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都城便是一个朝代，一个国家的核心。它代表着一个国家或朝代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的最高水平，体现着其最高实力。因此，都城的选择便成为了最重要的决策。
一个城市一旦成为了某个朝代的都城，就意味着它能获得整个国家的全力支持发展，其进步水平定是全国最高的。同时，所选定的这个都城本身就应该在经济、军事、外交或文化等某几方面具有突出作用，综合考量之下才能被选定。因此，城市的兴衰与都城的选定二者作用应该是相辅相成的。
在70年前，国学大师钱穆曾提出中国应该迁都西北，因为“中国外患在北不在南”，“中国新首都必须向北迁移，尤应西北重于东北，中心重于偏隅大陆重于海疆”。如今钱穆在70年前的很多推测都已经纷纷成为现实，我们如今再回过头重新审视一下他的观点，相信对于我们的思想也是大有益处的。
对于迁都西北的理由
钱穆作为一个江南人，却提出要迁都至西北，自是有他的考量。这是完全与私心无关，单纯从中国日后发展的角度进行考量的。虽然最后并没有听取钱穆的意见，但是我们回溯他的观点，可以发现他的提议是有一定的道理并且有一定的可行性的。
钱穆早在70年前就已经提出，纵观中国历史，中国的南方和北方的局势倒转，江南地区无论是经济、人物还是资源都是最为丰富的，加上水路通达的地理位置的优势，江南地区发展程度是全中国最高的。而最近的一个世纪里，浙闽两粤等地区的发展水平也逐步提高，甚至直逼江南地区。
如果中国不能将精力分到中国北方的发展的话，势必会导致中国成为干枯半痹的国家，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的发展，都会极度的不平衡，对于国家日后的发展不利。
而从军事角度考虑，中国若是要想预防外国的攻击，也应该先从北方着手。因为这个地方的经济、军事实力是整个中国最为薄弱的，很容易就能撕开一个口子，直捣黄龙，里应外合将中国歼灭。所以无论出于什么角度考虑，都应该将都城迁至北方。
自古以来都城位置的选定
钱穆认为，自古以来都城位置的变迁是有一定规可循的。这种规律在一定程度上对现代的中国也是有借鉴意义的。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的都城位置呈现出自南向北的移动趋势，并且由中南部地区逐步向黄河北部移动。
原始社会中，人们活动的中心一定是临近河流的。无论是夏商周还是更之前的原始社会，社会的文明一定是在河域诞生的，主要包括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所以我们才说黄河是炎黄子孙的母亲河。
到了秦汉和魏晋南北朝时都城从河南、陕西向东移向江苏，靠近长江流域，这与当时南北朝纷杂的局势有一定关联。唐宋期间也大致与之前的趋势相同，元代后北京便成为了主要的政治中心。
我们若从中探求一下规律就不难发现，国家若是兴盛太平，即使改朝更代都城的位置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甚至是沿用同一个都城。而如果国家分崩离析，经历了较大的变革，或是经历战乱，都城的位置就会有比较大的改动。这也反映了都城位置的选择和当时军事等的考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选择西北的原因
我们对西北的印象应该是十分的荒凉、落后，甚至有些破败，无论如何也无法和我们印象中都城的富丽堂皇的繁荣景象联系在一起。可是为什么要选择西北呢？若是只是单单因为历史上都城的变迁规律是不是太过牵强了呢？原因当然没有这么简单。
我们从过去的都城变迁中可以看出来，历代都城的选择都是以原本已经十分发达的城市为主，但是这同时也会带来反向的思考，我们可不可以通过建立都城而反向带动都城的发展呢？
西北地区虽然本身并没有十分发达，但是一旦我们建立起都城，意味着我们势必要将西北发展成为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中心，就可以针对性的大量投入财力精力，从而使西北地区快速发展，这样就能很好地解决中国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回溯钱穆先生70年前的思想建构，我们不难从中看出伟大的前瞻性。当时的中国还处于战争的炮火之中，按照以往历史的规律本应该选择较为发达的城市建都使都城带动国家发展，可是钱穆先生却另辟蹊径，将眼光放到几十年后的世界局势之中，未雨绸缪，跳脱出了眼前狭隘的历史局面，提出更加合理的分配。
事实证明，直至今日，中国局势以及全国军事都呈现出钱穆先生当年所预料的情况，现在的中国西北地区仍然属于较为落后的地域，但是好在如今我们的祖国足够强大，有能力保护祖国的每一片疆土。
其实除了历史和军事方面的考量，钱穆先生还考虑到了文化方面的影响。虽然建立都城应该主要进行政治方面的考量，但是钱穆先生作为国学大师，还是想注重一下人文关系。
如果我们只是把目光放在那些发达城市，而忽略这些比较落后的城市，这势必会造成人才集中，有志之士纷纷投向城市的怀抱，最终导致的结果是发达的地方越来越发达，落后的城市越来越落后。事实上，这样的局面已经在当今中国可见一斑。
虽然最后中国的都城还是设立在北京，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钱穆先生的观念里提取到十分有用的地方，这也可以给我们带来新的思考。