归之路。他看透了官场的黑暗，不与司马集团合作，他甚至写下了《与山巨源绝交书》跟荐他做官的好朋友山涛绝交。他说话的风格，更是口无遮拦，桀骜不逊，即无阮籍的隐约其辞，又无山涛的平稳老练，一派天真单纯的话语。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最有文人骨气的异端，最终还是被杀了。杀他的当时的大政治家司马昭，以及那个见到魏文帝汗不敢出的鼠辈帮闲钟会。在公元二二六年夏天的一个日子里，中国文化史上最具文人骨气的嵇康，跟着他的《广陵散》所发出的乐音，一齐在天空中烟消云散了。从此以后，政治家跟帮闲文人勾结起来，一起迫害正直的文人的传统便正式发扬开来了。
之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政治家要杀死一个文人其实是很容易的，他们可以随时找一个理由将一个无辜的文人给害死。嵇康的被杀，其理由仅仅是因为他是“不孝者的同党”；李贽的被抓，其理由是“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然而“敢倡乱道，惑世诬民”是对统治者来说的，他所说的道是他们的道，不倡他们的道，就是乱道。这种罪由就像所谓的“反革命”“叛国”等罪由一样，是一种道理。自古以来，政治家们都在用这些冠冕堂皇的罪行来杀戮那些不满于现实的人们，包括文人。然而，帝王之所以杀文人，还有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那就是文人相轻。李国文说过：“古往今来的文字狱，杀文人者必为帝王，但操刀者，则常是文人同行。”回想几千年来，多少正直的天才文人死于利用权力的帮闲文人之手。钟会之所以进谗言劝司马昭杀嵇康，文人间妒忌心理未免不是原因。嵇康那吟诗善琴，巧书能画的才华横溢是钟会学不来，钟会当初带着一群能士，打着大排场去拜他羡慕的嵇康，谁知嵇康仍然扬锤不断，继续打铁旁若无人，久久不跟钟会说话，直到钟会觉得没面子要离去时，嵇康问：“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说：“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从此，钟会便由仰慕变成了嫉妒，最终至于献谗言，害死嵇康。
嵇康等一批文人志士的惨死说明了，在中国要做个有骨气的文人是很难的，因为这种类型的文艺家，大抵都是直陈丑恶，不满于现实的。这正揭触到了处于统治地位的政治家的痛处。政治家是要维持现状，满足于现实的，所以，那些不见的人的东西大概是要掩饰起来不让别人知道，而长舌的文艺家却是喜欢揭人老底。于是他们便成了政治家的眼中钉，命运自然不好。然而，到了下一个比先前先进的朝代，这种文艺家的命运便好了吗？事实并不见得，鲁迅便说过：“从前文艺家的话，政治革命家原是赞同过；直到革命成功，政治家把从前所反对那些人用过的老法子重新采用起来，在文艺家仍不满意，又非被排扎出去不可，或是割掉他的头。”原来所有在位的政治家都一样，都是要维持现状，所以不满足于现实，讲良心的文艺家总是逃不脱被屠戮的命运。
跟做有良心的文人一样，做狗一样的帮闲文人也是很难的。秦朝的李斯，在秦始皇当权的时候，官至丞相，于文坛也是独居鳌头，占尽风流。因为所有文人中除了他外，其他的都让秦始皇给坑死了。然而，到了秦始皇撒手西去，赵高指鹿为马的时候，李斯终于失去了权势的荫护，终至于被腰斩于咸阳，落个悲惨的下场。李斯的被戮，大概还有点政治勾心斗角的因。因为他并不算是个纯文学家，他还是个政治家。而到了文革的时候，则出现了一大批专搞文学的文痞。文痞这个词按余秋雨的说法，就是经常地运用文化手段对大量无辜者进行故意的深度伤害的文化流氓。文革时，四人帮手下的御用写作班子“梁效”“石一歌”就是这样的一群文化流氓。他们利用手中被给予的权力，对手无寸铁的无辜者进行随心所欲的迫害。他们的作文风格也属于见到主人就摆尾，见到路人便狂吠的狗一类。然而，等到四人帮倒台之后，他们还有在文坛立足的余地吗？答案是否定的，只有一个词才能形容他们的窘态——作鸟兽散。
中国文艺最大的悲哀，就是文艺总逃不了做政治附庸品的命运。历史用事实向我们证实：中国文人从形成的那天起，就很难脱离政治家而存在。作为时代的神经，他们能够敏锐地感受，却不能有效反馈；作为社会的喉舌，他们只能歌功颂德，却不能摇旗呐喊；作为历史的先知，他们连作出判断的权利都没有。在这种政治高压的环境下，我们究竟有多少文人能够独立思考，不违心地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说话呢？想到这里，我倒记起北大的教授钱理群先生的座右铭来——不做权势的帮忙和帮闲；不做金钱的帮忙和帮闲；不做大众的帮忙和帮闲。这正是中国当代文人最其缺乏的品质。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